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散文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散文吧？散文是抒發作文真情實感，寫作方式靈活的記敘類文學體裁。你知道寫散文要注意哪些問題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余光中散文，歡迎大家分享。
石城之行
一九五七年的雪佛蘭小汽車以每小時七十英里的高速在愛奧華的大平原上疾駛。北緯四十二度的深秋，正午的太陽以四十餘度的斜角在南方的藍空滾著銅環，而金黃色的光波溢進玻璃窗來，撫我新剃過的臉。我深深地飲著飄過草香的空氣，讓北美成熟的秋注滿我多東方回憶的肺葉。是的，這是深秋，亦即北佬們所謂的“小陽春”（Indian Summer），下半年中最值得留戀的好天氣。不久寒流將從北極掠過加拿大的平原南侵，那便是戴皮帽、穿皮衣、著長統靴子在雪中掙扎的日子了。而此刻，太陽正凝望平原上做著金色夢的玉蜀黍們；奇蹟似的，成群的燕子在晴空中呢喃地飛逐，老鷹自地平線升起，在遠空打著圈子，覬覦人家白色柵欄裡的雞雛，或者，安格爾教授告訴我，草叢裡的野鼠。正是萬聖節之次日，家家廊上都裝飾著畫成人面的空南瓜皮。排著禾墩的空田盡處，伸展著一片片緩緩起伏的黃豔豔的陽光，我真想請安格爾教授把車停在路邊，讓我去那上面狂奔，亂嚷，打幾個滾，最後便臥仰在上面曬太陽，睡一個童話式的午睡。真的，十年了，我一直想在草原的大搖籃上睡覺。我一直羨慕塞拉的名畫《星期日午後的大碗島》中懶洋洋地斜靠在草地上幻想的法國紳士，羨慕以抒情詩的節奏跳跳蹦蹦於其上的那個紅衣小女孩。我更羨慕鮑羅丁在音樂中展露的那種廣闊，那種柔和而奢侈的安全感。然而東方人畢竟是東方人，我自然沒有把這思想告訴安格爾教授。
東方人確實是東方人，喏，就以坐在我左邊的安格爾先生來說，他今年已經五十開外，出版過一本小說和十六本詩集，做過哈佛大學的教授，且是兩個女兒的爸爸了；而他，戴著灰格白底的鴨舌小帽，穿一件套頭的毛線衣，磨得發白的藍色工作褲（在中國只有中學生才穿的）球鞋。比起他來，我是“紳士”得多了；眼鏡，領帶，皮大衣，筆挺的西裝褲加上光亮的黑皮鞋，使我覺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學生。從反光鏡中，我不時瞥見後座的安格爾太太，莎拉和小花狗克麗絲。看上去，安格爾太太也有五十多歲了。莎拉是安格爾的小女兒，十五歲左右，面貌酷似爸爸——淡金色的發自在地垂落在頭後，細直的鼻子微微翹起，止於鼻尖，形成她頑皮的焦點，而臉上，美國小女孩常有的雀斑是不免的了。後排一律是女性，小花狗克麗絲也不例外。她大概很少看見東方人，幾度跳到前座和我擠在一起，斜昂著頭打量我，且以冰冷的鼻尖觸我的頸背。
昨夜安格爾教授打電話給我，約我今天中午去“郊外”一遊。當時我也不知道他們所謂的“郊外”是指何處，自然答應了下來。而現在，我們在平直的公路上疾駛了一個多小時，他們還沒有停車的意思。自然，老師邀你出遊，那是不好拒絕的。我在“受寵”之餘，心裡仍不免懷著鬼胎，正覺“驚”多於“寵”。他們所謂請客，往往只是吃不飽的“點心”。正如我上次在他們家中經驗過的一樣——兩片面包，一塊牛油，一盤蕃茄湯，幾塊餅乾；那晚回到宿舍“四方城”中，已是十一點半，要去吃自助餐已經太遲，結果只飲了一杯冰牛奶，餓了一夜。
“保羅，”安格爾太太終於開口了，“我們去安娜摩莎（Anamosa）吃午飯吧。我好久沒去看瑪麗了。”
“哦，我們還是直接去石城好些。”
“石城（Stone City）？”這地名好熟！我一定在哪兒聽過，或是看過這名字。只是現在它已漏出我的記憶之網。
“哦，保羅，又不遠，順便彎一彎不行嗎？”安格爾太太堅持著。
“O please，Daddy！”莎拉在思念她的好朋友琳達。
安格爾教授OK了一聲，把車轉向右方的碎石子路。他的愛女兒是有名的。他曾經為兩個女兒寫了一百首十四行詩，出版了一個單行本《美國的孩子》（American Child）。莎拉愛馬，他以一百五十元買了一匹小白馬。莎拉要騎馬參加愛荷華大學“校友回校遊行”，父親巴巴地去二十英里外的俄林（Olin）借來一輛拖車，把小白馬載在拖車上，運去遊行的廣場，因為公路上是不準騎馬的。可是父母老後，兒女是一定分居的。老人院的門前，經常可以看見坐在靠椅上無聊地曬著太陽的老人。這景象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我曾看見一位七十五歲（一說已八十）步態蹣跚的老工匠獨住在一座頗大的空屋中，因而才瞭解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老人的冬夜》一詩的淒涼意境。
