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語言特色

汪曾祺散文的語言特色

　　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當代傑出的散文家，小說家。在讀他的散文集《寄意故鄉》之前，以前也曾讀過他的一些小說和散文，他獨樹一幟的文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於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是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傳，他的代表作品小說《受戒》、《大記事》等文筆，優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號人，有點像《邊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創新。

　　讀汪曾祺的散文，覺得他的語言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作為一個家學淵源的作家，他繼承了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有人說他的散文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這我並不完全同意。我認為只能夠說他的散文是繼承了我國傳統散文的優秀傳統，植根於我們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說的：“一個當代作家的思想總會跟傳統文化、傳統思想有些血緣關係。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個複合體，不會專宗哪一種傳統思想。”所以我認為把汪曾祺的散文稱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頗的，因為他的語言平淡、質樸、簡煉，是一種提純度很高的語言，絕無文人的“掉書袋”之嫌，相反倒是貼近生活的。

　　如描寫淨融法師，只在結尾用寥寥幾筆作人物肖像描寫：淨融瘦瘦小小，但頗精幹利索;面黑，微有幾粒麻子。見《淨融法師》

　　描寫鐵橋和尚的情人：鐵橋有一個情人，年紀輕輕，長得清清雅雅，不俗氣。見《鐵橋》

　　描寫三聖庵：三聖庵在大西邊。這是一片很荒涼的地方，長了一些野樹和稀稀拉拉的蘆葦，有一條似有若無的小路。

　　三聖庵是一個小庵，幾間矮矮的磚房。沒有大殿，只有一個佛堂，也沒有裝金的佛象。供案上有一尊不大的銅佛，一個青花香爐，清清爽爽，乾乾淨淨。見《三聖庵》

　　描寫家鄉的運河：運河是一條“懸河”，河底比東堤下的地面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堤下街道房屋。我們幾個同學，可以指認哪一處的屋頂是誰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風箏，風箏在我們腳下飄。城裡人家養鴿子，鴿子飛過來，我們看到的是鴿子的背。幾隻野鴨子貼水飛向東，過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見野鴨子飛得高高的。見《我的家鄉》

　　抒寫內心胸：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見《牙疼》

　　可見汪曾祺無論是描寫人物，還是描寫環境，人物心理，都文筆洗練，惜墨如金，但是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比起西方現實主義大師如巴爾扎克他描繪人物工筆刻化服飾，眼睛、眉毛、鬍子、面容動輒洋洋數百近千言，看多了給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談到沈從文教寫作，常說“要貼到人物來寫”，在寫作過程中要隨時緊緊貼著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麼時候自己的感情貼不住人物了，大人物也就會“走”了，飄了，不具體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語也能做到貼到人物來寫，即使文中沒有人物，我們難道不能說，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說的人物嗎，這樣，他的寫風俗，讀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家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娓娓到來，如話家常，創造的是真境界，傳達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寫一句空。

　　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有內在聯絡的。文學語言不是像砌牆一樣，一塊磚一塊磚疊在一起。而是像樹一樣，長在一起的，枝幹之間，汁液流轉，一枝動，百枝搖。語言是活的'，也是流動的，中國人喜歡用流水比喻行文，這是非常貼切的。

　　有一位評論家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下來沒有什麼，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語言的美不在每一個字，每一句，而在字與字之間，句與句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之的字，說他的字單看一個一個的字，並不覺得怎麼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與字之間“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汪曾祺的文學語言也是這樣的。

　　汪曾祺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語言和思想是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不僅是所謂“載體”它是作品的本體，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話，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語言後面有文化的積澱，一個人的文化修養越高，他所傳達的資訊就會更多。汪曾祺的文學語言兼具南北神韻，打通古今脈絡，才氣學識與高超的文字工夫將現代中國文學提高了境界，豐富了現代漢語和文字的表達方法，自有一種超邁古今的曠達和淡泊。他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髮現，從小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論鄉情民俗，於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散文的經典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