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對杜甫詩歌的評論
王夫之對杜甫有許多負面評價，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話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清初大師顧、黃、王、顏，“皆明學反動所產也”，又說各家“反動所趨之方向各不同”，其中王夫之好以“名理”之學“攻王學甚力”。
“名理之學”即今天所謂哲學，詩學也是其中應有之義。我們看待王夫之的詩學思想要從時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將王夫之還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則可以發現，王夫之對杜甫的否定，體現了他對明代詩學的反思。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對只知學杜卻不能正確學杜的明代詩人多有批評，由此對杜甫也有諸多負面評價。這些評價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評價特別是對明代學杜之風的批評，也確能見出王夫之獨到的詩學眼光和意在扭轉舊學風的擔當意識。
一、杜詩“擺忠孝為局面”
王夫之評杜詩《漫成》時說:“杜又有一種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裝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17處。”歷史對杜甫的人品、心術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幾無異議。人品、心術、學問、器量是文人處世治學之根本，王夫之對此之否定，是對杜甫最根本、最徹底的否定。王夫之認為，杜甫有的詩句或以“名理”裝腔，或以“忠孝”設局，這是杜詩的大敗筆。沒有真情談不上好詩，此前的一切高論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觀點可謂振聾發饋，極富挑戰性，對此前的一切讚美來說可謂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張知行合一，強調親身經歷和切身體會，所謂“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這本身是正確的，但斷定杜甫忠孝是設局擺門面，這就犯了主觀臆斷的錯誤。杜甫經歷了唐代由盛人衰，在體味過繁華之後，看著飽受戰亂迫害、流離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詩作中充分抒發了憂國憂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經歷過戰亂年代，他們理應有共同話語或者說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對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懷卻頗有微詞。他認為杜甫並不是發自內心憂國憂民，杜甫沒有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知行合一。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沒有挺身而出，為國效力，只是在詩中哭訴國家生靈塗炭、滿目瘡疾和自己的艱辛，由此他進一步質疑杜甫的思想。他說:“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於血勇。丈夫向白刃臨頭時且須如此，何況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評《詩經竹竿》時借題發揮:“《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
王夫之對杜詩的評價顯然有不足之處，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為什麼對杜甫作如此評價?我們認為，他之所以如此評價杜詩，與其對明代詩學的反思有關。王夫之遵從儒家的詩教觀，他認為詩歌具有興、觀、群、怨的社會功用，詩歌應以委婉含蓄之筆來寄於諷諫之意。他評李白《遠別離》就指出:“工部譏時語開日便見，供奉則不然。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緩，供奉深。”而晚明詩歌更是在杜詩毛病的基礎上發揚光大、放縱情感，過於直白地表達個人的`私情、私慾。王夫之不滿明代人盲目模擬古人，對杜甫“加以不虞之譽”，王夫之則與他們唱反調，偏說這些詩是“門面攤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詩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詩學自然要從挑剔杜甫的毛病開始，這無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斷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對杜甫的指責是在對明代詩學反思中產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詩學誤把杜詩的不足當優。他說:“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厭。大都讀杜詩學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學究、幕客案頭，胸中皆有杜詩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饅頭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就指出當時學杜存在的病症:“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王夫之所說，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於說杜甫，而在於說學杜之人，意在抽掉學杜之人的立論根本。
二、杜甫開啟了俗詩的大門
