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的文化精神
杜詩主要體現了儒家文化精神，具體是什麼呢?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出生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青少年時期，杜甫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佔統治地位的河洛文化氛圍中，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自小苦讀儒家經典，奉行儒家忠孝等倫理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在其頭腦中根深蒂固，因而在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詩歌中，其詩作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強烈地體現了儒家文化精神，而這也是杜甫被稱為詩聖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就杜詩中體現的儒家文化精神加以論述。
1.杜詩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
儒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的，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在世功方面注意人的努力。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人要像永恆運動的天體一樣，畢生努力向上，不斷進取。“得志，澤加於民”，“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都是儒家基本的人生態度，這些思想促使知識分子積極向上，心繫天下，建功立業。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個賢臣，並透過輔助明君，來兼濟天下。
青少年時期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國最繁榮昌盛的時期，他“讀書破萬卷”，廣泛閱讀，故七歲能做詩，九歲即習字，十四五歲就“出入翰墨場”，那時杜甫對生活充滿憧憬。他早年所寫的《望嶽》，表現了自己的偉大抱負。“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這時才二十五歲，然而氣魄的雄偉，已足夠驚人了，特別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兩句，不僅寫出了泰山的雄偉，也表現了杜甫的壯志和毅力，其不畏艱難勇於攀登俯視一切的雄心洋溢在字裡行間。《房兵曹胡馬》則雲：“所向無空闊，真勘託死生。”這兩句寫馬的氣概和品質，簡直像一個血性男子，無空闊，不知有空闊，極力形容馬之善走。蕭滌非《杜甫詩選注》解釋：“用一‘真’字，言外大有人不如馬之意[1]。”由於杜甫善騎馬，也很愛馬，對馬有真感情，故它的詠馬詩也極深刻，往往寄託了自己的精神，這首詩就表現了他躍躍欲試的用世之心。杜甫的《畫鷹》這首詩中的“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兩句，也表現了詩人躍躍欲試的用世之心。這兩句雖然寫的是鷹，但其中有著杜甫自己的精神，我們可以感受到他那種奮發有為的熱情。為官時期，其詩常常表達不被天子信任的無聊和苦悶，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生”?(《曲江二首》其一)王嗣奭雲：“名乃名位之名。官居拾遺而不能盡職，特浮名耳!”徐而庵雲：“此不是公曠達，是極傷懷處。”[1]確實，他“雖身居諫職，而志不得行，故不免滿腹牢愁。看似傷春，實感人事”。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個賢臣，來兼濟天下，而此時他身居諫職，卻不能發揮作用，濟世之心沒有實現，所以傷感。這首詩從反面寫出了詩人希望濟世的偉大抱負。從上面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杜甫的濟世意識，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恪守著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
然而，杜甫的人生觀則既繼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因為，雖然，《孟子?盡心上》提出了儒家基本的人生態度：“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是杜甫並沒有“窮則獨善其身”，他對儒家積極用世精神體現了十足的執著，即使“窮”也不忘他的濟世之心。
