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嫂嫂經典散文
我是家裡的老二，有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哥。1957年秋天，全國性的三年經濟困難已經在家鄉拉開了序幕，結了婚還不到一年的哥哥竟然莫明其妙地英年早逝。算來已經過去了五十八個年頭了。近來，那些塵封多年的往事常常在記憶的長河中泛起，情境之清晰宛若昨天。
以前母親還健在時，常聽她說，我兩歲（其實只是剛過了週歲的生日）的那一年，父親和母親下田幹活時就將我丟給四歲的哥哥。只是關照隔壁的二奶奶順便照看一下，二奶奶曾跟母親說過：“孩子丟在家裡沒事，兩個人整天在一起玩，小的只要看不到哥哥就會跌跌撞撞地嚷著要找“嘟嘟”。後來我們都慢慢地長大了，哥哥性格內向，雖然只比我大兩歲，但顯得比我有城府，有心計，懂世理。大大咧咧的我是個調皮鬼。全國解放前的那幾年，母親給我們買零食都要分成平均兩份，要我們省著吃，因為不那樣就會被我當仁不讓地幹掉一大半。有一次每人分了半斤左右的荸薺，沒過多一會兒我的那一份就風捲殘雲般的被消滅掉了，而且是一種“敗家子”的吃相，吃一半糟蹋一半。他的那一份只吃了兩三個就保管起來了，記得是裝在一隻舊襪筒裡，揹著我藏起來了。過了好幾天，他才拿出來給了我兩個，至今仍然記得那種已經風乾了的荸薺特別甜。為此，母親就說他將來會“過日子，有聚財”，說我：“這個二麻腿子沒出息，有一千用一萬”。
哥哥十一歲的那年進了莊上的私塾館唸了二年書，九歲的我在家裡當了一年的“保姆”，帶著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第二年我也進了那傢俬塾館與哥哥做了一年的同學。那時還單幹，一家一戶種田，家裡要有人幫忙，我們弟兄兩個只能“重點培養”一個，於是，才十二三歲的哥哥就綴學成了家裡的輔助勞力。上世紀五十年代，農村中念過二年書的人就算得上是文化人了，為此，哥哥也覺得挺自豪，他有一件在那時叫“民主裝”的上衣，衣服的左胸口有一個小袋子，他習慣在袋口上插一支黑色膠木杆子的鋼筆。
1956年秋天，虛齡十七歲的哥哥結了婚。雖然新中國的第一部婚姻法規定了結婚年齡應為男二十女十八（而且都要是實足年齡），但農村中早婚的習俗一時半會兒改不過來。不過，哥哥早熟，個頭已經超過了一米七，比起那些仍帶著娃娃氣的小新郎倌來也算得上是玉樹臨風了。嫂子比哥哥小一歲，嫁過來時個子不算矮，就是身子長得單薄了些，鵝蛋形的臉上略顯黑瘦。聽說她幼年喪父，後來媽媽找了個人到家裡“招夫養子”。她的那個繼父我見過，是個木匠，個子不高，人挺和氣。和許許多多那時的女孩子一樣，她沒念過一天書。不過，她人挺賢惠懂禮，平時話不多，弟弟妹妹們都叫她姐姐，我不大好意思叫，因為她只比我大了不到一歲。嫂子的性格與哥哥有些相似，都內向。看得出來，兩個人感情很好，結婚一年，沒看到他們為什麼事紅過臉，甚至連一句高聲也不曾聽到過。爸媽對她也算是挺滿意的，就是還不到四十歲的母親好像有點著急，因為她覺得時間也不短了，為什麼她的肚子還不見有動靜。
第二年秋天，社裡有兩個月沒分口糧（那時還不曾有人民公社，叫高階社）聽說是要先完成國家的徵購任務。剛剛在解放後過了幾年溫飽日子的農民對此很不適應。那些日子，我們家連留著餵豬的麩皮都吃光了，靠自留地上的胡羅卜度命，因為胡羅卜還沒長成，才有小姆指一般大，只好連櫻子一起吃。有一天，聽說離我們那裡十六七里遠的小鎮上可以買到芋頭仔兒，芋頭是一種蔬菜，但有點類似山芋，能當飯吃。哪天哥哥起了個大早，跟村裡的七八個人一起撐船到那個鎮上去。回來時，天黑了許久，每人買了二十斤芋頭仔兒，說是要排很長的隊，一個人只准買十斤，他們排了兩回隊，到天快黑時才將船往回撐。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吃的是用羅卜櫻子煮的粥，只有極少的一點米，黑乎乎地煮了一大鍋。沒多會兒，哥哥就將鍋裡剩下的三四大碗粥呼啦呼啦地喝光了，開始，已經上了鋪的母親叫他燒兩個把子熱一下再吃，他說，不用了，還有點熱。後來聽說那天去的幾個人一天都沒吃東西，街上樣樣要糧票，買不到東西吃，顯然，他是餓急了。