不過那次的遊行是很有趣的。平時人口僅及二萬八千的愛荷華城，當晚竟擠滿了五萬以上的觀眾——有的自香柏灘（Cedar Rapids）趕來，有的甚至來自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數英里長的遊行行列，包括競選廣告車，賽美花車，老人隊，雙人腳踏車隊，單輪腳踏車，密西西比河上的古畫舫，開闢西部時用的老火車，以及四馬拉的舊馬車，最精彩的是老爺車隊；愛荷華州全部一九二〇年以前的小汽車都出動了。一時街上火車尖叫，汽船鳴笛，古車蹣跚而行，給人一種時間上的錯覺。百人左右的大樂隊間隔數十丈便出現一組，領先的女孩子，在四十幾度的寒夜穿著短褲，精神抖擻地舞著指揮杖，踏著步子。最動人的一隊是“蘇格蘭高地樂隊”（The Scottish Highlanders），不但陣容強大，色彩華麗，音樂也最悠揚。一時你只見花裙和流蘇飄動，鼓號和風笛齊鳴，那嘹亮的笛聲在空中迴盪又迴盪，使你悵然想起司各特的傳奇和彭斯的民歌。
汽車在一個小鎮的巷口停了下來，我從古代的光榮夢中醒來。向一隻小花狗吠聲的方向望去，一座小平房中走出來一對老年的夫妻，歡迎客人。等到大家在客廳坐定後，安格爾教授遂將我介紹給鮑爾先生及太太。鮑爾先生頭髮已經花白，望上去有五十七八的年紀，以皺紋裝飾成的微笑中有一影古遠的憂鬱，有別於一般面有得色、頗有餘肉的典型美國人。他聽安格爾教授說我來自臺灣，眼中的淺藍色立刻增加了光輝。他說二十年前曾去過中國，在廣州住過三年多；接著他講了幾句迄今猶能追憶的廣東話，他的目光停在虛空裡，顯然是陷入
往事中了。在地球的反面，在異國的深秋的下午，一位碧瞳的老人竟向我娓娓而談中國，流浪的鄉愁是很重很重了。我回想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那時母親尚健在……
莎拉早已去後面找小朋友琳達去了，安格爾教授夫婦也隨女主人去地下室取酒。主客的寒暄告一段落，一切落入冷場。我的眼睛被吸引於牆上的一幅翻印油畫：小河、小橋、近村、遠徑，圓圓的樹，一切皆呈半寐狀態，夢想在一片童話式的處女綠中；稍加思索，我認出那是美國已故名畫家伍德（Grant Wood，1892—1942）的名作《石城》。在國內，我和咪也有這麼一小張翻版；兩人都說這畫太美了，而且靜得出奇，當是出於幻想。聯想到剛才車上安格爾教授所說的“石城”，我不禁因吃驚而心跳了。這時安格爾教授已回到客廳，發現我投向壁上的困惑的眼色，朝那幅畫瞥了一眼，說：
“這風景正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在石城有—座小小的別墅，好久沒有人看守，今天特地去看一看。”
我驚喜未定，鮑爾先生向我解釋，伍德原是安格爾教授的好友，生在本州的香柏灘，曾在愛荷華大學的藝術系授課，這幅《石城》便是伍德從安格爾教授的夏屋走廊上遠眺石城鎮所作。
匆匆吃過“零食”式的午餐，我們別了鮑爾家人，繼續開車向石城疾駛。隨著沿途樹影的加長，我們漸漸接近了目的地。終於在轉過第三個小山坡時，我們從異於伍德畫中的角度眺見了石城。河水在斜陽下反映著淡鬱郁的金色，小橋猶在，只是已經陳舊剝落，不似畫中那麼光彩。啊，磨坊猶在，叢樹猶在，但是一切都像古銅幣一般，被時間磨得黯淡多了；而圓渾的山巒頂上，只見半黃的草地和零亂的禾墩，一如黃金時代的餘灰殘燼。我不禁失望了。
“啊，春天來時，一切都會變的。草的顏色比畫中的還鮮！”安格爾教授解釋說。
轉眼我們就行駛於木橋上了；過了小河，我們漸漸盤上坡去，不久，河水的淡青色便蜿蜒在俯視中了。到了山頂，安格爾教授將車停在別墅的矮木柵門前。大家向夏屋的前門走去，忽然安格爾太太叫出聲來，原來門上的鎖已經給人扭壞。進了屋去，過道上、客廳裡、書房裡，到處狼藉著破杯、碎紙，分了屍的書，斷了肢的玩具，剖了腹的沙發椅墊，零亂不堪，有如兵後劫餘。安格爾教授一聳哲學式的兩肩，對我苦笑。莎拉看見她的玩具被毀，無言地撿起來捧在手裡。安格爾太太絕望地訴苦著，拾起一件破傢俱，又丟下另一件。
“這些野孩子！這些該死的野孩子！”
“哪裡來的野孩子呢？你們不能報警嗎？”
“都是附近人家的孩子，中學放了暑假，就成群結黨，來我們這裡胡鬧、作樂、跳舞、喝酒。”說著她拾起一隻斷了頸子的空酒杯，“報警嗎？每年我們都報的，有什麼用處呢？你曉得是誰闖進來的呢？”
“不可以請人看守嗎？”我問。
“噢，那太貴了，同時也沒有人肯做這種事啊！每年夏天，我們只來這裡住三個月，總不能僱一個人來看其他的九個月啊。”
