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集校注
元稹8 歲喪父，15歲以明兩經擢第。21歲初仕河中府，25歲登書判出類拔萃，授秘書省校書郎。28歲列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遺。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舉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下面和小編一起賞析一下元稹集校注!
元稹集校注
元稹字微之，別字威明，與白居易齊名稱“元白”，中唐文壇的領軍健將。生前，其詩歌即廣為流傳，深受各階層人士的喜愛，“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1]就當時的聲名地位而言，威明之於樂天，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然其身後，白居易聲價日隆，威明則幾乎湮沒無聞。箇中原因複雜，但大體不出以下兩端：一是“元白”並稱，二者詩風有相近之處，後人重白抑元，遂使“元白”之元僅做為一個陪襯白的詞語出現，並無多大實際意義。至若元詩之特徵則似徑可用白詩之特徵框範，此其一。另外，由於元稹寫有大量的豔詩並悼亡詩以及史傳中對其生平記載或有閃爍其詞者，遂使微之之人品受到人們的質疑，由此株連到其作品，此其二。
對於第一個原因，筆者以為，儘管元白詩風有相近之處，但同中有異，那種“以白概元”的方法於道理既不合，於事實亦有乖。胡震亨《唐音癸籤》載陳繹曾雲：“白意古詞俗，元詞古意俗。”陸時雍《詩鏡總論》雲：“微之多深著色，樂天多淺著趣。”葉燮《原詩·外篇》雲：“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舂容暇豫。”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雲：“詩至元白，實又一大變。兩人難並稱，亦各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白蒼茫中間有古調，元精工處亦雜新聲。既由風氣轉移，亦自才質有限。”[2]其他論述元白之異的文字尚多，茲不備舉。不過單從上引文字中當亦可窺見元白異同之大略。要之，東坡所言“元輕白俗”並非互文見義，而是元白之異的高度概括。元輕在意——意俗是也;白俗在語——詞俗是也。然此“俗”非庸俗之俗，蓋平淡之謂也。由此可見，二者之異判然，以微之為樂天之附庸顯是不公。
其次是關於元稹人品的問題。古往今來，似乎很少有人對元稹的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學方面的貢獻做出全面、科學的考察。與之相反，一些缺乏史料佐證或僅依曲解史料所結成的觀點卻一股腦朝微之兜來，至若“拋棄鶯鶯”、“勾結宦官”、“依附藩鎮”、“獻詩求寵”、“玩弄薛濤”、“謀求相位”，諸種罪名紛至沓來，以致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元稹幾乎成了一個一無是處的人。但實際上，以上所列舉的“罪狀”多是無中生有，以訛傳訛之辭，並無確鑿的事實根據，以此加之威明，威明不受也。
上述兩點誤解可能是造成歷來人們對元稹關注較少的原因。然而，儘管名花幽獨，卻也並非絕無問津者，近百年來，關於元稹的相關論文已有二百多篇，研究專著亦有數部。[3]以筆者愚見，在這些研究元稹的專著之中，陳寅恪先生之《元白詩箋證稿》、卞孝萱先生之《元稹年譜》、楊軍先生之《元稹集編年箋註》、吳偉斌先生之《元稹評傳》及《元稹考論》諸種著作允稱經典。陳著篳路藍縷，伐木開山，在唐代歷史的大背景下對元白的部分詩作進行關照，個別語詞容或偏激，但多為真知灼見，啟悟來學，非一代也。卞著首次將元詩編年，在幾乎空無依傍的情況下正確解決了大部分元詩的編年問題，貢獻亦多。楊著首次註釋元詩，吳著積二十八年之功，詳推細考，解決了許多關於元稹的千年疑案，還歷史以真相，二者嘉惠學林，自不待言。
周君相錄，渭川霍松林先生之高足弟子。早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相錄君既有意寫一部《元稹年譜新編》，校注一部《元稹集》。[4]後來，相錄君以《元稹生平與作品考索》順利獲得博士學位，兩年後即撰成《元稹年譜新編》一書。是書萃眾家之精華，立一己之新見，於元稹之生平考訂詳備，發明亦夥，實為元稹研究之力作。
相錄君編訂元稹年譜既迄，更復孜孜不輟，荏苒又越五載，終成《元稹集校注》。在筆者看來，是書誠披金掩玉，體挾眾善。
