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詩似有豪傑風範 詞作成就當時未入流
文學的本質是人學，丹麥學者勃蘭兌斯在他的不朽名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一書中說：“文學史，就其最深層的意義來說，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所以，我們在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之時，除了要了解他的生平出處，社會背景，更需要用心去傾聽作品背後無聲的呼告呻吟，剖作家的心理症候，感受他或她的靈魂悸動，這樣才算是一位合格的讀者。歷來對女詞人李清照的研究，多側重她的身世與詞風，卻甚少涉及對其性格底色的深層探討，這無疑是非常大的缺憾。
李清照，字易安，號漱玉，山東章丘人。父李格非，字文叔，是北宋著名的文士，為文高雅條暢有義味，與蘇門諸人關係密切，後亦名登元祐黨人碑，母親王氏，是狀元王拱辰孫女。家中濃郁的文化氛圍，讓易安自幼即徜徉書海，才堪詠絮。元符二年，易安年十八，時為禮部員外郎的父親，把她嫁給吏部侍郎趙挺之的季子，太學生趙明誠。這頭婚事，當時可算得門當戶對，但宗朝趙挺之做了宰相，打壓舊黨，不遺餘力，李格非卻因身淪黨籍，遭到政治迫害，兩家的裂痕也就越來越大。趙挺之任相職後，易安曾獻詩幾諫(對長輩委婉而和氣的勸告謂之幾諫)，有“炙手可熱心可寒”之語，文叔遭到迫害後，又給公公上書請救，想以“人間父子情”打動趙挺之，不過，這些對熱中權勢的趙挺之而言都是徒勞。
易安與趙明誠的婚姻，長期被視作相依的典範。元朝伊世珍《琅記》編造了一個著名的故事：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雲：“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
宋以後，易安詞名藉甚，故《琅記》所載的故事雖然荒誕不經，而詞女之說，久已深入人心。人們想到了易安，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女詞人這個標籤。易安的生理性別造就了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也侷限了人們對她的進一步認知。
楊海明先生說：“李清照之所以受到當時和後世男性文人的讚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沾了她女性身份的光。”(《唐宋詞與人生》)我非常認同這一見解。清代常州詞派的理論家賙濟就認為“閨閣詞惟清照最優，究苦無骨”，我的太老師朱庸齋先生贊茲說，他在《分春館詞話》卷五里面說：“歷來對清照詞作之評，往往偏高溢美。其詞清新流麗，自然中見曲折，然生活面狹隘，閨閣氣重，不免近乎纖弱。……後世不少柔輕巧之作，與清照流風不無關係。”我們知道，中國文藝的審美旨趣，固然重視陰陽相生相濟，但仍是以乾動陽剛為主，易安詞的缺乏風骨，偏於柔，自風格體性言，是純然的女性詞，固然在當時獨樹一幟，然而衡諸中國文藝的主流，確實離名家、大家的標準差別遼遠。
易安在詞壇的地位，是經後世文人的.過分推崇而逐漸形成的。不過，宋代對易安的褒評都是基於她的詩文，而非她的曲子詞。如胡仔雲：“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者，頗多佳句。”這裡的文詞是“詩古文辭”的“文辭”，指古文、文、賦，不是指曲子詞。又引《詩說雋永》說：“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南宋理學家朱熹雲：“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雲‘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所以中散，至死薄殷周’云云。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他認為，宋代婦人能文的，只有魏夫人(其丈夫是曾為宰相的曾布)和李易安，但易安除了文章之外，還能詩，且寫得不賴。他舉的例子是“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所以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是康，他是魏晉時“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後為司馬氏所殺。康表面上譭棄禮教，實則是真信仰禮教，因為不滿司馬氏權，利用和褻瀆禮教，這才非薄湯武革命，以商湯代夏、武王伐紂為臣弒其君，挑戰儒家傳統觀念。易安這幾句詩的意思是，東漢繼承西漢的法統，是政權的合法延續，中間王莽漢建立新朝，只是像人皮膚上長了瘤子，不能改變歷史正統，康非薄殷商代夏、周朝代商，正因堅持了歷史正統觀的緣故。易安身親離亂，其時宋室君臣因靖康之難被擄北上，金人在北方扶植劉豫建立起偽齊政權，易安此詩，或即為此而發。古代女性由於所受教育及參與社會生活的限制，一般來說，詩文不像男性那樣重家國情懷，易安詩卻絕非閨閣之秀，直是文士之豪，這也就難怪朱熹感嘆：“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