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政法轉型啟蒙新民說
不知不覺，“五四”過去已經九十五年了。在中國走向現代性的法治之路上，關於啟蒙的呼籲再度響起，因為過去百年的啟蒙似乎沒有完成它應有的使命：擺脫奴性與愚昧，成為勇於運用自己的理智思考和參與國家事務的現代公民。而這個使命的沒有完成，在反傳統的思想家們看來：一是因為百年中國史上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是日本侵略)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程序，讓救亡的要求壓倒了啟蒙;1二是各種以傳統為名的對民主、法治道路轉型的阻撓，“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2
一百年過去了，自從五四徹底拋棄了戊戌變法“託古改制”的思路，反傳統與傳統的二元鬥爭貫穿在幾乎每一次中國政法轉型之際的思想啟蒙。百年以來中國的思想啟蒙，自身已構成一個複雜的新傳統，來自西方的各種主義和來自中國本土文化的'各家學說，在這個複雜的鬥爭中都用不同的方式、根據不同時代的境況，不斷言說了自己。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百年來中國政法轉型之際的啟蒙中，有一個非常討巧的文字，總能被不同立場的啟蒙思想家們利用，而絲毫不妨礙他們立場的歧異，那就是《紅樓夢》。那是一個讓人迷失的文字，“迷失以後做出的每一個判斷都可能是正確的，但有些個解釋又永遠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迷失現象是其他作品所沒有的。”3
《紅樓夢》的讓人迷失，首先在於它寫了那樣旎的前八十回，後面卻沒有寫完，留給人們無限想象的空間。4其次，它又是那麼的傳統和反傳統。它很傳統，其中滲透了傳統文化不同流派的因子，“集中代表了中國人的文化性格”，5它又很反傳統，它的主人公跟傳統的社會似乎格格不入，它本身就暴露出中國傳統是一個多麼複雜的衍生體。再其次，它寫得那麼生活，而那些生活的背景卻又讓人看到很多政治、法律的陰暗。
《紅樓夢》本名《石頭記》，講了一塊石頭的故事。這不是一般的石頭，而是來自上古、通天人之際、汲取天地精華的靈石，是女媧補天時沒有用剩下來的。因覺無才補天，自怨自艾，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下凡走了一遭，來到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纓之族、花柳華地、溫柔富貴鄉，恍如紅樓一夢，歷盡劫數重登彼岸。然而既已下了凡，這樣曠古難尋的補天之材，誰又能容它不作補天之用呢?《紅樓夢》出世之時(1754)，恰逢中國盛世之衰，再過一百年，天就差不多要塌了。那以後中國知識階層中一等一的人物，個個以補天為第一要務，這石頭就要派上用場，看看它能不能補得了天。
戊戌變法時，康梁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民智未開，維新變法沒有群眾基礎，因為中國文化精英只是少數，普通人所知的文化只有小說戲曲。於是康氏力主譯介泰西小說來啟迪民眾，變法失敗以後，梁氏東渡日本，更發起新小說運動作為改造國民性的第一步。此後，《紅樓夢》的政法啟蒙意義就成為紅學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紅樓夢》註定要成為各路非小說家自道家法的工具。五四運動時，胡適決心整理國故，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捉妖打鬼”，6找出中國積貧積弱的病根。他認為《紅樓夢》的頹廢精神實在不能與他篤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相容，極力貶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曹雪芹的思想境界，駁斥元培索隱派老式紅學，意圖摧毀康有為所代表的“託古改制”傳統。胡適先生一輩子活得非常道德文章，文章就是為了道德，道德也要為了文章，這是他終生一以貫之的踐行。他認為《紅樓夢》在文學上毫無可取之處，曹雪芹沒有受過文學的修養訓練，思想見解很貧乏，《紅樓夢》就是曹氏大家族破落的自傳，思想性比不上《儒林外史》，也比不上《老殘遊記》，7實在沒有什麼啟蒙的價值。康梁的小說教與胡適先生道德文章的威勢不容小，一百年來，這威勢如黑雲一般籠罩著《紅樓夢》，讓它徹徹底底下了凡，一定要在“文以載道”的天下大義中現出原形：到底《紅樓夢》有沒有革命與啟蒙的關懷。紅學攜著這無邊威勢，要將《紅樓夢》中萬境歸空的那些東西一一揪出，用邏輯和理性清清楚楚還原出來——其實什麼也不會空。在形形色色竟的政法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解讀中，《紅樓夢》擔負起了百年中國最不能成空的歷史使命：新民與啟蒙。一百年的紅學，成了中國政法啟蒙言說活生生的鏡子，記錄百年中國政法啟蒙的跌起伏。
只是這啟蒙是不是也下得了凡?下不了凡，啟蒙莫非也要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