接著安格爾太太想起了樓上的兩大間臥室和一間客房，匆匆趕了上去，大家也跟在後面。凌亂的情形一如樓下：席夢思上有汙穢的足印，地板上橫著釣竿，滾著開口的皮球。嗟嘆既畢，她也只好頹坐了下來。安格爾教授和我立在朝西的走廊上，倚欄而眺。太陽已經在下降，暮靄升起於黃金球和我們之間。從此處俯瞰，正好看到畫中的石城；自然，在藝術家的畫布上，一切皆被簡化、美化，且重加安排，經過想像的沉澱作用了。安格爾教授告訴我說，當初伍德即在此廊上支架作畫，數易其稿始成。接著他為我追述伍德的生平，說格蘭特（Grant，伍德之名）年輕時不肯做工，作畫之餘，成天閒逛，常常把膠水貼成的紙花獻給女人，不久那束花便散落了，或者教小學生把燈罩做成羊皮紙手稿的形狀。可是愛荷華的人們都喜歡他，朋友們分錢給他用，古玩店懸賣他的作品，甚至一位百萬財主也從老遠趕來赴他開的波希米亞式的晚會——他的臥室是一家殯儀館的老闆免費借用的。可是他鄙視這種侷限於一隅的聲名，曾經數次去巴黎，想要征服藝術的京都。然而巴黎是不容易征服的，你必須用巴黎沒有的東西去征服巴黎；而伍德只是一個摹仿者，他從印象主義一直學到抽象主義。他在塞納路租了一間畫展室，展出自己的三十七幅風景，但是批評界始終非常冷淡。在第四次遊歐時，他從十五世紀的德國原始派那種精確而細膩的鄉土風物畫上，悟出他的藝術必須以自己的故鄉，以美國的.中西部為物件。趕回愛荷華後，他開始創造一種樸實、堅厚而又經過藝術簡化的風格，等到《美國的哥特式》一畫展出時，批評界乃一致承認他的藝術。不過，這幅《石城》應該仍屬他的比較“軟性”的作品，不足以代表他的最高成就，可是一種迷人的純真仍是難以抗拒的。
“格蘭特已經死了十七年了，可是對於我，他一直坐在長廊上，做著征服巴黎的夢。”
橙紅色的日輪墜向了遼闊的地平線，秋晚的涼意漸濃。草上已經見霜，薄薄的一層，但是在我，已有十年不見了。具有圖案美的樹尖上還流連著淡淡的夕照，而腳底下的山谷裡，陰影已經在擴大。不知從什麼地方響起一兩聲蟋蟀的微鳴，但除此之外，鳥聲寂寂，四野悄悄。我想念的不是亞熱帶的島，而是嘉陵江邊的一個古城。
歸途中，我們把落日拋向右手，向南疾駛。橙紅色彌留在平原上，轉眼即將消滅。天空藍得很虛幻，不久便可以寫上星座的神話了。我們似乎以高速夢遊於一個不知名的世紀；而來自東方的我，更與一切時空的背景脫了節，如一縷遊絲，完全不著邊際。
自豪與自幸
每個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話，但是至少該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紅塵里長大，不得親近草木蟲魚，且又飽受考試的威脅，就不得縱情於雜學閒書，更不得看雲、聽雨，發一整個下午的呆。我的中學時代在四川的鄉下度過，正是抗戰，儘管貧於物質，卻富於自然，裕於時光，稚小的我乃得以親近山水，且涵泳中國的文學。所以每次憶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抵，必須深固於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虛設。我的幸運在於中學時代是在純樸的鄉間度過，而家庭背景和學校教育也宜於學習中文。
一九四○年秋天，我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成為初一的學生。那家中學在四川江北縣悅來場，靠近嘉陵江邊，因為抗戰，才從南京遷去了當時所謂的“大後方”。不能算是甚麼名校，但是教學認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幾年打結實的。尤其是英文老師孫良驥先生，嚴謹而又關切，對我的教益最多。當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後我是否進外文系，大有問題。
至於國文老師，則前後換了好幾位。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兼授國文和歷史，雖然深度近視，戴著厚如醬油瓶底的眼鏡，卻非目光如豆，學問和口才都頗出眾。另有一個國文老師，已忘其名，只記得儀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陳老師那麼不修邊幅，甚至有點邋遢。更記得他是北師大出身，師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陳先生，甚至溢於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貢來教我們國文。他是戴伯瓊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慣稱的“老夫子”。依清制科舉，每十二年由各省學政考選品學兼優的生員，保送入京，也就是貢入國子監。謂之拔貢。再經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縣或教職。如此考選拔貢，每縣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應該就是巴縣（即江北縣）的拔貢，舊學之好可以想見。冬天他來上課，步履緩慢，意態從容，常著長衫，戴黑帽，坐著講書。至今我還記得他教周敦頤的《愛蓮說》，如何搖頭晃腦，用川腔吟誦，有金石之聲。這種老派的吟誦，隨情轉腔，一詠三嘆，無論是當眾朗誦或者獨自低吟，對於體味古文或詩詞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現在的學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會默讀而不會吟誦，與古典文學不免隔了一層。