正因為杜甫對儒家積極入世精神的執著追求，所以就是在安使之亂爆發後，杜甫也並沒有“窮則獨善其身”。天寶十七載七月，杜甫聽說肅宗在靈武即位，立刻就把妻室安頓在羌村，隻身一人前往，不幸途中陷賊，被押回長安。至德二載四月，杜甫冒死逃脫後，又投奔鳳翔行在，不顧狼狽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從中可見杜甫奉行“為官濟世之道”的積極入世之精神，即使處在那樣的危難之中，他也不會忘記兼濟天下的理想。特別是在杜甫的《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中，也可看出杜甫並沒有“窮則獨善其身”。杜甫當時身陷長安，但是由於得不到關於朝廷的訊息，所以他冒死從間道逃歸鳳翔，即“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回”。而且，“眼穿當落日”一句寫出了相望迫切，但是還是未得到訊息，所以“心死著寒灰”，寫出其失望之情。寫間道逃竄之景“霧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中一“忽”字，寫鳳翔在望，含有無限喜悅之情。從他得不到訊息時的失望和鳳翔在望時的喜悅，可看出他的濟世之心。“愁思胡茄夕，淒涼漢苑春”寫出他陷賊時的愁苦，雖然杜甫身遭不幸，卻沒有“獨善其身”，仍不忘他的濟世之心。“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襟。”初到鳳翔即見唐朝有中興氣象，所以才會喜極而悲。總之，杜甫不管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他的濟世之心，他一生的理想就是透過輔助明君來兼濟天下，而從長安冒死逃歸後，看到這樣的景象，他怎能不喜呢?授官左拾遺後，杜甫積極上書，但不久就又被貶。現實的黑暗使杜甫的政治理想難以實現，它雖然會感到憤怒，但始終不忘“至君”、“濟世”。又“夙夜聽憂主，飛騰即濟時”(《別崔因寄薛捃孟雲卿》五首其五)、“遭亂世漂泊，濟時曾琢磨”(《湖中送敬十君適廣陵》)可見越是到了晚年，杜甫的濟世之心越切。顯然，詩人對其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是濟世天下儒學精神思想的體現，更主要的是，杜甫並沒有“窮則獨善其身”，從未忘懷濟世之心，所以他的人生觀既繼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
2.杜詩體現了儒家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
早在洪荒年代，脆弱的人類無力抗衡自然環境的險惡，憂患意識便與生俱來，這是自然憂患。後來，憂世的政治憂患便明顯地在早期儒家經典著作中流露出來。《禮記?儒行篇》記載：“雖危，起居竟行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孟子在《離婁下》中說：“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我們知道，儒家的人生態是積極入世的，所以“儒家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使其憂患意識的內容超越了自然憂患的層面”，[2]所以這種憂患情懷也成了一種儒家傳統。一生只在儒家界內的杜甫，其憂國憂民情懷是極深刻的。他的詩歌強烈地表現了詩人的憂患意識，而杜詩的這種儒家文化的憂患意識的主題就是憂國憂民。
2.1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國家命運的擔憂
杜甫是一個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熱忱。他無比熱愛祖國，特別是“在安史之亂”發生後，詩人的喜怒哀樂完全是和祖國命運盛衰起伏相呼應的，從中突出了他的愛國熱情和對祖國的憂慮之情。
首先，表現為杜甫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當國家危難時，他對著國破草深的春城和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千古傳誦的愛國詩篇《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首詩寫於安史之亂之後，寫他在投奔肅宗途中被叛軍抓獲後被押到長安後看到的一切，山河依舊，草木叢生，人事已非，國家殘破。詩人面對著國破草深的春城，因感傷所以面對著三春的花鳥會流淚、驚心，透過這常見的動作表達出憂慮國家、感時懷人的極其焦慮心情。然而一旦大亂初定，訊息忽傳，他又會狂喜得流淚。“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人事遠在劍南，訊息來得這樣出人意外，而這訊息又是有關整個國家的大喜事，哪能不驚喜掉淚?連書都無心看了，胡亂地捲起，放聲高歌，開懷痛飲，寫出其歡喜狀。尤其是後兩句，人還在梓州，心已飛向家園，想見杜甫那時的喜悅。浦起龍注：“八句詩，其疾如飛，題事只一句，餘俱寫情。生平第一首快詩也!”[1]整首詩以直抒胸臆的快語和奔湧直瀉的激情，抒發了詩人忽聞收復失地訊息之後，無法抑制的勝利喜悅與還鄉快意，而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表達出詩人強烈的愛國之情。可以看出，詩人的喜怒哀樂完全是和祖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
其次，表現為動亂之後，為祖國並未獲得和平與統一而擔心。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便是《歲暮》。這首詩是詩人在梓州時所作，當時吐蕃又攻陷蜀郡西北的松、維、保三州，詩人聞訊非常震驚，揮筆寫下這首詩：“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感愛死，寂寞壯心驚。”[3]吐蕃寇邊，聲勢遠播，已驚動了江城，天下因戰亂而流血，朝廷有誰會投君報國，體現了詩人對國家命運的擔憂。特別是最後兩句“濟時感愛死，寂寞壯心驚”，是說報國豈敢惜生，但詩人又是被朝廷遺棄之身，所以只是徒自憂慮嘆息而已。充分呈現了為祖國不幸命運而深沉憂慮的心情。
2.2反映了人民的苦難並予以深切同情