王夫之評明代顧開雍《遊天台歌》時借題發揮道:“青蓮、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蓮以人古，如乘雲氣，漸與天親;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頃刻百里，欲挨棺維牆更不得也。”李、杜比較論自唐代就有，但從雅、俗角度區分李、杜者，且將其當作雅俗古今分界線的，王夫之當屬第一人。其用意在於，杜甫是後世眾俗之源，學杜就是學俗，是沒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詩歌史上，多處指出杜詩開啟了詩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評楊基《客中寒食有感》雲:“詩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後詩，又降而有學杜者，學杜者降而為孟載一流。”這裡涉及如何評價杜詩藝術的問題。
王夫之對杜甫詩歌多有貶斥之辭，認為許多詩過於直露。如:“杜陵敗筆有‘李填死岐陽，來填賜自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種詩，為宋人謾罵之祖，定是風雅一厄。”又如:“《新婚別》盡有可刪者，如‘結髮為妻子’二句，‘君行雖不遠’二句，‘形勢反蒼黃’四句，皆可刪者也。《垂老別》‘憶昔少壯日’二句，亦以節去為佳。言有餘則氣不足，《裕高》《韓奕》且以為周《雅》之衰，況《彭衙行》、《奉先詠懷》之益趨而下者耶!”王夫之認為，“三別”中有許多詩句可刪，因為“言有餘”，即說得太盡太白，毫無含蓄蘊藉可言，在評湯顯祖《南旺分泉》時發揮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學杜者而蕩盡。”
前人慣用“詩史”來稱杜詩，王夫之認為這是“定罰而非賞”。他說:“詩則即事生情，即語繪狀，一用史法，則相感不在永言和聲之中，詩道廢矣。此《上山採靡蕪》一詩所以妙奪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將酷肖，而每於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於史有餘，於詩不足。論者乃以‘詩史’譽杜，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憫者。”又說:“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為，若日與目之不相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對杜甫“詩史”稱號是因為他認為史和詩屬於不同的文體，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樣，詩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詩稱為“詩史”是“定罰而非賞”。
王夫之評杜甫《登岳陽樓》“親朋”一聯是“情中景”，但他認為:“此詩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為大家，為元氣，為雄渾壯健，皆不知詩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論。”“耳食”即道聽途說，“舌食”即要親自品味。王夫之認為，《登岳陽樓》有佳處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體悟的結果。王夫之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傳統觀點。王夫之認為:“杜於排律極為漫爛，使才使氣，大損神理;庸目所驚，正以是為杜至處。解人正知其無難。”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氣”，而詩學眼光平庸的人卻認為杜詩“至處”。
三、杜詩不必學
王夫之在評明人鄭善夫的《即事》時說:“善學杜者，正當學杜之所學。”王夫之反對專門學習某家某派，反對“立門庭”:“才立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為之解者?”“立門庭者必短釘”“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所以他對後人專以學杜為責尤為反感，對明人學杜更是多有批評。王夫之有兩個主要觀點:一是認為杜詩不必學;二是後人要學杜之所學。
唐代以後杜甫被尊崇為“詩聖”，尤其是在明代，前後才子提倡復古，認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對杜甫尤為推崇。他們認為杜甫的詩歌有規矩可循，在其帶領下人們競相學杜。但是他們並沒有真正分析與瞭解杜詩的精髓，而是隨便從杜詩中抓一點東西就說是學杜，並以此為榮。他們學杜只拘泥於死法，生硬地學習杜甫的詩歌創作之法，不懂得學其神韻，靈活創作。王夫之反對這種把詩歌推向模擬蹈襲死路的復古詩風，對他們學杜也加以深刻批判。王夫之說:“一部杜詩，為劉會孟湮塞者十之五，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為謝疊山、虞伯生汗蔑更無一字矣。”批評劉辰翁、謝杭得、虞集等人對杜詩“胡猜亂度”。
王夫之認為詩貴在含蓄蘊藉，藏鋒不露，而杜甫的一些詩句多為直白語，缺乏詩的風情韻味。那些盲目學杜的人一味聖化杜甫而將其詩歌中的不足也當作優點學習。王夫之評《漫成》:“杜詩情事樸率者，唯此自有風味;過是則有‘鵝鴨宜長數’、‘計拙無衣食’、‘老翁難早出’一流語，先已自墮塵土，非但學之者拙，似之者死也。”學杜之人若盲目學此俗白無詩味的寫法，真是“學之者拙，似之者死”，無疑會導致“競學杜而不復有杜”的悲慘局面。
王夫之認為，明末楊維禎就是一個善於學杜之人，評其《送貢尚書人閣》說:“鐵崖起以渾成易之，不避粗，不畏重，詢萬里狂河，一山砒柱矣。觀其自道，以杜為師而善擇有功，不問津於夔府之杜，‘苑外江頭’、‘朝回日日’諸篇，真老鐵之先驅，又豈非千古詩人之定則哉?杜雲:‘老節漸於詩律細’，乃不知細之為病，累垂尖酸，皆從此得。老鐵唯不屑此‘細’字，遂奪得杜家斧子，進擬襄陽老祖，退偕樊川小孫，不似世之學杜者，但得其咋醋眉、數米舌也。”王夫之認為，楊鐵禎不學杜之毛病“細”，究其意，楊維禎不學俗人喜好的杜詩，故而成就了自己。這才是學杜之人該學的地方。
