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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沈從文 -由《邊城》看早期生活對作家的影響

解讀沈從文 -由《邊城》看早期生活對作家的影響

  大家對於生從文先生的作品都有所涉獵,尤其是入選我國中學生教材的《邊城》,但是我們對於沈從文這個人物應該是不甚瞭解的,下面我們就從大家最熟悉的《邊城》入手,解讀一下沈從文吧。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解讀沈從文 ——由《邊城》看早期生活對作家的影響。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解讀沈從文 ——由《邊城》看早期生活對作家的影響

  內容提要 沈從文的湘西小說是作家理想、希望和追求的具像化,而《邊城》 是系列畫廊裡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它是中國西南土地上曾有生活的一個縮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蹟。這正應驗了黑格爾的“意識能透過絕對精神的運動固化自己”的名言。湘西是理想中的湘西,是作家對被現代文明剝蝕得面目全非的身心家園的懷舊和依戀。也許作家正是依靠鄉土意識的滋潤美化來與格格不入的城市生活相抗衡。而這由於作家的個性和生活經歷導致的不合流俗的創作風格恰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幸運,產生了繼陶淵明之後又一位將我們帶向桃源勝境的大家。本文旨在探討早期生活對作家創作特色的影響。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風格獨特的一位作家,他的反映湘西民俗生活系列的作品在中國的現代文學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沈從文生長在沅水流域,地處湖南、四川、貴州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偏僻,經濟文化落後,這裡是養育他創作的土壤。

  沈從文早期人生經歷極富傳奇色彩。他出身行伍,父親是個軍人,辛亥革命後還一度做過當地要人。母親極小年紀就隨同家人在軍營中生活,所見極多,他的教育得於母親的不少,氣質也更象母親。在沈從文幼時,家人想把他往一條學路上引,而他想盡辦法逃學,拼命從自然這一部大書裡汲取營養,整個兒一個野精靈的形象,

  正象作家自己在《從文自傳》裡寫的:

  “二十年後我‘不安於當前事務,卻傾心於現世光色,對於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這份性格的形成,便應當溯源到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極明顯,對於後來用筆有顯著影響。”

  爬樹,認識樹木的名稱,上山採藥,學釣魚,捉蚱蜢,捉蟋蟀,無所不能,幼年的他在自然懷抱裡盡情嬉戲玩爽,也從自然裡得到那一份在書本上得不到的知識。他的放任自流與家庭嚴格的管教相對峙,即使為此挨打受罵,也稟性不改,相反卻用更加隱蔽的手段來應對。比如,下河洗澡就是一例,泡在水裡,將做了記號的手高高舉起,為的是不讓學塾檢查出來。舊曆七月十五中元節,照當地習俗,這一天誰也不敢落水,而他竟然獨自一人在清清河水中泡了兩個小時。他喜歡水,他認為自己幼小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與水分不開。水教會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後,他的許多作品裡都有水的影子。

  他興味十足地觀察販夫走卒、鐵匠屠戶等日常生活,傘鋪、皮匠店、染坊、豆腐店、碾坊等操作場所無處不到,無所不知。

  最後,他不得不與家人稍做妥協。當地崇軍尚武,以當兵為榮,出過許多有名的武人。於是在他十五歲時,成了一名軍人。看的最多的是殺人,似乎殺人是一件最最普通不過的事情,他不注意殺人者消滅一個鮮活生命而引起的視覺刺激和身心快感,他更在意被殺者臨刑前的千姿百態。在這種原始的、蠻荒狀態的生物圈裡,他處變不驚,見怪不怪。當部隊開拔到懷化鎮,在那地方一年零四個月裡,大致眼看殺過七百人。他在自傳中寫道:

  “這一份經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分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城市中人愛憎感覺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沒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沒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沒嗅過的氣味,使我對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生活裡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一到城市中來生活,弄得猶豫孤僻不像一個正常‘人’的感情了。”

  他早期生活中印象深刻的兩個表哥,一個每次來城時必帶給他一隻小鬥雞或一點別的東西,還給他說苗人故事;一個引導他逃出學塾,到日光下盡情領略大千世界的無窮奧秘。還有那個土匪出身的山大王,殺人、放火、強暴無惡不作,強悍兇莽,卻不失義氣和情趣。

