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子女汪朗、汪朝談其父親
引導語：《老頭兒汪曾祺》這本書籍是汪曾祺子女合著的，回憶了這位作家的生活趣事、人生苦痛、創作歷程。我們瞭解汪曾祺子女是如何談其父親的?
專訪汪曾祺之子汪朗
他的傲是對文學主張與人格的堅守
記者：汪曾祺先生如果活到現在九十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喜歡汪老的讀者越來越多，你覺得汪老真正的魅力到底在哪裡?
汪朗：剛剛回父親的家鄉參加紀念活動回來，其實我們和老頭子從小太熟了，他有篇文章是《多年父子成弟兄》，他在我印象裡從來就不是什麼大作家，更不是什麼大名人，我們那時都叫他“老頭子”。
他的作品現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說明他的東西與當代人的心理有更多相通之處，可以打動人心。其實老頭子對這一點生前也一直很自信，還沒什麼影響時他就說他會進文學史，我們當時都逗他：“你別臭美啦!”特別是我，是經常(開玩笑地)打擊他的。
記者：汪老的寫作也被認為較好地繼承了中國文化的古典精神，其中更有一種悲憫的意味，但仍有一些人認為汪曾祺是隱逸與閒適的，您如何看?
汪朗：他絕對不是隱逸與閒適，只不過有些東西他看得比較透，也看得比較開而已。老頭子年輕時就比較傲氣，到老了依然，這種傲並不是看不起人，而是對自己文學主張的堅守——這是他傲的根本，他說他有多少傳統士人的骨氣，那也未必說不上有多少，但他起碼知道自己哪些可以幹，哪些不可以幹。如果非讓他寫為政治服務的小說散文，他絕對是寫不來的，所以他在相當長時間裡寧願放下筆，再去找些事做做，他有一段時間對文物研究也很多的。
記者：黃裳先生應早報之約剛寫了一篇回憶他們年輕時在上海的文章，汪老生前有沒有對您談及在上海的往事?
汪朗：也說過一些，但不是太多，他離開昆明時我祖父在鎮江，本想給他找份在銀行的事做，但父親不願意，所以就留在了上海，先與他的同學朱德熙同住，後來找不到工作，才寫信給沈從文，最終由李健吾介紹在一所民辦中學教書。那時他與黃裳、黃永玉關係非常好，與黃裳認識好像是因為巴金吧。
記者：小說《星期天》對上海生活的記述挺多的，是實情吧?
汪朗：雖是小說，但都是實情，只是人名不同而已，比如裡面提到痛打美國兵的赫連都就是電影明星中叔皇，就在那個時候父親跟著中叔皇學會了跳舞， 1980年代還表演給我媽看過。他在上海教過的一位學生的小孩到北京上學時還來過我們家。
記者：汪老生前一直有著極強的創作力，您覺得如果他還在世，會有什麼創作呢?
汪朗：70歲以後他一直在構思小說《漢武帝》，起初是想寫中篇，但後來又想寫長篇，收集了很多資料，但寫這樣的小說工程量太大了，他一直沒有動筆。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他是想把漢武帝寫成一個“變態狂”，但這一構想是不是立得住，他一直在琢磨。不過我一直想象不出如果他真寫《漢武帝》，會是什麼樣的面貌。
專訪汪曾祺女兒汪朝
為了紀念父親，汪曾祺的`子女汪朗、汪明、汪朝曾經合著了一本書：《老頭兒汪曾祺》，回憶了這位作家的生活趣事、人生苦痛、創作歷程。在“九十汪老”系列紀念活動舉辦之前，記者電話聯絡上了身在北京的汪老二女兒汪朝，透過生活裡的一些小事，向讀者展示了汪曾祺生活中更加生動的一面。
父親汪曾祺
記者：幾十年來，您和父親相伴的日子，有哪些小事仍讓您記憶猶新，並深深影響著自己?
汪朝：在家裡，我父親脾氣好，很隨和，母親在我們面前還有點威信，他是一點“地位”都沒有，和孩子完全平等，我們都叫他“老頭兒”。他名氣大了之後，還是把自己看成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跟最基層的老百姓交朋友，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他並不總是沖淡平和的，遇到不平之事也會拍案而起。我們樓裡一個開電梯的小姑娘被一個住戶打了，我父親非常生氣，認為應該讓打人者道歉，這事最後沒有結果，因為打人的是一個蠻不講理的愣小子，沒人會去惹他。父親把這件事寫進散文《衚衕文化》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父親很喜歡兩句宋詩：“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他的平民意識除了來自於自身性格和家庭影響，更多是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受到的民主、自由風氣的影響。還有，父親雖然是個老作家，創作跨越現代、當代兩個文學領域，但他從不以
“老”自居，思想一點都不保守，他在文學界有很多年輕朋友。他給一些他認為有前途的年輕作家寫評論，寫序，為他們推介。他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為他們開路。父親的文化底蘊、文學修養我們是望塵莫及的，但他和母親那種心境平和、待人平等，不以己悲、不以物喜的生活態度對我們有很深的影響。
記者：很多讀者關心作家子女的職業選擇，父親是否也影響了您現在所從事的工作?
汪朝：我們都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在職業上基本沒有可供選擇的機會。我們是個很民主的家庭，父親對我們從事的任何職業都充分尊重。而且，父親在實際生活中能力很差，也不可能提出什麼具有指導性的切實可行的意見。我們兄妹三人的文字表達能力都還算通達，應該和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有關。不過我們三人從事的職業倒和文學沒有直接的聯絡，大哥在經濟日報工作，姐姐現在在人民大學從事教務工作，我的職業是新華社圖片編輯，去年剛退休。
作家汪曾祺
記者: 《受戒》、《大淖記事》，這兩部小說曾深深影響著一代人，清新的文風開創著一個時代的先河，作品字裡行間也展現著高郵的農村風光，在您的理解中，家鄉對父親整個創作生涯的影響有多深?
汪朝：我父親19歲離開家鄉，再回鄉已是61歲的老人了。在生活中，他很少談到高郵。只有從他的作品中，我們才知道家鄉是什麼樣子。父親的記憶力驚人，小說中的一些精微細膩的描寫，非常生動準確。40多年後寫出來的故事，彷彿就發生在昨天，不差分毫。而且汪曾祺不善於虛構，他的人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這讓一些家鄉人也覺得不可理解，所以有人問，他是不是老帶著個小本本，把什麼都記下來。其實父親是個很馬虎的人，很少記筆記。父親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寫家鄉的。最精彩的，多在這一部分。有一些題材，他年輕時寫過，到了老年，對人生有了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又重新再寫。他對家鄉充滿了感情。可以說，透過文學作品，讓人們知道和了解高郵的，是汪曾祺。
美食家汪曾祺
記者：汪老愛做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父親給孩子們做的菜，現在想起來是個什麼味道呢?
汪朝：有十幾年沒有吃過父親做的菜了。他的美食家的聲譽，是從他談吃的文章中得來的。不過我們回到高郵才發現，高郵菜真好吃，高郵人真是講究吃，食不厭精。父親做的那些菜，拿到高郵來可坐不到頭幾把交椅。父親從家鄉得到了特別發達的味蕾，愛吃，會吃，各地的風味特色他都要嘗試一下。其實他更感興趣的，是美食後面的風俗習慣、地理人文等文化現象，這和他的文學追求有間接的關係。我母親一輩子都不怎麼會做飯。父親做菜是責任，也是樂趣。我們喜歡吃什麼，他都知道，看著我們吃他做的菜，他常常會露出一種滿足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