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們交作文時，就試寫文言。憑我們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頗客氣，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給六十分。後來我們死了心，改寫白話，結果反而獲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吳顯恕讀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餘，對紛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請教戴老夫子，也帶點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題目，便把書合上，滔滔不絕，不但我們問的典故他如數家珍地詳予解答，就連沒有問的，他也一併加以講解，令我們佩服之至。
國文班上，限於課本，所讀畢竟有限，課外研修的師承則來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麼學者，但他們出身舊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曉暢通達的。我一進中學，他們就認為我應該讀點古文了，父親便開始教我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母親也在一旁幫腔。我不太喜歡這種文章，但感於雙親的諄諄指點，也就十分認真地學習。接下來是讀《留侯論》，雖然也是以知性為主的議論文，卻淋漓恣肆，兼具生動而鏗鏘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動。再下來便是《春夜宴桃李園序》、《弔古戰場文》、《與韓荊州書》、《陋室銘》等幾篇。我領悟漸深，興趣漸濃，甚至倒過來央求他們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們不很願意，認為我應該多讀一些載道的文章，但見我頗有進步，也真有興趣，便又教了《為徐敬業討武裡檄》、《滕王閣序》、《阿房宮賦》。
父母教我這些，每在講解之餘，各以自己的鄉音吟哦給我聽。父親誦的是閩南調，母親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召喚著我，對我都有異常的親切。就這麼，每晚就著搖曳的桐油燈光，一遍又一遍，有時低迴，有時高亢，我習誦著這些古文，忘情地讚歎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闔自如。這樣的反覆吟詠，潛心體會，對於真正進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歷史，涵泳文化，最為深刻、委婉。日後我在詩文之中展現的古典風格，正以桐油燈下的夜讀為其源頭。為此，我永遠感激父母當日的啟發。
不過那時為我啟蒙的，還應該一提二舅父孫有孚先生。那時我們是在說來場的鄉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裡，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濤聲日夜不斷，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個山頭，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親經常在重慶城裡辦公，只有母親帶我住在鄉下，教授古文這件事就由二舅父來接手。他比父親要閒，舊學造詣也似較高，而且更加喜歡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傾向。
他為我講了前後《赤壁賦》和《秋聲賦》，一面捧著水煙筒，不時滋滋地抽吸，一面為我娓娓釋義，哦哦誦讀。他的鄉音同於母親，近於吳儂軟語，纖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書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圖動人的線裝《聊齋志異》。二舅父和父親那一代，認為這種書輕佻側豔，只宜偶爾消遣，當然不會鼓勵子弟去讀。好在二舅父也不怎麼反對，課餘任我取閱，縱容我神遊於人鬼之間。