  十六歲時與一個鄉下白臉女孩子的愛情破滅到由此引發的“女難”導致的命運的轉折。後來作為一種反撥,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皮膚黑黑的。

  到二十歲離開,對湘西這片土地的熟悉和摯愛,且看他在一篇文章中對它的描寫,近似於美化。可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相媲美,其中人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恍若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那裡土匪的名稱不習慣於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灑脫單獨向深山中村莊走去,與平民作有無交易,謀取什一之利。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為天神,其次為官,又其次才為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

  

  走出湘西走向城市的沈從文,創作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1924年—1927年是他創作的初期,創作了———。1928年—1931年,他主要在上海,一掃往昔作品中的感傷情調,傳奇傾向,轉而凸現湘西世界蠻荒自然狀態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強力、元氣以及旺盛的情慾,讓讀者領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與強健。他的自我認知和地方意識開始覺醒。他說:“我於是重新得到了穩定,且得利用筆的機會。可是我不再寫什麼傳奇故事了,因為生活本身即為一種動人的傳奇。我讀過一大堆書,再無什麼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樂、得失、經驗更離奇動人。”

  沈從文的早期經歷鬱結於心,成為一種心理定勢,對其後來獨特的知覺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早年的定勢最容易變成一種獨特的眼光,在這種獨特的眼光中,周圍的一切都會罩上一種特殊的色彩和形態。這就形成了沈從文的創作與魯迅鄉土文學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憂憤深廣不同,與二十年代以臺靜農、馮文柄等為代表的鄉土文學鞭辟入裡地揭露農村黑暗現實不同,沈從文的作品彷彿一幅幅久遠的時隱時現的風景畫,一首首沖淡平和的田園牧歌,對現實社會缺少批判性,有的只是包容和慨然接受,將生活中的美高度抽象出來,著重對人性美的理解和挖掘,同時也將人性的弱點在高度抽象中淡化了。對人性的弱點充滿了理解和同情,平鋪直敘中內涵豐富的文化底蘊。

  無論是反映人類迴歸自然、迴歸鄉土、迴歸單純質樸生活的永恆願望也好,還是營造一種氛圍,虛設一個桃花源般的仙境也好,沈從文都是在用“鄉下人”的單純目光來燭照心靈。

  樸拙迂闊,不存心機,他將自己始終定位為一個生活在城市中的“鄉下人”。二十年閉塞的湘西生活,已融入他的血液,他對鄉土的執著,使他很難再接受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處事理念。帶著鄉下人的特質和鄉下人的標尺評判一切,結果是與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既不能和城市生活融為一體,又不能像陶淵明那樣迴歸鄉野過著躬耕自足的生活,這種遊離而產生的審美距離,使他具有獨特的觀察視角和表現方式。在以陌生與隔閡的眼光看待都市的同時,他又以熟悉的眼光塑造出了一個富於原生態魅力的寓言神話般的湘西世界,於是一切來自文明社會的秩序和準則紛紛隱退,代之以他構建起的理想的烏托邦——與自然大化合而為一的人性美的伊甸園。作家以追憶和想象的方式,懷著樸素和感傷的情緒,完成了對湘西的浪漫尋夢,以實現作家獨立支撐的精神大廈與城市生活的抗衡。

  在光怪陸離的城市生活的風燻雨沐裡,沈從文的早期生活積澱形成的心理定勢發生了作用,他始終傾向於傳統的情感,這種情感與湘西特殊的鄉情民俗和地域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以一種審美方式來關照和對待生活。他對於自然人性和人格的推崇,更多的是出於他的審美情感,而非理智判斷。如果把城市文明看作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主流趨勢,那麼沈從文所表現的就是這種主流趨勢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下,人性表現出更多的質樸和自然之美。

