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變法為什麼事與願違？
【導讀】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歷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責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但就事論事，就法論法，這些新法本身卻並無大錯。它們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願望，甚至是很替農民著想的。這次變法，不該是這個結果。
一
就說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一種了。我們知道，一年當中，農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穫，正所謂“青黃不接”。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時農民又其實是有錢有糧的。這個“錢糧”就是地裡的青苗，只是不能“兌現”而已。於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後，加息償還。利息當然是很高的，是一種高利貸。還錢還糧也一般不成問題，因為有地裡的青苗作擔保，是一種“抵押貸款”。當然，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只好賣地了。土地的兼併，便由此而生。
所謂“青苗法”，說白了，就是由國家替代富戶來發放這種“抵押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所定的利息，自然較富戶為低。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摧兼併，濟貧乏”，既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也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這當然是兩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們看來，農民向官府借貸，總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剝削);農民向官府還貸，也總比還給地主好。還給地主，肥了私人;還給官府，富了國家。農民沒有增加負擔，國家卻增加了收入，這難道不是好辦法?
實行青苗法所需的經費，也不成問題。因為各地都有常平倉和廣惠倉。我們知道，農業帝國以農為本，以糧為綱，而農業生產靠天吃飯，每年的收成並不一樣。豐年穀賤傷農，災年穀貴傷民，這就要靠政府來平抑物價。也就是說，豐年谷賤，政府必須拿一筆錢出來，平價收購糧食，儲存於官方糧庫，等到災年穀貴時，再平價賣給百姓。這樣就能防止富戶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做到“物價常平，公私兩利”。這個辦法，就叫常平法;專門用來儲存平抑物價之糧食的倉庫，就叫常平倉。在現代，是屬於糧食部門和物價部門主管的事情。
至於廣惠倉，則是用於防災救濟的國家儲備糧庫，始建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當時，由於地主死亡無人繼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無主的土地。這些土地，歷來由官府自行出售。樞密使韓琦卻建議將這些土地由官府僱人耕種，所得田租專款專用，專門用來救濟境內老弱病殘和救災。這就是廣惠倉。在現代，是屬於民政部門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常平法”為“青苗法”，即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出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抵押貸款”。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黃不接時，糧價飛漲，賣出倉內陳谷，可以平抑物價，此其一;賣糧所得之資可以用於貸款，此其二;平價糧食和抵押貸款都能救濟農民，此其三;國家憑此貸款可以獲得利息，此其四。當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也是好處之一。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何況官府借出餘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公私兩利?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二
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
首先利息並不低。王安石定的標準，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很高了，而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於執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要求人，託請，給胥吏役交“好處費”。每過一道程式，就被貪官汙吏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回。這還是手續簡便的。如果瑣一點，則不知要交費幾何!農民身上有多少毛，經得起他們這樣拔?
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汙吏害怕變法。不，他們不害怕變法，也不害怕不變法，只害怕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事情都不做，無為而治。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動作，他們就有辦法，倒不在乎這動作是變法還是別的什麼。比方說，朝廷要徵兵，他們就收徵兵費;要辦學，他們就收辦學費;要剿匪，他們就收剿匪費。反正只要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趁機雁過拔毛!
何況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樣一種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財，說得不好聽就只能叫聚斂。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生產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常數。財富不藏於國，即藏於民。國庫裡的錢多了，老百姓手裡的錢就少了。變法以後，神宗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堆滿絹緞，只好再造庫房。但這些財富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裡長出來的嗎?顯然不是。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也許，這便正是所謂保守派不贊成急切搞這種新法的原因之一。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在變法之初，司馬光就對神宗皇帝明確指出“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顯然，這都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更不是技術問題。因此改革必定是一個系統工程，當然只能從長計議。難怪司馬光要說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像王安石那樣蠻幹，豈有不失敗的道理?
三
王安石許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兩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輸法也一樣。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制，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議設定“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物價高時減價出售，則“商旅以通，國用以足”。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體辦法，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撥款一百萬貫為本，控制商業貿易。這個辦法，和常平法一樣，也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贏利的，只不過並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贏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再加上官府財大氣粗，控制了市場，物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均輸法的用意也是好的。我們知道，在王朝時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運送財物，以供國家必要之需，這就是所謂“輸”。輸送的品種和數量，當然也都有一定之規。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個地方，有時年成好，有時不好;同一種東西，有的地方貴，有的地方不貴。這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辦法，則不管豐年災年，價貴价賤，輸送的品種和數量都不準改變，當然並不合理。王安石的辦法，是變“發運”為“均輸”，即撥款五百萬貫(另加三百萬石米)為本，由朝廷任命的“發運使”來統籌上供之事，以便“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也就是哪裡的東西便宜就在哪裡購買。國庫裡面剩餘的物資，則由“發運使”賣到物價高的地區去。這樣兩頭都有差價，多出來的錢，就成為國家財政的又一項收入。
這個辦法，也可以說就是變“地方貢奉”為“中央採購”，觀念也夠超前的。但這樣一來，所謂“發運使門”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了。其實青苗、市易兩法的問題也正在於此。青苗法是門做銀行，市易法則是門做商店，兼做銀行。因為“市易司”不但做買賣，還兼做貸款。商人以產業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錢或除物，年息二分。於是市易司和發運使門，還有發放青苗貸款的州府縣府，便都既是門，又是企業(公司或銀行)。
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政府部門辦企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何況王安石的辦法還不是政府部門辦企業，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結果自然只能是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當時代理開封府推官的蘇軾就說均輸法弊端甚多，“簿書祿，為費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此其二。於是，“官買之價，必貴於民。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因此他斷言：朝廷只怕連本錢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獲”，也不會比向商人徵稅來得多。
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我們比誰都清楚“官倒”是怎麼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國企)採購是怎麼回事。那可真是不買對的，只買貴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沒有回扣不買(非賄不行)。所以官方採購貴於民間採購，也就不足為奇。至於官方經商，就更是有百弊無一利。事實上所謂“市易司”，後來就變成了最大的投機倒把商。他們的任務，原本是購買滯銷商品，但實際上卻專門搶購緊俏物資。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完成朝廷下達的利潤指標，也才能從中漁利，中飽私。顯然，在這一點上，所謂“保守派”的意見其實是對的：商業貿易只能是民間的事。官方經商，必定禍國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