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生平
劉禹錫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 ，漢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後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劉禹錫，其祖先為漢景帝賈夫人之子劉勝，七代祖劉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大曆七年(772年)，劉禹錫出生於東都洛陽。
劉禹錫肖像其父、祖均為小官僚，父劉緒曾在江南為官，劉禹錫並在那裡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他很小就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和吟詩作賦，既聰明又勤奮，在做詩方面，曾得當時著名詩僧皎然、靈澈的薰陶指點。
貞元六年(790年)十九歲前後，劉禹錫遊學洛陽、長安，在士林中獲得很高聲譽。
貞元九年(793年)，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同年登博學鴻詞科。兩年後再登吏部取士科，釋褐為太子校書，不久丁憂居家。
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節度使兼任徐泗濠節度，闢劉禹錫為掌書記。後隨杜佑回揚州，居幕期間代杜佑撰表狀甚多。貞元十八年(802年)，調任京兆府渭南縣主簿，不久遷監察御史。當時，韓愈、柳宗元均在御史臺任職，三人結為好友，過從甚密。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劉禹劉禹錫吟詩圖錫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遊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後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秘書監分司東都的閒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劉禹錫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韋莊等交遊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閒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此後，他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後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病卒於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死後被追贈為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主要作品
劉禹錫在元和十三年(818年)曾自編其著述為“四十通”，又刪取四分之一為“集略”。這是最早的劉禹錫集和選本，今都不傳。載《劉禹錫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僅剩餘30卷。而後宋敏求蒐集遺佚，輯為《外集》100卷，但仍有遺漏。《劉禹錫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樂府兩卷。
人物評價
著作評價
《新唐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
《歲寒堂詩話》：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滄浪詩話》：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
名人評價
黃庭堅："大概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翁方綱：“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極為確論。
蔡百衲：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
文學成就
詩歌內容
劉禹錫的山水詩，改變了大曆、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
再如《望洞庭》;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不過，雖然劉禹錫說過“能離欲則方寸地虛”，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受道家影響，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
如《秋詞》二首之一、《同樂天登棲靈寺塔》，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由於有了含蓄深沉的內涵、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劉禹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 劉禹錫又多次貶官南方，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劉禹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如《白鷺兒》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
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浪淘沙詞》、《西塞山懷古》等，都很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著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以下兩首尤為傳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詞》二首之一。
辭賦
除詩歌與論說文外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在唐代辭賦史中，乃至整個辭賦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環節，其存賦十一篇，與唐代各家所存辭賦數目相較，也不算少了。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並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並論，即可見一斑。而實際上，劉禹錫本人也是對自己的文章水平頗有自信的，在其《子劉子自傳》中他說：“天與所長，不使施兮。”這裡的“所長”指的即是自己的長於文詞，而在這“文詞”之中當然也包括辭賦在內。在劉禹錫的十一篇辭賦作品當中以《秋聲賦》最受後人推崇。
論說文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說文成就為最大。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範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並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都徵引豐富,推理縝密，巧麗淵博，雄健曉暢。
二是雜文。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這些作品，短小精悍，隱微深切。或借題發揮，針砭現實;或託古諷今，抨擊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劉禹錫的散文，與他的詩歌一樣，辭藻美麗，題旨隱微。柳宗元說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為深中肯綮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