  事實正是這樣,作家有一顆平易的心,他洞悉世態人心,對其曲折幽微極其理解、敏悟,關心湘西土地和活動在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活在沈從文小說中的,是一群再普通不過的人物:販夫走卒、農民水手,間或也有土匪強盜,但不是青布包頭、穿夜行衣、飛簷走壁的那種,而是家常打扮和平凡的靈魂和肉體,行為並不鋪張揚厲,也無豪言壯語,只是風日裡,安分守己把日子打發過去。環境的嚴酷、時運的不濟,隨時會有災難降臨,他們卻處之泰然,心安理得。那份超常的從容不是故意做出來遷就某種信念或宗教,而是發乎天籟,與生俱來的。他的作品,沒有亂世英豪驚天動地的偉業,也沒有壯懷激烈的鬥爭場面,一切都淡化了、詩化了。

  這是最本色的故事,它的魅力主要不在於故事本身,而來自奇異的地域風情和獨特的民俗文化。沈從文面對的是湘西,那個屈原乘一葉扁舟,尋芷訪蘭的.湘西,陶淵明安置他桃花源的地方;古苗民被一路追殺,潰敗於此,漢人修城牆、築碉堡,把他們圈在有限的保留地裡,兩族人朝夕相見,世代為仇。謠曲、神話鮮活可現,苗族文化的侵潤和影響,支配著居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現代戰爭也沒有放過這片蠻荒之地,各路軍閥龍爭虎鬥,造就無數土匪和英雄。這樣的生活環境造就了作家質樸率真、俠義豪爽的性格,沈從文在這荒疆邊地,搜新捕怪、誌異獵奇,所寫種種,皆在普通人的生活經驗與閱歷之外,讓讀者感到新鮮和刺激。

  三十年代初期的政壇和文壇都不太平靜,沈從文始終執著文學與政治的遊離,純文學觀源於他早期生活經歷中對生活的純美認識,人、人性以及與周邊環境的和諧,構成的人性美的要件。在波峰浪尖的政治環境中,作家對自然、傳統和人倫道德的崇尚,絲毫沒有背叛的成分。倒是對現實,作家表現得相當隔膜和弱智。“儘管我從來不覺得比那些人有絲毫高尚處,而且居多還感覺到充滿弱點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難和另一種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難下,需要有充分自由,來使用我手中這支筆。”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偉人巨匠,所有努力掙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的趣味及所懸望的目標,總不易完全一致。一個偉大藝術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現實政治家更深刻並無偏見和成見的接觸世界,因此它的產生和存在,有時若與某種隨時變動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異或遊離,都極其自然。它的偉大的存在,即於政治、宗教以外,極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種人類思想感情進步意義和相對永久性。”他似乎不是那麼精於算計,有點散漫、任性、也有點清高自負,他沒有加入什麼黨、什麼派,他特立獨行,保持著自己鮮明的個性。他選定了這種生活,並且甘願接受它的征服,不管它是帶鹹味的海水,還是帶苦味的人生,他都要沉到底。一切來到他生命中的事物,他都要用他自己的標準,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說:“我需要的是絕對的皈依,從皈依中見到神。”他的心是敏感的、多愁的,同時也是孤獨的、堅韌的。他在孤獨和堅韌中孕育和創造。可以說,作家的早期生活經歷以及後來發生一切都為創作《邊城》做好了準備。

  

  從芷江之戀及由此派生的“女難”到進入城市的十多年裡,作家的感情生活一直處於飄泊無定的狀態,愛而不得的失望接踵而至。與張兆和的結合,使他的感情穩定下來。在這種愉快的心情下,1934年,作家創作了他的代表作《邊城》。他說:“我準備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還要用一種溫柔的筆調來寫愛情,寫那種和我目前的生活完全相反,然而與我過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早年的缺失性情感體驗,由於偶然機遇的觸發,成為創作的動力源,透過文學創作來化解胸中塊壘,藉以使“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於愛情的憧憬”在這個故事上得到宣洩和彌補。

