詩人杜牧簡介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詩人杜牧吧，對杜牧理解多少呢？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詩人杜牧簡介，歡迎大家閱讀。
簡介
杜牧（公元803－約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漢族，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唐代詩人。杜牧人稱“小杜”，以別於杜甫。與李商隱並稱“小李杜”。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後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生平杜牧,字牧之。是宰相杜佑之孫，晚唐時期人。杜從鬱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進士，授宏文館校書郎。後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觀察使幕。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勳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最終官至中書舍人。晚唐傑出詩人，尤以七言絕句著稱。擅長文賦，其《阿房宮賦》為後世傳誦。杜牧寫下了不少軍事論文，還曾註釋《孫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傳世，為其外甥裴延翰所編，其中詩四卷。又有宋人補編的《樊川外集》和《樊川別集》各一卷。《全唐詩》收杜牧詩八卷。晚唐詩多柔靡，牧之以峻峭矯之。七絕尤有逸韻遠神，晚唐諸家讓渠獨步。 牧之有抱負，好言兵，以濟世之才自詡。工行、草書。《宣和書譜》雲：“牧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裡。”董其昌《容臺集》稱：“餘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杜）牧之亦名家也”，謂其書”大有六朝風韻”。傳世墨跡有《張好好詩》。著作甚富，主要著有《樊川文集》，《舊唐書》卷百四十七、《新唐書》卷百六十六皆有傳。《張好好詩》，行草墨跡，杜牧太和八年（834）所書，此時年32歲。帖為麻箋，縱28.2釐米，橫162釐米，46行，總322 字。從整幅詩卷中可以看出，其書法深得六朝人風韻。真跡現藏故宮博物院。此篇書法作品氣勢連綿，墨筆酣暢，因是詩稿，所以更得樸實無華之美。卷首尾有宋、元、明、清人的題簽、題跋印章。曾經宋直和分府、賈似道、明項子京張孝思、清梁清標、乾隆、嘉慶、宣統內府及張伯駒收藏。曾著錄於《宣和書譜》、《容臺集》、《平生壯觀》、《大觀錄》等。杜牧由於以詩稱著，故其書名為詩名所掩蓋。此書刻入《秋碧堂法帖》。延光室、日本《昭和法 帖大系》均有影印。
杜牧文學成就杜牧的文學創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詩、賦、古文都堪稱名家。他主張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對作品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有比較正確的理解。並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長處，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風貌。在詩歌創作上，杜牧與晚唐另一位傑出的詩人李商隱齊名，並稱“小李杜”。他的古體詩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筆力峭健。他的近體詩則以文詞清麗、情韻跌宕見長。七律《早雁》用比興託物的手法，對遭受回紇侵擾而流離失所的北方邊塞人民表示懷念，婉曲而有餘味。《九日齊山登高》卻是以豪放的筆調寫自己曠達的胸懷，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詩歌的總的趨向是藻繪綺密，杜牧受時代風氣影響，也有注重辭采的一面。這種重辭采的共同傾向和他個人“雄姿英發”的特色相結合，風華流美而又神韻疏朗，氣勢豪宕而又精緻婉約。
杜牧生平二
家世背景 杜牧生於世代官宦並很有文化傳統的家庭。杜牧的遠祖杜預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曾祖杜希望為玄宗時邊塞名將，愛好文學。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先後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學，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親杜從鬱官至駕部員外郎，早逝。 杜牧這樣形容自己家庭：“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餘，關心軍事，後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註解，也寫過許多策論諮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採用，大獲成功。 穆宗長慶二年（822），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於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26歲，進土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大和七年（833），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後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御史裡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遊。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徵為監察御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裡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於職務清閒，他四處憑弔古蹟，寫下了不少詩篇。開成二年（838），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武宗會昌二年（842），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並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後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
暮年 杜牧任司勳員外郎不到一年，就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准。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於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並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弔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後，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並且閒暇之時經常在這裡以文會友。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杜牧臨死之時，心知大限將至，自撰墓誌銘，但這篇短文寫得卻是平實無奇，絲毫不顯文豪手筆。據《新唐書》載，墓誌銘寫就，杜牧閉門在家，蒐羅生前文章，對火焚之，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或許，在外人看來，杜牧一生，俊朗豪健，而杜牧在強作笑顏、把酒盡興的背後，卻是不欲示人的悲涼吧。
杜牧評價
杜牧看到唐帝國的種種內憂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為。他讀書注意“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善於論兵，作《願十六衛》、《罪言》、《戰論》、《守論》，又注《孫子》。任地方官時也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鎮壓滄州抗命的藩鎮，他寫了《感懷詩》，慨嘆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急徵厚斂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為國家作一點事。《郡齋獨酌》一詩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羶一掃灑，兇狠皆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又如《河湟》一詩：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牧羊驅馬雖戎服，自發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閒人。 詩人透過河湟無力收復的事件，對朝政的昏亂和國勢的衰微，表示無限的憂憤。這個時候，朝廷裡連元載這樣曾經想到收復河湟的人也沒有了。儘管河湟的人民還在戎服下面懷著繫念祖國的丹心，但是，舉國上下卻以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態度來聽取從河湟涼州傳來的歌舞。他的《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也和這詩後兩句具有同樣沉痛的心情。《早雁》一詩則用比興的手法，以雁象徵邊地人民：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驚飛四散的哀鴻，象徵在回紇侵略蹂躪下逃回祖國的'邊地人民。詩中既表現了對難民的體貼同情，也暗示統治者對他們的漠不關心，“仙掌”、“長門”，並非泛泛的修詞設色，“豈逐春風”也不僅僅是寫鴻雁秋來春返的自然現象。這兩首詩的思想內容和現實背景，和白居易《縛戎人》、《西涼伎》是相近的，但他用的是近體，寫得更簡練渾括。
他的詠史詩也很著名。有的詩是借歷史題材諷刺統治者的驕奢荒淫。如《過華清宮三絕句》中的兩首：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詩裡透過人們所熟知的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諷刺了晚唐帝王們的荒淫享樂。其創作意圖和他不滿“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而作《阿房宮賦》是完全一致的。他另一些詠史作品，則帶有較為明顯的史論特色。如《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詩：“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都是對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關鍵問題發表獨創的議論。他這種論史絕句的形式，後來頗為許多文人所仿效。
杜牧的抒情寫景的七言絕句，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例如：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江南春》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泊秦淮》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山行》
這些詩詞采清麗，畫面鮮明，風調悠揚，可以看出他才氣的俊爽與思致的活潑。前兩首在寫景中還流露出對時事的憂傷。但他的詩中也有一些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作品，有的詩帶有濃厚的個人潦倒失意的感傷情調，缺乏理想的光彩。而《遣懷》、《贈別》、《嘆花》等詩，更是專寫徵歌狎妓的頹放糜爛生活。飲酒狎妓是唐代文人中流行的風氣，杜牧的這類詩更為後代無行的文人們所稱道。這些作品無疑是他詩中的糟粕。 杜牧作詩是比較重視思想內容的。他認為文章應“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 答莊充書》）他很推崇李杜，說“李杜泛浩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他的《李賀歌詩集序》一方面肯定李賀歌詩是“騷之苗裔”，同時也指出他缺乏《離騷》那種“言及君臣理亂”，“有以激發人意”的思理。他說自己的創作是 “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獻詩啟》）。這些話，可以看出他在詩歌理論上的主張和創作上的積極追求。但在創作實踐上，他那些以華麗詞藻寫頹放享樂生活的詩，顯然和“不務奇麗，不涉習俗”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