首先，從校勘上來說。白居易曾言：“公(元稹)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又云：“生死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新唐書·藝文志》亦載元稹《小集》十卷。然而，由於唐人之別集，唐時皆無刻本問世，故直到北宋宣和六年(1124)，始有建安劉麟(應禮)募工刊刻元稹集。劉氏梓行之元集刊本，世稱閩本或建本，為後世所有元集之祖本。延至南宋，有蜀本、浙本問世，然皆根自劉氏刊本。宋蜀本，今僅存二十四卷餘，藏於國家圖書館。宋浙本是洪适(景伯)乾道四年在紹興刊刻的。明人楊循吉影抄本附錄洪氏跋雲：“《唐志》著錄有《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傳於今者，惟閩、蜀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其文蓋已雜之六十卷中矣。”浙本今亦有殘卷存世，明人之刻本和抄本即均根自浙本系統，其中較著者有：弘治楊循吉影抄本、正德銅活字本、嘉靖董氏刻本、萬曆馬元調刻本。明代諸本相較，唯楊本差優，故以往元稹集的整理均以楊本為底本。馬元調本除祖構宋浙本外另有馬氏補遺六卷，它是諸本中最完備者。到了清代，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元集。四庫本元集祖於明馬元調刻本，然並非馬本之簡單重複。四庫本元集經過了四庫館臣的嚴密校勘，四庫館臣曾以明馬本為底本，參校蜀本，是作品最全、訛誤最少的本子。與馬本相較，四庫本的文字訛誤明顯減少，而且，即使將四庫本與明代楊本相較，四庫本仍有許多明顯優於楊本之處，對此，相錄君曾做過詳細統計。[5]相錄君此次校注元稹集即以四庫本為底本，參校不同系統主要版本及較早之總集、選集，精考細訂，審慎取捨，使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存舊”，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可靠”。[6]記得黃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論·校勘·如何處理對校本》中曾說：“(校勘)要求弄清楚各個本子之間的淵源遞嬗關係，選擇若干與底本不同淵源的作為主要對校本。”相錄君此次對元集的整理是完全符合黃先生所說的校勘原則的。
同以往的校注類著作不同，相錄君之《元稹集校注》並未將校和注車裂開來，劃疆而治，而是融校於注，注校並行，這樣一方面使註文省潔——如有的地方原文不妥，注之無益，以校記之文明示之，則自可免去無益之勞。如《含風夕》(頁49)一詩中，注凡十二，而校記有五，約佔二分之一稍弱，又，其註釋[8]雲：“乍：原作‘年’，據蜀本、盧本、楊本、全詩改。張相《詩詞曲語詞彙釋》卷一：‘乍，猶恰也;正也。’”這樣便省去了許多不必要的註釋之語。另一方面，注校並驅的體式也大大地方便了讀者的閱讀。披覽全書，覺相錄君的校勘取捨精當，校記言簡意賅，達到了很高的校勘水平，顯示了著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豐實的學術積累。
其次，從註釋方面來看。梁啟超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雲：“註釋之學，漢唐以來已經發達的很燦爛。……校勘之學，為清儒所特擅，……他們註釋功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為先求基礎於校勘。”又云：“(校勘)這種工作的成績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細心耐煩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斷‘某本作某是對的’，這便非有相當的學力不可了。”[7]相錄君於此著之校勘極其用力，正文中判定正誤的按語俯拾皆是，充分體現了著者廣博的學識和審慎的態度。由於校勘筆削得當，故註釋之文的準確度亦得到大大提高。相錄君之註釋繁簡得當，一絲不苟，從量上來說，對於每一篇詩文，著者都力求注盡注實，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不嫌瑣碎，不棄凡近，註釋最多的一篇文章竟多達一百四十注。從質上來說，舉凡名物制度、時諺俗語、典故時事等均有比較詳明的註解，且多所博徵，廣引他籍以實己說。另外，是書之註釋基本做到了平易與學術兼顧，簡潔與精詳兼取，故不僅可供碩學鴻儒置於案頭，鑽研把玩，亦可供普通讀者切磋琢磨，愉心消憂。譬如《三嘆三首》中對於“鶡旦”這一比較生僻的詞，註釋雲：鶡旦：鳥名，即寒號鳥。《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鶡旦不鳴。”鄭玄注：“鶡旦，求旦之鳥也。”參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禽二·寒號蟲》。鶡旦，原作“渴且”，據蜀本、盧本及文意改(見頁64-65)。一注之中，凡引二典，且詳錄校記，留是刪非，頗見功力。而像“過”、“徂”等常見的古漢語詞彙，是書也儘量註釋，這對普通讀者甚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元稹之文，歷來無注，相錄君這次註解元稹文是在空所依傍的條件下完成的，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著者有這樣披荊斬棘的勇氣和信心，又有紮實的學養作根底，則是書的質量可以想見。