  〈邊城〉的故事情節簡單。茶峒城船總順順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神同時愛上了碧溪咀渡船老人的外孫女翠翠。二人相議各呈現自己的歌聲,任憑翠翠選擇。自知無望的天保離家出走,不幸落水遇難。而儺送也因哀傷和失望走了。經不住打擊的渡船老人在一個暴風雨之夜溘然長逝,留下孤獨的翠翠。善良質樸的人們紛紛向翠翠伸出援助之手,順順不計前嫌,欲接翠翠回家,連當年向翠翠母親求愛遭到拒絕的楊馬兵也來照顧翠翠,至於那個在月下為翠翠唱歌,使翠翠在睡夢裡為歌聲把靈魂輕輕浮起的年青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作品所描繪的愛與美的人生,是在一種洋溢著濃郁的詩情畫意和地方色彩的特定環境中展開的,清新優美的湘西風景畫和迷人的湘西風俗畫與人物獨特的思想行為生活方式渾然交融,合奏出一首對理想人生和人性美的牧歌。我們從下面幾方面都能看到早期生活經歷對作家創作的影響。

  1、濃郁的地方特色。

  《邊城》中地域風光、人情世態、俚語歌謠的描寫都與作家自小生活的環境密切相關。故事的自然背景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茶峒,有一寬約二十丈的小溪,翠翠和她的爺爺就生活在這溪邊。過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近山一面是蜿蜒的城牆,臨水一面則在城外河邊留出餘地設碼頭,貫穿各個碼頭有一條河街,掌水碼頭順順一家就住在這裡。

  成年的沈從文在《湘行書簡》中關於“河街”的一段回憶道:

  “這種河街我卻能想象得出。有屠房,有油鹽店,還有婦人提起烘籠烤手,見生人上街就悄悄說話。----這種河街我見得太多了,它告我許多知識,我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從河街認識人物的。我愛這種地方、這些人物。他們生活的單純,使我永遠有點憂鬱,我同他們那麼‘熟’-----一箇中國人對他們發生特別興味,我以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時,我又與他們那麼‘陌生’,永遠無法同他們過日子,真古怪!我多愛他們,‘五四’以來用他們作物件我還是唯一的一人。”

  他早期生活中對水的喜愛難以釋懷。在〈邊城〉中,得到了盡情的潑灑,對水的描寫可謂濃墨重彩。“那條河水便是歷史上知名的酋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與沅水匯流後,便略顯渾濁,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則三丈五丈深潭可清澈見底。深潭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全如浮在空氣裡。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裡,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 寫到白河的落水時節怎樣,漲水時節怎樣,對暴雨過後山上溪邊濁流橫溢的描寫,林林總總,絮絮道來,猶如對地域水源的考證和探測。

  在作家早期生活中,這也許是一條普通的河。可在成年後的作家的審美意象裡,卻成了他的生命之源,精神之源,他用豐富的心靈創造滋潤它、豐沛它、美化它,正如黑格爾說的“藝術中客觀性正是我們內心生活的內容和實在。”,藝術“固然直觀顯現於外在事物,而這外在事物卻不是現在的,俯拾即是的,而是由心靈創造的。”是的,一個人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外部世界,一個是內心世界,前者是喧囂的、侷促的、約束的、偏狹的,與此相對應,後者卻是安靜的、平和的、自由的、廣闊的,沈從文大部分時候是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亦即生活在早期經歷對自己的現在和未來的輻射投影裡。他的外在顯現的懦弱正好與內心釋放的剛強形成對應,只有在創作中,這種對應才得到了平衡。

  對民俗的描寫也是詳盡細緻的。故事中對端午、中秋、過年三個節日照當地風俗慶賀的方式,如端午節划龍舟比賽、中秋節月下的男女對歌、新年和正月十五的獅子龍燈等無不描畫細緻,形神畢現。還有翠翠唱的那支巫師十二月裡為人還願迎神的歌謠,大老和二老在一個月夜為翠翠唱歌求愛的風俗,爺爺葬禮上請道士做法事的習俗描寫等等,也都體現了濃厚的民俗民風。這些與作家自小生活的環境是吻合的。

  同時,作為有苗族血統的作家,沈從文沒有忘記苗族文化積澱的深層影響。湘西自古是苗人的居住地,沈從文借苗族來誇耀地方的奇異,贊慕處於矇昧和蠻荒狀態下的野性的生活,字裡行間充滿了浪漫氣息和原始風味。比如寫到翠翠的父母發生了曖昧關係後,結婚不成,逃走不成,便雙雙殉情而死。其中究竟,作品似乎有點隱約其辭,留給讀者許多浪漫想象的空間。兩個人的死背後隱現的苗族文化是無可置疑的。