王夫之認為，後人大多不善學杜，故而提出最好不要學杜，甚至說杜詩不可學。他認為:“但能不學杜，即可問道林屋，雖不得仙，足以毫矣。詩有生氣，如性之有仁也。杜家只用一鈍斧子死研見血，便令仁栽生夭。先生解雲杜不足法，故知滿腹皆春。”明言杜詩不可學，不學杜者即使不成仙至少有生氣在，不法杜則處處皆春。這方面，王夫之對明代詩人學杜的批評尤其激烈。可以說，一部《明詩評選》，王夫之以是否以杜甫為參照系，不管作者是否明言學杜，也不管詩歌有沒有學杜印跡，舉凡好詩都是不學杜的結果，凡是學杜的詩歌都不是好詩。正如評陳沂《憶昔》所云:“凡此之敝，學杜者當之。”這一思想貫穿於《明詩評選》始終。如評袁凱《雞鳴》一詩:“此章純純無筆墨痕，學杜者何足以及之!”評貝瓊《董逃行》:“若使繼少陵，不但不知貝，且不知詩也。”評劉基《畦桑詞》:“用俗用腐，風華逾不可掩，猶非學杜者所得夢見。”評張元凱《新豐主人》:“杜學盛行之日，此公卻問道岑嘉州，故於歌行尤宜，不屑作‘老夫清晨梳白頭’詩也。”評徐渭《沈叔子解番刀為贈》:“學杜以為詩史者，乃脫脫《宋史》材耳。杜且不足學，奚況元、白!”評湯顯祖《答姜仲文》:“學杜人於此，當作何鐵襯擺，硬轉長搖。”評高啟《郊墅雜賦》:“苦學杜人必不得杜。唯此奪杜胎舍，以不從夔府詩人人手也。”評貝瓊《庚戌九日是日聞蟬》:“必不可謂此為效杜，自有匕言以來，正須如此。效杜者必多一番削骨稱雄、破喉取響之病。”在力主學杜的人看來杜詩是法寶，但在王夫之這裡，杜詩是瘟疫，萬萬沾不得。
拓展：
杜甫——《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賞析
杜甫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底來到成都，在百花潭北、萬里橋邊營建一所草堂。經過兩三個月時間，到第二年春末，草堂落成了。這詩便是那時所作。
詩以“草堂”為題，寫的主要是草堂景物和定居草堂的心情。堂用白茅蓋成，背向城郭，鄰近錦江，座落在沿江大路的高地上。從草堂可以俯瞰郊野青蔥的景 色。詩的開頭兩句，從環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間四句寫草堂本身之景，透過自然景色的描寫，把自己歷盡兵燹之後新居初定時的生活和心情，細緻而生動地 表現了出來。
“榿林礙日”、“籠竹和煙”，寫出草堂的清幽。它隱在叢林修篁深處，透不進強烈的陽光，好象有一層漠漠輕煙籠罩著。“吟風葉”，“滴露梢”，是“葉吟 風”，“梢滴露”的倒文。說“吟”，說“滴”，則聲響極微。連這微細的聲響都能察覺出，可見詩人生活得多麼的寧靜;他領略、欣賞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 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裡，烏飛燕語，各有深情。“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乳燕定新巢”，羅大經《鶴林玉露》說這兩句“蓋因烏飛燕語而類己之攜雛 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詩人正是以自己的歡欣，來體會禽鳥的動態的。在這之前，他象那“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烏鵲一樣，帶著孩子們奔波 於關隴之間，後來才飄流到這裡。草堂營成，不但一家人有了個安身之處，連禽鳥也都各得其所。那麼，翔集的飛烏，營巢的燕子，不正是與自己同其喜悅，莫逆於 心嗎?在寫景狀物的詩句中往往寓有比興之意，這是杜詩的特點之一。然而杜甫之卜居草堂，畢竟不同於陶淵明之歸隱田園，杜甫為了避亂才來到成都，他初來成都 時，就懷著“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各夜歸，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羈旅之思;直到後來，他還是說：“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因而草堂的 營建，對他只不過是顛沛流離的辛苦途程中息肩之地，而終非投老之鄉。從這個意義來說，儘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寧靜喜悅的心情中，總不免有彷徨憂傷之 感。“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國維《人間詞話》)這種複雜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狀態，透過“暫止飛烏”的“暫”字微微地透露了出來。
尾聯“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有兩層涵意。揚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著地理上的聯絡。杜甫在浣花 草堂吟詩作賦，幽靜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詠史》詩裡說的“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的情況相類似。揚雄曾閉門著書，寫他那模擬《周易》的《太玄》， 草玄堂因而得名。當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時，高適寄給他的詩說：“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贈杜二拾遺》) 就拿他和揚雄草《玄》相比;可是他的答覆卻是：“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贈》)這詩說草堂不能比擬揚雄宅，也是表示自己並沒有象揚 雄那樣，寫《太玄》之類的鴻篇鉅著。這意思是可以從上述答高適詩裡得到印證的。此其一。揚雄在《解嘲》裡，高自標榜，說自己閉門草《玄》，闡明聖賢之道， 無意於富貴功名。實際上，他之所以寫這篇《解嘲》，正是發洩宦途不得意的憤懣之情。而杜甫只不過把這草堂作為避亂偷生之所，和草玄堂裡的揚雄心情是不同 的，因而也就懶於發那《解嘲》式的牢騷了。這是第二層意思。
詩從草堂營成說起;中間寫景，用“語燕新巢”作為過脈;最後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點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錯比揚雄宅”的“宅”遙相呼應。關合之妙，不見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