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新見解
英雄面對死亡也會有怯懦。電影《勇敢的心》中，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士臨刑前高呼“自由!”但是在臨刑離開囚室前，他卻對上帝祈，希望獲得勇氣，以抵抗面臨死亡的恐懼。
中華民族的英雄文天祥，在留給歷史捨生取義的宏大英雄氣之外，面臨死亡威脅和元朝的利誘時，也並非全無恐懼，他不僅對自己的信念發生過懷疑，甚至可能有過“投降”的念頭。
《宋史·文天祥傳》記載了他模稜兩可的話：“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其中暗示，他有歸隱故鄉當道士(黃冠)，甚至將來做元朝顧問的念頭。這樣看來，文天祥已經有歸降的可能，但忽必烈卻不能容忍這樣模糊的態度，他要的是奴才式全心全意的投降。
“幸好”忽必烈並沒有同意他歸隱當道士的'請求。一位被文天祥怒斥過的降元的老同事也不同意：“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正是靠文天祥的鮮血最終一灑以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句氣貫千古的話，我們才獲得了一位永遠的英雄，而非亂世時常見的隱士。
殺身成仁的文天祥怎麼會怯懦、逃避呢?投降?更連想都不會想。後人多懷疑元朝人修的《宋史·文天祥傳》，是故意誹謗、侮辱咱們的民族英雄。是的，在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中，英雄永不怯懦，怯懦者絕無勇敢。豈不知，人性比我們想象複雜得多。文天祥臨死前的逃避，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寫出《過零丁洋》後不到一年，文天祥其實就開始“懷疑”所謂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當受盡苦難被押到大都後，他寫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有感而賦》的詩，其中即有“亡國大夫誰為傳，只饒野史與人看”。意為恐怕自己捨生取義，照不了汗青，只有在野史中流傳。
文天祥無法讓“上帝賜予我力量”，他需要歷史正義的力量來激勵自己，中間經歷懷疑也是正常。此前，當他被押到廣州時，勸降的人就“嘲笑”他青史留名的信念，“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為忠孝，誰復書之。”文天祥說：“殷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心也。”可見，對於丹心能否照汗青，文天祥是有過反覆的。
文天祥不怕犧牲，抵得住利誘。但是，當一個叫靈陽子的道士跟他談道，卻讓他動了歸隱佛道之心。此前，文天祥認識的一位南宋宮廷琴師汪元量，就曾被忽必烈賜為黃冠道士。文天祥雖是儒教中人，卻對佛道頗為心儀，這由他的兩個兒子分別叫道生和佛生即可明顯看出。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這是文天祥在靈陽子來獄中見他後的一首贈詩。此詩與文天祥《正氣歌》等正氣凜然的作品迥然有別。在儒家殺身成仁、忠君守義的悲壯精神之外，確實還有一個在佛道中徘徊、尋求解脫的文天祥。
從文天祥給靈陽子的另一首詩中更可看出端倪：“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間，引我歸員明。一針透頂門，道骨由天成……”早年，文天祥仕途失意時，就曾迴文山老家終日忘情於泉石，“領客其間，窮幽極勝，樂而忘疲。”當身陷故鄉幾千裡外的大都的監獄中，與靈陽子的談道，激起了文天祥對往昔逍遙歲月的回憶。
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賜為道士的汪元量挾琴為獄中的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這是漢末的文姬在被匈奴掠獲十二年、回到故鄉後寫的一首長詩，敘唱她悲苦的身世和思鄉別子的情懷。月圓之夜，故國不在，身陷囹，汪元量的彈唱響起，和文姬一樣亡國無家的文天祥，又是怎樣一種悲痛呢。而後，文天祥寫了《胡笳曲》十八拍，在序的最後，簽名卻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語出《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從文天祥自稱“浮休道人”可以看出，“得以黃冠歸故鄉”的言語，並非沒有根據。
七百多年後，當看到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的鬆動，逃避的想法，甚至投降的一念，並不會覺得其形象有所減損，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實，讓人親近，讓人感動。
文天祥最終沒有逃避，大義凜然地走上了刑場。臨刑前，萬人觀睹，文天祥殊為從容，對吏卒說：“吾事已畢，心無矣。”南向拜而死。在他遺體所著的衣服中，人們發現了他留下的《衣帶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