  2、獨特的人物性格。

  故事中的人物,不是古道柔腸,就是熱情灑脫,都是作家理想的具像化。美麗活潑的翠翠,堅強善良的渡船老人,豪爽不失柔情的順順父子,熱情灑脫的楊馬兵,因愛不能而殉情的翠翠的父親等等,無一不是血肉豐滿,可感可親,都可以從作家早期生活中找到對應和註腳。正像作家自己說的:“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翠翠的父親、楊馬兵都是軍人,一個因愛不能而慷慨赴死,一個俠義柔腸而救人危難。他們都給人強悍和張力的美,正如那個地域出強悍的兵和猛鷙的鳥一樣,地域賦予人物硬朗、雄強的體魄,憨直、良善和樸質的性格。

  翠翠寄託了他的理想、追求,也是對他已逝美好愛情的追懷和寄託。先前那個白臉長身的鄉下女子變成了皮膚黑黑、活潑美麗、羞怯且恪守傳統的山中野精靈翠翠的形象。

  “翠翠在風日裡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和山頭黃鹿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都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的來完成任務了。”這是一個如此水靈、真純、可愛的十五歲少女,因為她長在水邊,她的身上就有了水的明淨、清純和靈動處,而周圍的環境也在護佑著她的清純,使她絲毫不受濁世的汙染,她的思想、情感也象清溪潺潺,透明、純淨,閃耀著古樸的光輝。故事中對翠翠少女心中愛的覺醒的揭示細膩含蓄。兩年前那個和儺送相識的端午節是如何給翠翠留下甜美的印象,以至新年和中秋的熱鬧也索然無味。這個端午節到城裡沒見著儺送二老,卻聽說二老在下游六百里外的沅水中部青浪灘過端午節回去的路上,翠翠不高興。聽祖父唱搖櫓人駛船下灘時催櫓的歌聲,忽然停住了問:“爺爺,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灘呢?”不知不覺中流露出對二老的想念。

  翠翠開始想心事了,她會突然沉默、臉紅,被年青男人看著時會不好意思起來,她那種質樸的羞怯和矜持尤其楚楚動人。比如,她送二老過渡時,斜睨了二老一眼,見二老正盯著她看,“便把臉背過去,抿著嘴兒,不聲不響,很自負地拉著那條橫纜。”翠翠是什麼時候感到憂愁的,那是在聽到王鄉紳大姑娘以一座碾坊做陪嫁要和二老結親的議論以後,“翠翠到河下時,小小心腔裡充滿了一種說不分明的東西。大老的死,與翠翠不無關係,而翠翠卻對此一無所知。祖父的死,終於讓翠翠明白了許多道理,她傷心地哭了許久,同時懂得了人世間的感情如此纏綿,不是一下子就能了斷的,得耐著性子等待。時間和經歷讓翠翠從一個懵懂的少女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女人。

  渡船老人是故事中最富有人性的形象。這是一個熱情善良、俠骨柔腸、剛強隱忍,具有原始文化孕育的道德形態及人格氣質的人物形象。翠翠母親的死是他心中的隱痛,他覺得翠翠與她那死去的母親有相像處,這就加劇了他對翠翠未來的憂患意識,雖然勞苦一生,但在未將翠翠親手交到一個可靠的人手裡之前,他是不能安心的。他對翠翠擔負著撫養和教育的雙重責任,為開啟一個十五歲少女的情感之門,他跟翠翠講到唱歌,講到其父母是如何透過唱歌相識相戀,講到那個十五歲的新嫁娘。當成長中的翠翠受了四周景物的感染,而使一顆小小的心開始一張一弛不服管束地蠢蠢欲動,需要一個人的引領讓她走出這一份成長中的煩惱的時候,渡船老人因為生計而奔忙,顧及不上安撫翠翠,於是翠翠哭了,哭了很久。故事是這樣描述的。

  祖父說:“翠翠,我來慢了,你就哭,這還成嗎?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聲。

  祖父又說:“不許哭,做一個大人,不管有什麼事都不許哭。要硬扎一點,結實一點,才配活到這塊土地上!”

