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隱居不仕的原因
孟浩然有比較明顯的用世之心，也有良好的入仕條件，但他布衣終生，這在盛唐詩人群體中顯得比較獨特。
孟浩然的詩歌，其中《夜歸鹿門歌》和《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兩首詩表現了孟浩然不同的生活態度，前者顯示出隱逸的情懷，後者卻表達了鮮明的出仕意願。這種矛盾心理很多詩人都有，但孟浩然卻在這個群體中顯得比較特殊。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仕宦的經歷，大多是在仕途遇挫時才產生真隱的意願。孟浩然卻終生未仕，除了遊歷四方外，就是在家鄉隱居，人生履歷簡單得如同一幅寫意畫。
《新唐書・孟浩然傳》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荊州，闢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
“一座嗟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連唐玄宗都“聞其人而未見也”，說明孟浩然在其生活的時代即享有盛名。通覽孟浩然的詩歌，我們發現孟浩然雖然只是一介布衣，卻結交甚廣，朋友中不乏朝廷高官，除了張九齡、王維外，還有以喜歡提拔後進聞名的韓朝宗、賀知章等人。可想而知，孟浩然得到他們的舉薦並不是一件難事。
“年四十，乃遊京師”“於太學賦詩”說明他主觀上希望入仕，此前“隱鹿門山”之舉應該和那個時代很多的讀書人一樣，是一種提高自身聲譽的姿態和方式。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孟浩然去世前4年)他應邀入張九齡荊州長史幕府，雖然不到一年即返故居，但這一舉動表明孟浩然確實如其詩中所言，“魏闕心恆在，金門詔不忘”(《自潯陽泛舟經明海》)。在主客觀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孟浩然依然終生布衣，這在推崇積極入世、進取精神非常強烈的盛唐時代顯得非常特殊。在《新唐書・孟浩然傳》中，我們發現，是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和一次重要卻糟糕的偶然遭遇，使他錯失入仕機會。
孟浩然孤高的性格在他與韓朝宗約而不赴的舉動中可見一斑。既然有約定，說明孟浩然希望得到韓朝宗的引薦，至少是他答應了韓朝宗的引薦。韓朝宗名滿天下，時人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李白《與韓荊州書》)之說，孟浩然顯然不是對他個人有什麼成見。孟浩然後來還曾寄詩給韓朝宗，中有“自牧豫章郡，空瞻楓樹林”(《和張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之句，表達對韓的懷念之情。臨期不赴之舉，不是對引薦者的不尊重，而是孤傲的性格使他不願意表現出殷勤之態。這種性格使他在入仕之路上雖有動力，卻缺乏後勁。畢竟在求仕之路上，既需要他人的援引，更需要個人的汲汲謀求。
在孟浩然留下的260餘首詩歌中，投贈求薦的詩歌很少，比較有名的就是《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但在這首詩中他沒有一句對張丞相的讚美之詞，不像一般的求薦詩。即使狂傲如李白，希望得到韓朝宗舉薦時也會寫出“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李白《與韓荊州書》)這樣的諛辭。孟浩然雖有“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田園作》)的強烈願望，最終卻只能發出“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別王維》)的怨嘆，這不能不說是“性格決定命運”。
“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說明孟浩然多少有正直仗義、扶危濟困的性格，這種性格本質上與他“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的思想傾向是一致的。孟浩然的家鄉在湖北襄陽，他早年隱居鹿門山，侍親讀書。這種隱居生活，無疑也陶冶了孟浩然的性情。“垂釣坐磐石，水清心亦閒”(《萬山潭作》)，秀美的山水與孟浩然的心靈完完全全地融而為一。襄陽除了優美的自然環境外，還有深厚的人文積澱和歷史悠久的隱逸傳統，其中對孟浩然影響最大的是漢末的龐德公。“昔聞龐德公，採藥遂不返”(《登鹿門山》)，“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庭”(《尋張五回夜園作》)等詩句表達了他對龐德公的敬仰之情和追隨之意。聞一多先生說：“孟浩然原來是為隱居而隱居，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而隱居……無疑的那成為默契的對像便是龐德公。”家鄉先賢對一個人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棄官不就，採藥不返，龐德公的詩意人生無疑是孟浩然傾慕的物件，而這種神往之心會隨著人生閱歷的加深而不斷強化。
在孟浩然的詩集中，可以看到他交往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僧人、道士和隱逸之人。如《襄州景空寺題融上人蘭若》中的高僧融上人、《還山貽湛法師》中的高僧湛然法師，《贈道士參寥》《傷峴山雲表觀主》《清明日宴梅道士房》等詩中提及的道士，另外像王迥、張五、鄭�等皆是隱逸之人。一個人性格的形成可能有多種因素，對孟浩然來說，與這些隱於士林的朋友交往，一定會強化他思想性格中隱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使得他雖然始終抱有用世之志，卻在仕途上遇到需要加力的時候不夠主動，更不願意犧牲個人品格折腰屈從，所以終其一生都徘徊在入仕和歸隱的矛盾之中。
孟浩然在入仕之路上有一個夢幻般的開局，就是與唐玄宗的無意會面。史冊中君臣風雲際會的場景很多，可惜孟浩然沒有把握好這個機會。我們現在讀他在皇帝面前誦讀的這首詩，都會把“不才”理解成自謙之語，而“明主”自然是反語，句中充滿著一種怨懟之氣。而孟浩然肯定不是要在這次偶然的“面試”中有意對皇帝有所抱怨，只能理解為他不會把騁才和頌君完美地結合起來，從根子上來說，還是他孤高正直的.性格使然，他不會違心地去讚美別人，即使面對的是皇帝。
可以想見，這次會面對年已四十、應試落第的孟浩然心理打擊有多大。面對皇帝“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的指責，他沒有解釋的機會。給皇帝留下如此糟糕的第一印象，誰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在以後的十幾年裡，孟浩然或許還有機會可以入仕，但這次猝不及防的會面給他留下的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使他在躍躍欲試的同時又心有餘悸。
與孟浩然有著類似經歷的宋仁宗時的柳永，因其《鶴沖天》詞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句子，所以在考試成績已過關的情況下，因被皇帝批示“此人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而落榜。失意後的柳永乾脆自稱“奉旨填詞”，從此無所顧忌地縱遊歌樓酒館之間。這種行為看似瀟灑，其實是精神極度失落之後的自我排遣，或者說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但柳永此時畢竟年輕，尚有重整旗鼓的心力。孟浩然年已四十，要祛除這樣的心理陰影就絕非易事了。
本性非仕宦之人，開局又這樣糟糕，再加上家鄉襄陽秀美風光的吸引和家鄉先賢龐德公的心靈召喚，“隱鹿門山”也就順理成章地從生活的方法變成了孟浩然生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