後來父親又找來《古文筆法百篇》和《幼學瓊林》、《東萊博議》之類，抽教了一些。長夏的午後，吃罷綠豆湯，父親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細覽他的《綱鑑易知錄》，一面嘆息盛衰之理，我則暢讀舊小說，尤其耽看《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甚至《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七俠五義》、《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閒觀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細的，是《三國演義》，連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霧迷江賦》也讀了好幾遍。至於《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則要到進了大學才認真閱讀。當時初看《紅樓夢》，只覺其婆婆媽媽，很不耐煩，竟半途而廢。早在高中時代，我的英文已經頗有進境，可以自修《莎氏樂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by Charles Lamb），甚至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游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頭緒太多，所以讀中國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認為，不讀舊小說難謂中國的讀書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學固然是在詩文與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舊小說與民謠、地方戲之類，卻為市並與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騷人墨客，下至走卒販夫，廣為雅俗共賞。身為中國人而不識關公、包公、武松、薛仁貴、孫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則西遊、水滸、三國、紅樓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圓規，缺其一腳必難成其圓。
讀中國的舊小說，至少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認識舊社會的民俗風土、市井江湖，為儒道釋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註腳；另一則是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搭一橋樑，俾在兩岸自由來往。當代學者概嘆學子中文程度日低，開出來的藥方常是“多讀古書”。其實目前學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育，勉強吞嚥幾丸孟子或史記，實在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根底太弱，虛不受補。倒是舊小說融貫文白，不但語言生動，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詞彙豐富；用白話寫的，有口語的流暢，無西化之夾生，可謂舊社會白語文的“原湯正味”，而用文話寫的，如《三國演義》、《聊齋志異》與唐人傳奇之類，亦屬淺近文言，便於白話過渡。加以故事引人入勝，這些小說最能使青年讀者潛化於無形，耽讀之餘，不知不覺就把中文摸熟弄通，雖不足從事甚麼聲韻訓詁，至少可以做到文從字順，達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學生，非但沒有電視，也難得看到電影，甚至廣播也不普及。聲色之娛，恐怕只有靠話劇了，所以那是話劇的黃金時代。一位窮鄉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讀舊小說。加以考試壓力不大，都市娛樂的誘惑不多而且太遠，而長夏午寐之餘，隆冬雪窗之內，常與諸葛亮、秦叔寶為伍，其樂何輸今日的磁碟、錄影帶、卡拉OK？而更幸運的，是在“且聽下回分解”之餘，我們那一代的小“看官”們竟把中文讀通了。