杜甫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真實地反映人民疾苦，真摯地同情人民、關心人民，是其詩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這類作品，數量很多，它貫穿在詩人的整個創作歷程裡面，閃爍著現實主義的歷史光芒。
“安史之亂”發生前，杜甫在困居長安十年期間的一些作品中，就表達了對人民群眾的深切同情。其中以《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為最，表達了對人民群眾的深切同情和憂慮。“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這幾句，揭露了統治者不知厭足的“聚斂”“誅求”，對官府的苛重賦斂極為不滿，從中表現出詩人對百姓的同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官牆內外，一榮一枯，一生一死，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社會罪惡，寫出了人民的苦難生活，對於百姓的疾苦，他時時刻刻放在心上。杜甫同情窮苦百姓，其言其行皆感人至深，當他的幼子餓死時，他並沒有只沉浸在“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的個人悲痛中，他想到的是那些失業、戍邊的人，即“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他想到了自己“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徵發”，尚且這樣，而那些普通百姓，特別是失去產業的人和守衛邊境計程車兵就更不堪設想了。張溍說：“不自憂，而為天下失業者憂，是何心境?”[1]確實，詩人從自己的憂愁想到別人的憂愁，把人民的憂愁當成自己的憂愁，這憂愁是何等地深重啊!從中體現了詩人對人民強烈的同情。正是由於詩人在困守長安的時候，生活潦倒，在這“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飢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投簡鹹華兩縣諸子》)的生活中，迫使他更加正視現實，認清統治者的罪惡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貧困和痛苦。因而在詩中發出了“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感嘆。封建社會的詩人文士對人民的疾苦，表示憂愁的不少，但一年到頭無時不憂，一憂便憂到腸內熱的並不多。而這首詩把詩人對人民的憂慮之情表現得極為深刻。
安史之亂髮生後，杜甫和人民在兵荒馬亂中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共同經歷了戰亂的痛苦。這就使他對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瞭解，與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於是，他寫出了更多反映人民的不朽之作。如“三吏”“三別”這組詩揭露了叛亂戰爭給人民造成的重大災難。“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別》)，由於戰亂，犧牲的人多，流血染紅了川原，可見百姓當時的苦難生活。在《新婚別》中，詩人用新婦的口吻，深刻地書寫出生離死別的悲哀：“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昏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在《無家別》中，詩人用一個重被徵召去當兵的獨身漢的口吻，寫出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狐狸竟敢鼓怒向人，則鄉村已成鬼窟可知，而且四鄰也只剩下一二個年老的寡婦。從中體現了杜甫對人民的深切憂慮之情。在《新安吏》中，詩人目睹徵兵的殘酷現實，疾呼天地無情：“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在《潼關吏》中，詩人譴責了草菅人命的邊將：“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而《石壕吏》中，則揭露了亂抓壯丁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期刊文章分類查詢,盡在期刊圖書館”這組詩中描寫了“即應河陽役”的老嫗，“暮昏晨告別”的新郎，無家可別的征夫，築城的戍卒，年邁出徵的老漢，他們發出了“何以為蒸黎”(《無家別》)極為悲憤地的反詰。全詩貫穿著極為悲憤地憂民之情。
另外，在詩人漂泊西南時期，面對廣大人民的種種殘狀，當詩人“床頭屋漏無干處”時，還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強烈呼聲!當大雨狂風破壞了自己的茅屋時，他想到的卻是天下窮苦百姓，這種置個人生死於度外而“窮年憂黎元”的思想，強烈地體現了詩人對人民沉痛的憂慮之情。
3.杜詩體現了儒家“仁愛”思想
仁字按照古文字的文字結構，是從人從二，意為二個或二個以上的人，引申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當以仁相處。“仁主要是一種內在的人格精神，著重於個人心情的真與善。在孔子所講的仁的含義中，最本質的含義是‘愛人’。”[4]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孟子亦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對待親人、朋友、天下的百姓乃至除人以外的動植物都寄予了深情，體現了詩人的人文關懷，從中表現了儒家“仁愛”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體現。