複次，從編年方面來看。本來相錄君在《元稹年譜新編》中對元稹作品已考訂詳備，此次校注元集既以年譜為依託，編訂作品年次。然而，值得稱道的是，《元稹集校注》雖未遵從一般系年體著作之體式——先標年代，再以詩文填充之——卻不厭其煩地在可考知作年的`每一篇詩文之後都詳細標明瞭系年，並附有簡明的考證，而且將唱和作品的用韻方式也精確標示。這樣大大方便了讀者閱讀，為元稹作品研究的深入開闢了道路。
最後，從補遺和辨偽方面來看。《元稹集》一百卷，散佚嚴重，最早對北宋編定之六十卷本元集進行補遺者為南宋洪适，其後明代馬元調又補遺六卷，上世紀陳尚君等先生又有續補遺，但元稹詩文仍有遺而未補者，且已補者亦有誤補、誤擬題目者。相錄君此次整理，既對此前補遺中存在之問題進行了清理，也對未補之詩文進行了補輯，遂使整理後之元整合為最可靠、最完備的版本。譬如他從宋祝穆《宋本方輿勝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宋本)卷六六《利州東路·興元府·山川》中輯錄出元稹詩歌殘句“東凌石門險，西表金華瑞”，並基本確定此詩是元稹元和四年以監察御史出使東川時作(見頁536)。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這裡不一一列舉了。關於元稹集中誤收之詩文，前輩學者如岑仲勉、卞孝萱、楊軍等均曾作過考辨，嘉惠於學林者甚多，但仍有一些偽作未被揪出。相錄君在元集辨偽方面用力亦深。這裡僅舉一例，自晚唐範攄《云溪友議》中記載了元稹與薛濤之情事後，後代之人多以此作為微之薄情之硬證詬病之，而相錄君曾撰文撮舉七證以證明範記之偽，從而否定了《寄贈薛濤》為元稹之作品，為澄清元稹之人品為功不少。[8]這次整理，相錄君遂剔除了《寄贈薛濤》一詩，對於元集中其他兩首關於薛濤的詩作則審慎下斷語，在沒有確證的情況下，力求做到持論公允。
當然，如此一部巨型著作，以其涉及文獻材料之豐，分析辯解之博，欲求盡善盡美，似乎強人所難，有一點兒失誤或不足是難免的。依筆者鄙陋之見是書對某些唐宋時期之俗語的註解似乎不夠，如“自言”一詞在元詩中出現數次，大多為其普通義，即自道，但是在《大觜烏》、《賽神》、《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三詩中，“自言”皆非本義，而是作俗語用，是“自以為、自料”的意思。再如“何言”一詞在《紀懷贈李六戶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韻》及《代九九》中所用亦非本義，而是作“哪裡料想到，怎麼能知道”解。另，“都大”一詞在《和樂天題王家亭子》一詩中似作“總是”解為宜，凡此數例皆應注而未注，或注而至謬者。[9]再者，相錄君對有些詩句似乎求之過深，如《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並序》中之“懶學三閭憤，甘齊百里愚”一句，著者引《漢書》及《三國志》中相關記載認為百里指一縣所轄之地，百里愚是指才能低下僅能治理一縣之地。其實此處之“百里”乃是“百里奚”之略，典出《孟子·萬章》：“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秦。”[10]如此則百里與上句之三閭恰為工整的人名對且於詩意也更加貼切。另外，是書在校對方面也有微疏，如：頁3之《樂府古體序》當為《樂府古題序》之誤，《四皓廟》注[14]之“輝”為“煇”字之訛。以上所列舉的均系疵毛之誤，不及滄海之一滴，只是由於相錄君此書的質量較高，故我們對它的要求也略顯苛刻了些。
元稹生時為才子，“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調判入四等，署秘書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11]惜哉身後事跡不彰，且人品亦遭人質疑，以致歷代對他的評價與研究和他本人生前之地位與影響極不相稱。我們有理由相信，相錄君之《元稹集校注》的問世定會推動學界對元稹的研究，同時我們也期待著相錄君在元稹研究領域取得更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