同學之間互勉的風氣也很重要。巴蜀文風頗盛，民間素來重視舊學，可謂絃歌不輟。我的四川同學家裡常見線裝藏書，有的可能還是珍本，不免拿來校中炫耀，乃得奇書共賞。當時中學生之間，流行的課外讀物分為三類：即古典文學，尤其是舊小說；新文學，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話小說；翻譯文學，尤其是帝俄與蘇聯的小說。三類之中，我對後面兩類並不太熱衷，一來因為我勤讀英文，進步很快，準備日後直接欣賞原文，至少可讀英譯本，二來我對當時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學文體，多無好感，對一般新詩，尤其是普羅八股，實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吳顯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書，常攜來與我共賞，每遇奇文妙句，輒同聲嘖嘖。有一次我們迷上了《西廂記》，愛不釋手，甚至會趁下課的十分鐘展卷共讀，碰上空堂，更並坐在校園的石階上、膝頭攤開張生的苦戀，你一節，我一段，吟詠甚麼“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後來發現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也激賞了一陣，並傳觀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於詩詞，則除了課本里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師和長輩並未著意為我啟蒙，倒是性之相近，習以為常，可謂無師自通。當然起初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覺得美，覺得親切而已。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層，紛繁的附註也不暇細讀。不過熱愛卻是真的，從初中起就喜歡唐詩，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與宋之詞，歷大學時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詠古詩的方式，雖得閩腔吳調的口授啟蒙，兼採二舅父哦嘆之音，日後竟然發展成唯我獨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餘韻不絕，跟長輩比較單調的誦法全然相異。五十年來，每逢獨處寂寞，例如異國的風如雪夜，或是高速長途獨自駕車，便縱情朗吟“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或是“長洪鬥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 頓覺太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若是葉起更高古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意興就更加蒼涼了。
《晉書》王敦傳說王敦酒後，輒詠曹操這四句古詩，一邊用玉如意敲打唾壺作節拍，壺邊盡缺。清朝的名詩人龔自珍有這麼一首七絕：“迴腸蕩氣感精靈，座容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減，珊瑚擊碎有誰聽？”說的正是這種酒酣耳熱，縱情朗吟，而四座共鳴的豪興。這也正是中國古典詩感性的生命所在。只用今日的國語來讀古詩或者默唸，只恐永遠難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在年十月，我在英國六個城市巡迴誦詩。每次在朗誦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譯之後，我一定選一兩首中國古詩，先讀其英譯，然後朗吟原文。吟聲一斷，掌聲立起，反應之熱烈，從無例外。足見詩之朗誦具有超乎意義的感染性，不幸這種感性教育今已蕩然無存，與書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屆中國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對各國的漢學家報告我中譯王爾德喜劇《溫夫人的扇子》的經驗，說王爾德的文字好炫才氣，每今譯者“望洋興嘆”而難以下筆，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譯文也會勝過他的原文。眾多學者吃了一驚，一起抬頭等待下文。我說：“有些地方，例如對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這種地方，原文不如譯文，不是王爾德不如我，而是他撈過了界，竟以英文的弱點來碰中文的強勢。”