那天嫂子去了孃家。下半夜時，哥哥突然發起了高燒。天亮後，父親找了一條小船跟我一起送哥哥去看醫生，哥哥是我和父親架著走上船的。鄰莊有個祖傳的老中醫，上船摸了下哥哥的額頭，也沒說可能是得的什麼病，就給打了一針，據說是當時最貴的鹽水針（就是後來叫青黴素的退燒針，那時挺金貴）。那一針一點作用也沒起到，到了晚上，哥哥不但高燒不退，還說起了胡話。莊上有人說，可能是得的“邪”病，西邊莊子上有個專門替人家看“邪”病的人，叫“野和尚”，挺靈驗，不如去讓他看一看。那時，父親好像是亂了方寸，連夜請了本莊的姨父和我一起送哥哥過去。記得那天夜裡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的船在小河裡好不容易七拐八拐找到那個莊子。“野和尚”被我們叫醒後，只是煞有介事地念了些咒語，畫了幾道符燒成灰，和著水喂哥哥喝了下去，並說，沒事了，你們回去吧。那天回來後，天已大亮，讓人覺得有點神奇的是，哥哥竟然被餵了半碗粥。就是那吃的樣子有點不正常。晚上，正當父親和母親都覺得有了一線生機時，哥哥卻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前後折騰了不到兩天的時間，一條鮮活的年輕生命就這樣被那時人的荒唐與無知葬送了，過了幾年才知道，哥哥得的病分明是急性闌尾炎導致穿孔，即使是在那時，如果能及時送到正規醫院也是完全有可能轉危為安的。
嫂子得到訊息後，是一路上嚎哭著走回來的，下葬的那一天，母親已經哭不出聲音出來了，此前，她哭昏過去好幾次。蓬頭垢面的嫂子也一定要給哥哥下田送葬，是旁邊的人硬拽著，不曾肯讓她上船，我們那裡有個習俗，為丈夫送過葬的人就一輩子不能再改嫁了，嫂子那年才十七虛歲，幫助辦喪事的人是理智的，來日方長，他們不能讓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哥哥死後，母親終日以淚洗面，可日子還得過下去，在我的後面還有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因為辦喪事又預付了社裡一些口糧，這個冬天將會特別難熬。莊子上有好幾戶人家舉家去了江西、湖北。父親沒去過那些地方，最熟悉的地方是蘇南、浙北和上海，母親的童年就是在青浦（原屬江蘇，後來劃歸上海）鄉下度過的，說得一口純正的青浦話。解放前後的那些年，全家人住在一條小木船上，先是做水果生意，後來做小百貨，那些年，父親的“事業”風生水起，還在家鄉置下了十幾畝田。聽說那一年，上海街頭上的熟食還不曾要糧票，父親就想挺而走險，將全家人帶出去重操舊業。後來在一個漆黑的夜裡，父親將已經入了社的那條木船，偷偷地撐到門前，往船上搬了一些鍋碗瓢盆和所有的衣被，叫醒了熟睡中的弟妹們，摸黑“逃離”了家鄉。那天，正好嫂子被孃家人帶了回去，確切地說，全家人是瞞著她出走的。父親和母親都認為，哥哥不在了，這個家庭與孤身一人的嫂子好像沒有任何關係了，丟下她是為了讓她早點去重新找出路。其實，當時嫂子的心思母親是心知肚明的，如果她知道這個訊息，無論如何都要跟這個大家庭一起走的.。那時鄉下流行“叔招嫂，人人喊好”，有不少人家孀居的嫂嫂與家裡的小叔子組合成了新的家庭，甚至還有嫂子比小叔大七八歲的情況。當時經濟條件太差了，找個媳婦不容易，還有的人家媳婦已經有了孩子，如果改嫁出去會苦了孫子孫女。我與嫂子年齡相當，看起來，好像挺順理成章，但實際上是有許多因素制約著的，最主要的一點是母親不想留她，說她幼年“克父”,結了婚又“克”死丈夫，“命”特別壞。雖然這一點對嫂子來說是極不公平的，但母親特相信迷信，成了堅決不留她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家裡在幾年前已經替我定下了一門親事，雖然算不上是娃娃親，但那時我也不過才十一二歲，根本就沒徵求過我的意見。還有一個因素是嫂子結婚一年未能懷上孩子，母親心裡有些忐忑。除了這些，母親對嫂子的為人印象還不錯，她是母親孃家莊子上的人。