3.1對家人充滿仁愛之心
杜甫的仁愛之心完全來源於內心情感的真實流露，毫無任何虛假或浮誇。杜詩中對家人所充滿的仁愛之心主要表現在寫妻子和兄弟兩方面的詩歌上。
首先，表現為對妻子感情的真摯。杜甫雖然生活貧困，但對妻子的愛卻是真摯的，他對自己的妻子充滿仁愛之心，這種關愛之情主要表現在別離時的相思、重逢時的喜悅、困難時的同甘共苦以及對妻子的無限感激和愧疚之情。
在天寶十五年，被叛軍拘押長安之時，雖距鄜州不遠，但相見之期卻不能以杜甫的意志為轉移，故詩中別離眷戀之情讓人欽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只從對面著筆，僅寫閨中人如何想念遠方的親人，一‘溼’一‘寒’兩字，寫盡了妻子的美麗、善良與孤苦，也寫盡了詩人的同情與相思之意。”[5“溼”、“寒”二字突出妻子思念的時間長，這種情景的描述表現了思念的深切，反過來也反映了杜甫對妻子的深切思念。這首詩是詩人在淪陷長安獨自望月時寫下的，形象地描述了一個賢妻的孤苦形象，寄託了詩人無限的相思之情。《羌村三首》之一則表現了重逢時的喜悅：“崢嶸赤雲西，日角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將情理置於大亂的年代裡，不僅強烈凸現親人一家相聚不易，更強烈襯托出人性的高貴與生命相依相連的人性之美。”[6]只因“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所以“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另外有“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王嗣奭說：“久客歸來，未能即睡，不無瑣事，更換秉燭，自是真景，非相疑而相照。至‘相對如夢寐’，則驚怪意猶未盡忘也。”[6]這一切都只因離別之久，關愛之切。而在逃難中，他們共飢渴，同生死，也表現出杜甫對妻子的真摯感情。天寶十五載夏，安史叛軍逼近潼關，在長安供職的杜甫擔心家屬會遭不測，就返回奉先，帶著妻兒向北逃竄，經歷了許多艱難險阻，“北走經艱險”(《彭衙行》)，但他們“泥濘相牽攀”，“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彭衙行》)，一家人相互扶持，終於走出了困境。
杜甫早年雄心勃勃，自比稷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事總不盡人意，長安十年只得了一管理宿衛、儀仗的小官，安史之亂中，投奔鳳翔，被授予左拾遺。為官在外，家中的大小事情都擔在妻子一人身上，“窗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北征》)兒女穿在身上的補丁連補丁的衣服，都是妻子用破舊的官服一針一針補起的。“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由於自己不在家中，兒女的撫育就全靠妻子了，暗含一種對妻子的感激之情。由於對肅宗失望，就辭官而去，從此過上漂泊生活，亂世交情淡薄，全家捱餓是常事，對於這一切，妻子沒有抱怨，“老妻睹我顏色同”，安於貧困，怎不叫杜甫心存感激!然而杜甫不僅對妻子存有感激之情，而且還有愧疚之意。杜甫有時稱妻子為“老妻”，這本身就表現出他對妻子的愛和愧疚。他第一次稱妻子為“老妻”是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這首詩寫於天寶十四年，當時妻子楊氏才三十幾歲，怎能言老?只看出杜甫內心的愧疚，所以要“庶往共飢渴”。還有“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北征》)，妻子衣衫襤褸，內心愧疚;“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自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其二)，不能給妻子一個安定的家，內心愧疚;“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奉贈射洪李四丈》)，妻兒的性命不能保護，內心愧疚，等等。這些詩句包含著杜甫無以生存，無以安家的感傷和愧疚，體現了詩人對妻子的仁愛之心。
其次，表現為對兄弟的仁愛之心。杜甫對兄弟情的珍惜是與傳統文化的薰陶及良好的家庭教育、溫馨的家庭氛圍是分不開的。他從小熟讀儒家經典，其中兄弟的美、家庭和睦也讓杜甫有一種嚮往。杜詩中充滿仁愛之心的兄弟情的詩歌從內容上可分為憶弟、送弟、得弟訊息後的喜悅等。