我以身為中國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為幸。
夜讀叔本華
體系博大、思慮精純的哲學名家不少，但是文筆清暢、引人入勝的卻不多見。對於一般讀者，康德這樣的哲學大師永遠像一座牆峭塹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壯觀，可惜警衛嚴密，不得其門而入。這樣的大師，也許體系太大，也許思路太玄，也許只顧言之有物，不暇言之動聽，總之好處難以句摘。所以翻開任何諺語名言的詞典，康德被人引述的次數遠比培根、尼采、羅素、桑塔耶納一類哲人為少。叔本華正屬於這澄明透徹易於句摘的一類。他雖然不以文采斐然取勝，但是他的思路清晰，文字乾淨，語氣堅定，讀來令人眼明氣暢，對哲人寂寞
而孤高的情操無限神往。夜讀叔本華，一杯苦茶，獨斟千古，忍不住要轉譯幾段出來，和讀者共賞。我用的是企鵝版英譯的《叔本華小品警語錄》（Arthur Schopenhauer：Essays and Aphorisms）：
“作家可以分為流星、行星、恆星三類。第一類的時效只在轉瞬之間，你仰視而驚呼：‘看哪！’——他們卻一閃而逝。第二類是行星，耐久得多。他們離我們較近，所以亮度往往勝過恆星，無知的人以為那就是恆星了。但是他們不久也必然消逝，何況他們的光輝不過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響只及於同路的行人（也就是同輩）。只有第三類不變，他們堅守著太空，閃著自己的光芒，對所有的時代保持相同的影響，因為他們沒有視差，不隨我們觀點的改變而變形。他們屬於全宇宙，不像別人那樣只屬於一個系統（也就是國家）。正因為恆星太高了，所以他們的光輝要好多年後才照到世人的眼裡。”
叔本華用天文來喻人文，生動而有趣。除了說恆星沒有視差之外，他的天文大致不錯。叔本華的天文倒令我聯想到徐霞客的地理，徐霞客在遊太華山日記裡寫道：“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兀出雲表；及入關，反為岡隴所蔽。”太華山就像一個偉人，要在夠遠的地方才見其巨大。世人習於貴古賤今，總覺得自己的時代沒有偉人。凡高離我們夠遠，我們才把他看清，可是當日阿羅的市民只看見一個瘋子。
“風格正如心靈的面貌，比肉體的面貌更難作假。模仿他人的風格，等於戴上一副假面具；不管那面具有多美，它那死氣沉沉的樣子很快就會顯得索然無味，使人受不了，反而歡迎其醜無比的真人面貌。學他人的風格，就像是在扮鬼臉。”
作家的風格各如其面，寧真而醜，毋假而妍。這比喻也很傳神，可是也會被平庸或懶惰的作家用來解嘲。這類作家無力建立或改變自己的風格，只好繃著一張沒有表情或者表情不變的面孔，看到別的作家表情生動而多變，反而說那是在扮鬼臉。頗有一些作家喜歡標榜“樸素”。其實樸素應該是“藏巧”，不是“藏拙”，應該是“藏富”，不是“炫窮”。拼命說自己樸素的人，其實是在炫耀美德，已經不太樸素了。
“‘不讀’之道才真是大道。其道在於全然漠視當前人人都熱中的一切題目。不論引起轟動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冊子，是小說或者是詩，切勿忘記，凡是寫給笨蛋看的東西，總會吸引廣大讀者。讀好書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讀壞書：因為人壽有限。”
這一番話說得斬釘截鐵，痛快極了。不過，話要說得痛快淋漓，總不免帶點武斷，把真理的一筆賬，四捨五入，作斷然的處理。叔本華漫長的一生，在學界和文壇都不得意。他的傳世傑作《意志與觀念的世界》在他三十一歲那年出版，其後反應一直冷淡，十六年後，他才知道自己的滯銷書大半是當作廢紙賣掉了的。叔本華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等到像瓦格納、尼采這樣的知音。他的這番話為自己解嘲，痛快的背後難免帶點酸意。其實曲高不一定和寡，也不一定要久等知音，披頭的歌曲可以印證。不過這只是次文化的現象，至於高文化，最多隻能“小眾化”而已。轟動一時的作品，雖經報刊鼓吹，市場暢售，也可能只是一個假象，“傳後率”不高。判別高下，應該是批評家的事，不應任其商業化，取決於什麼排行榜。這其間如果還有幾位文教記者來推波助瀾，更據以教訓滯銷的作家要反省自己孤芳的風格，那就是僭越過甚，誤會採訪就是文學批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