過了些日子，我們在上海聽莊子上的人說，嫂子從孃家回來後，看到了被洗劫一空的家，頓時就明白了一切，她號陶大哭了一陣後決定在那個“家”裡住下來，社裡的人都看她可憐，還破例分了點口糧給她。她在社裡上了幾天工，每逢農曆月份中哥哥的忌日，都要把自己吃的那一碗“飯”先供在桌子上，給他燒些紙錢，（過去我們那裡有‘燒撞月’的習俗，人死後的三年內，每月都要燒供一回）。她還沒有徹底死心，她希望母親過些日子會回心轉意重新將她收為媳婦。第二年，人民公社了，過了幾天吃飯不要錢的好日子後，公共食堂就解散了，她一直在那裡堅持到“彈盡糧絕”，實在堅持不下去了才捲鋪蓋回了孃家。聽說在孃家每月還要給哥哥燒幾張紙，只是因為不作興在孃家家裡燒，只能用一張小杌子放到門外的巷子裡象徵性地祭供一番。母親聽到了這個訊息後是很感動的，畢竟那年嫂子才十八歲，跟哥哥也只做了一年的夫妻。不過，感動歸感動，母親的初衷是不會改變的，她不敢再讓我去當試驗品，她怕我會和哥哥一樣被她“克”死。
我那時雖然也已長成了一個傻大個兒，但好像還情竇未開，雖然跟嫂子在一口鍋裡吃了一年的飯，但平時也沒多少話說，只是對她的遭遇不是一般的同情罷了。母親從來沒跟我討論過這個問題，我也沒主動跟她提起過這個話題。不過，現在看來，如果當時母親決定將嫂子留下來，我肯定不會反對，再如果我提出要留下她，母親可能也不會一直堅持她的觀點。事情就這樣陰差陽錯地發展下去，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1958年深秋，我們全家在上海被遷往大西北。過了二年，母親託人將我的“原配”從家中帶了過去，在荒涼的戈壁灘上，我們舉行了一場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婚禮”，之後，嫂子也遠嫁到了黃海邊上去了，聽說那個男人比她大好幾歲。後來我想，如果當年在我的“原配”還未過去之前，嫂子敢隻身先撞過去，估計那時我和母親都會留下她的。不過那個時候一字不識的女孩子哪有那膽量，再說，她也弄不清楚我這個當事人是什麼想法。後來，我從大西北下放回來當了人民公社的社員，過了好些年半飢半飽的日子，還順帶生下了三四個兒女，大家都為一大幫嗷嗷待哺的孩子操碎了心。多少年來，一直未能與嫂子見上一面，只是聽說她在那邊也一連生了三個兒子。一轉眼，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又有好多年聽不到她的訊息了，也不知道她是健在還是已經埋骨他鄉？有時還想與老伴一起找個機會去看她一回。距離不算遠，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也就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但不知道她的確切地址，也沒去刻意打聽，因為怕見了面無話可說。宋代詞人蘇軾曾在他的一首詞作中寫到過：“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
我怕會遇到那樣的尷尬，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應該去呢，還是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