  暴風雨前夜,翠翠說:“爺爺,我真害怕!”翠翠怕的似乎並不是晚上要來的雷雨。

  老船伕似乎也懂得那個意思,就說:“怕什麼?一切要來的都得來,不必怕!”

  多麼擲地有聲的囑咐,這裡體現了作家審美的自我觀照,主張個人在自然社會中的表現是內斂的,而不是擴張的。渡船老人的剛強,來自於內心的一種強力,他獨自承擔人事不順的愁悶,而不願轉嫁翠翠分毫;開朗、樂天的性格,感染著翠翠。

  當老人隱約知道翠翠喜歡儺送二老,而二老又面對中寨王團總一座碾坊陪嫁的誘惑時,赤手空拳的渡船老人真正感到了嚴重的脅迫。因為“凡碾坊照例是屬於當地員外財主的產業。一個撐渡船的若想有座碾坊,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妄想。”他緊張不安,一次又一次地到城裡探聽虛實。又隱晦曲直地詢問二老,想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碰壁而歸,遭到中寨人的旁敲側擊,又受到順順父子的冷落誤會,渡船老人終於一病不起。渡船老人的死象一個開啟的結,使故事發生了急轉,人物之間那些微妙的誤會全都不解自開了。

  《邊城》中二老的形象,作家傾注了特別的感情,評價他“氣質近與那個白臉黑髮的母親,不愛說話,眉眼卻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為人聰明又極富感情。”他與翠翠的相識相戀,富有戲劇性,是那麼美麗動人,真純脫俗,他與大老同在月夜下為翠翠唱歌,就連愛的競爭也彬彬有禮、中規中矩,毫無劍拔弩張的態勢,大老的死使二老對翠翠的愛情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時,中寨人再次乘虛而入,這對他無疑是個嚴峻的考驗,在理智與感情之間,他依然選擇後者。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標準的沈從文式的愛情,性愛以婚姻和家庭為歸宿,感情的表達優雅、剋制、含蓄,深合“發乎情而止乎禮儀”的古訓。我們不能不想到,二老頗似作家的自我寫真。可以說二老就是作家本人,作家本人就是二老。我們看到,透過愛情婚姻故事的表面,透過渡船與碾坊的衝突,人物在衝突中的應對和選擇,既顯露出作家對生命原義的理解,又表達了作家拒斥異質文化對人性的扭曲侵蝕,能獨立支配自己的命運的渴望。愛情基於兩情相悅,不受金錢、地位、偏見等市俗因素的約束,這是對超脫於世俗之上的鄉村愛情的詮釋。

  3、獨特的思想藝術和創作特色。

  原始的牧歌般的生活,對於偶然中隱含的必然亦即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命運即天意的欣然接受的態度,體現了作家的審美和價值取向。翠翠未來的命運帶有某種不確定性,因而給人一種惆悵、哀婉和若有所失的藝術魅力。因愛而生荊棘,一切都是那麼陰錯陽差,一波三折,讓人心靈震顫和憂愁無奈的是這一切又都發生在好人之間。其中摻雜有性格的悲劇,冥冥中天意的安排。憂怨傷感的情調,貫穿於人物命運的始終。

  〈邊城〉同時也是一首對流逝歲月的輓歌。動盪的政治形勢不可能對湘西沒有影響,鄉村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昔日不再,作家對過去流露出深深的哀婉和依依惜別的情愫。作為西南版圖上曾有生活的一個縮影,〈邊城〉是世界文化史的一個奇蹟。湘西是理想中的湘西,是作家對被現代文明剝蝕得面目全非的身心家園的懷舊和依戀。而這為作家的早期生活經歷所滋養的獨特的創作風格恰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幸運,題材與政治的遊離、人物與時代的遊離、藝術表現手法與傳統的遊離,而順乎人性,還起本真,促其流變,註定了它的綿延不絕,傳之久遠。

  我們今天分析早期生活經歷對作家創作的影響,對促進今後文學創作的多樣化、個性化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對上個世紀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和圖解的反撥,今天,我們更要關注作家的創作個性,為他們提供適宜的土壤。早在政治風潮如狂飆突進席捲文壇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沈從文就深深懂得“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他相信:“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這是真的,在中國現代、當代以至將來的文學史上,誰也代替不了沈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