杜甫一生漂泊無定所，和弟弟們常常難以相聚，思念之心卻常凝結於心頭，發而為詩，最為感人。其中《月夜憶舍弟》是其思弟的代表作，作這首詩時，詩人客居秦州，當時，山東、河南正處於史思明引起的戰亂中，杜甫的幾個弟弟正分散在這一帶，戰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強烈的憂患和思念。“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月夜憶舍弟》)寫節侯，寫故鄉的明月，卻寫的最是無理，無理之中卻蘊含了詩人最深厚的情愫，鄉愁中融入了對弟弟的思念。每逢佳節倍思人，符合中國傳統的思鄉習慣，許多人感受到了，只有杜甫透過自身的經歷，用最凝練的語言，傳遞了人們共同的心聲。“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感情抒發了悽楚、哀傷，思親與國亂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杜甫每與弟弟分別，都顯得難捨難分，悲傷不已。《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其一雲：“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時危暫相見，衰白意都迷。”[7]詩人在成都，弟穎要去濟南，兩地相距萬里，此時杜甫已年老。詩人一落筆就拉開了兩地的距離，道阻且長，路途漫漫。“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上句從行者寫來，但反映的是送行者的擔憂之情。“萬行啼”就是啼萬行，為何啼?其一，對遠行者深深的擔憂之情使然。其二，“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是自己現實生活的顯照。自傷自嘆如此，又如何能不淚垂?其三，弟弟又要遠行，今日的分別是否會是兄弟間的永訣呢?諸種感情融為一體，令詩人淚啼萬行，表現出杜甫對弟弟的關心和擔憂。
戰爭使普通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親人之間難通訊息，難卜生死。杜甫流離之際，與弟弟常常失去聯絡，後得弟訊息，詩人驚喜之情難以自抑，發而為詩。真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感覺。如詩云：“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7](《得舍弟訊息二首》)其中，“遙憐舍弟存”一句，傳遞了詩人無限複雜的感情。“遙憐”二字，表明詩人對弟弟的愛憐之情，杜甫作為長兄，遵循著我國古老的“長兄如父”的傳統，對弟弟也是“遙憐”，與“遙憐小兒女”意同，關愛之情充溢詩間。“舍弟存”表明詩人的驚喜、悲傷之情。從以上可以看出杜甫這位偉大詩人對兄弟手足的珍惜、眷戀之情，表現了詩人對兄弟所充滿的仁愛之心。
3.2對朋友的真摯感情
儒家重友情。《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生的快樂就在於朋友遍天下，達到人我合一之境，杜甫與朋友之間同樣是情深意厚的，很多詩中都體現著杜甫對朋友的仁愛之心。
在壯遊時期，杜甫曾與李白、高適同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杜甫後來寫的回憶這段生活、追憶這段友情的詩尤其感人。“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遣懷》)回憶他與李白、高適壯遊時的情景，他們一起登臺，一起飲酒，表達了詩人對友人的懷念之情。這類詩歌還有如“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夢李白二首》其一)。死別絕望，生別則不能忘情，所以生別比死別還要痛苦，“故人入我夢”正表明詩人對朋友的相思之深。“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夢李白二首》之二)表現了杜甫對李白生死不渝的兄弟般的友誼。杜甫對朋友的態度是“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同心不減親骨肉”。他對朋友同對家人一樣充滿了關懷，在送別朋友時，竟“覺君衣裳單”(《別董》)。對於遭貶的友人，杜甫非常同情。如《所思》中的“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杜甫希望自己的友誼，能給朋友以溫暖，故囑咐雙淚，好生渡過灩澦堆，這種友誼，真是再深刻再純潔沒有!包含著詩人對朋友的同情和關愛之心。在杜甫看來，天下性情真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然而，杜甫的這種“仁愛”情感並非止於親情友情，而是推及天下百姓，甚至宇宙間的所有生命。如《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杜甫此時已將草堂讓給了吳姓的親戚，但他還是對那位訴苦的鄰婦表現出如此的關懷。《三吏》、《三別》等都表現了杜甫對處在社會底層的弱者的同情。此外，杜甫對世間其他生命也充滿了仁愛之心。如：“白魚困密網，黃鳥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過津口》)“‘惻隱仁者心’本是孟子對人類善良本性的闡述，但是其原意只是把人類當作惻隱的物件。”[8]而杜甫卻將這種善良的本性施及一切生命，這是對儒家思想的補充和擴大。在杜甫詩中諸如“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題桃樹》)，“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綀雞行》)等詩句，都表現出對弱小生命的關愛，杜甫把儒家的這種仁愛之心施及於天地間的萬物，充分體現了詩人的仁愛之心。
總之，杜甫詩歌體現了儒家文化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他的理想就是做一個賢臣，並希望透過輔助明君，來實現兼濟天下的理想，正是由於儒家這種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使得杜甫對整個國家、人民充滿了憂患，體現了儒家的憂患意識，而且杜甫不僅對家人、朋友充滿了仁愛之心，甚至對宇宙間的其他生命也充滿了仁愛之心，以上這些也正是杜甫詩歌中儒家文化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