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之恥：罪魁禍首是王安石
核心提示：為什麼靖康之難這麼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麼混亂，會有這麼多人對這麼嚴肅的一個問題信口雌黃?事實上，南宋以後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並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本文摘自《鐵血強宋》 作者：黃如一 出版：雲南人民出版社
靖康之難，一個極其富強的宋王朝，突然崩pan，絕大多數人尚未來得及反應，就已經迅速跌落至谷底。這其中既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造成，靖康之難到底是誰造成的禍害，這個話題在南宋以後一直都很熱門。
漢式帝國結構發展到宋代日趨完善，組織能力更加強大，所以宋朝創造出漢唐都遠遠不能望其項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抗大風險能力。封建領主制民族將主權分散到許多個層疊的領主單元，所以組織能力很差，但其中一個甚至幾個領主的損毀都不會造成全盤崩潰。而龐大的漢式帝國雖然組織能力奇強，但是高度統一的主權形式也將所有的雞蛋放在了一個籃子裡，一旦被敵軍攻克國都，整個國家都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
前代的漢唐面臨的敵人很弱，做不出來這樣的事，但時代發展到宋代，遼、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現就有了將這種危險轉化為現實的可能。而由於缺乏長城的穩定防禦以及蒙古草原的現代化，宋帝國的國土安全遠遜於前代甚至後代的明朝。雖然宋初透過強大的河北軍，用無數兒郎的血肉組成新的長城，以步制騎，將強大的遼軍擋在國門之外，但隨著與遼帝國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軍的精銳已經轉移到陝西軍，河北軍的實戰能力已經很差。
當失去遼帝國這個活長城又錯信郭藥師時，河北軍再也無法像百餘年前的潘美、李繼隆那樣抗擊彪悍的女真鐵騎了。而本來更加強大的陝西軍，被牽制在廣袤的西夏邊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貫這個主心骨，雖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隊救援中原，但始終沒有對金軍形成有效攻勢，甚至被瀕死的西夏人鹹魚翻身，戰線東移了不少。
順便說一句，有些人說宋朝“守內虛外”，為了維護封建獨裁統治，不信任邊將，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邊防軍戰鬥力差。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後來在陝西，東京只有一些內衛、儀仗部隊，靖康之難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禦虛弱，邊防精銳來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內虛外”的說法有，但恰恰是錯誤的。
當然，除了這些客觀原因外，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類似情況發生在羅馬、波斯、大明身上的時候，都是這些帝國自身走入弱勢，實難支撐的時刻。而宋帝國卻是在經濟、軍事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主動崩pan，則不得不認為人為因素更多於客觀因素。
靖康禍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貫，這位宦官王確實在陝西戰場立下大功，但他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藝術家皇帝違背祖宗家訓，挑開宋遼戰端，自己創造了無數令人瞠目的紀錄，也將文明葬送在了巔峰。而他的同夥蔡京、王黼、趙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責任人。
當然，這些人是直接責任人，但這一群思維方式奇特的人是怎麼掌握國家大權的?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現在有些人把禍首認定為宋太祖、宋太宗，認為是他們閹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禍。甚至有人把責任扣在孔夫子頭上，認為是儒學造成了漢民族的“文弱”。我還遇到過有人說是朱熹的理學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難三年後才出生)。為什麼靖康之難這麼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麼混亂，會有這麼多人對這麼嚴肅的一個問題信口雌黃?事實上，南宋以後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並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對，您沒有看錯，靖康之難的禍首正是“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難的原因既不是什麼“文弱”，也不是什麼“守內虛外”，而是滅遼這個近乎弱智的決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們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王黼這些人為何能夠身居高位並且沆瀣一氣，破壞宋帝國長久以來穩定的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黨。
熙寧變法我們前面一直沒有說清，因為現在才是說清的時候。熙寧變法的具體內容完全正確，大多進入宏觀經濟學的經典教材，也是現代國傢俱體採用的經濟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與沈括、牛頓比肩。但是他試驗這些工具的時候方式太過於激進，對經濟的一時傷害尚在其次，而這場變法造成的“新舊黨爭”才是靖康之難的主源頭。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華外，還擁有極高的人格，但非常遺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好東西。曾布、呂惠卿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圖打著改革的名義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機分子。《宋史奸臣列傳》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黨人士。大家注意，“新黨”、“舊黨”這樣的詞彙並非所謂舊黨人士發明，而是新黨人士在朝廷內部人為劃分出的陣營，政治投機商們便透過這樣的陣營打擊異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輕時信任王安石，是新黨的支持者，後期非常後悔，轉而支援舊黨。而其後執政的皇帝、太后在新黨和舊黨之間反覆切換，將黨爭的風氣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最後的勝利者仍然是新黨：宋徽宗。
雖然最後的新黨不再像王安石那樣不理智的強推新法，但他們的政治風氣卻已經形成。眾所周知，權力的制約和內部平衡是一個權力主體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權力制約設計，皇帝、臺諫、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勢，相當穩固。但是新黨人士為了自身利益，無原則的和皇帝合作，壓倒了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風氣在曾布、呂惠卿身上已有體現，在蔡京、童貫身上更是發揮到了極致。按照宋廷的決策機制，做出一項戰略決策需要透過很多環節，接受很多監督，並非某些人頭腦一熱就能透過。伐遼這種智力不正常的戰略明顯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透過的，也只有皇帝、首相、總司令沆瀣一氣的時候才能透過。
宋朝的官不是這樣的當的，中國的官不是這樣當的，儒家的官不是這樣當的。
中國長期以來堅持以儒家學說選拔人才，這是一套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了的、穩定而又與時俱進的道德體系，不是由時人隨意捏造的實用標準。在這套客觀標準下，任何當權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會形成沆瀣一氣的官場風氣。但是這種機制也總有失誤的時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給撞上了，造就了“新舊黨爭”，讓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亂政之實。改革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亡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沒有改革，就沒有進步，所以中國人一向認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給了現代中國人太多的切身體會，以至於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壞的改革，經常一概而論。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豈不是很沒有技術含量的簡單活?要操作好一場改革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並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會把改革弄成壞事。比如慶曆新政就是一場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後的熙寧變法卻是一場很壞很折騰的“改革”，雖然他的理論意義重大，但他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卻難以彌補。韓琦、富弼、文彥博等重臣在慶曆新政中都扮演過激進的改革者角色，但這些人到了熙寧年間卻是熙寧變法的最堅決反對者，不是因為他們老糊塗了，而是因為他們深刻理解改革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影響，反對王安石這種急躁冒進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