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主題的學術史回顧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推薦的《長恨歌》主題的學術史回顧，希望能幫到大家，更多精彩內容可瀏覽(www.ruiwen.com/wenxue)。
《長恨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傑作，但卻令學術界長期以來為之爭論不休，其焦點在於主題思想方面，曾引發過較大規模的討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綜其要者有“愛情說”、“隱事說”、“諷諭說”、“感傷說”、“雙重及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等多種。近年來，張中宇先生在《文學評論》[1]148-151、《北京大學學報》[2]90-97等學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論及《長恨歌》的主題，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長恨歌〉研究》一書(中華書局2005年)，進一步提出了“婉諷主題說”。本文試圖在進一步解讀與考證《長恨歌》的基礎上，對各家觀點進行扼要的檢討，並重點針對張中宇先生的“婉諷說”進行商榷，然後對“愛情主題說”提供一些新的證據與看法，希望有助於促進《長恨歌》主題的進一步研究。
《長恨歌》主題的學術史回顧
對《長恨歌》主題的解讀從古至今綿延不斷，並引發不少爭議。最早涉及此事的還應該是白居易本人。其《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3]就點明瞭該詩的主旨與男女風情有關，這成為後世“愛情主題說”的源頭。與白居易同時的陳鴻在《長恨歌傳》中雲：“樂天因為《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4]4201也就是說白居易是要藉助李、楊故事，懲戒導致禍亂的“尤物”，阻斷禍亂的.根源，以此作為將來的鑑戒。應該說這是諷喻說的最早源頭，也成為當代學者“諷喻主題說”的一大論據之一。晚唐黃滔《黃御史集》卷七雲：
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雲：“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5]85
可見在晚唐時期像李戡那樣斥責白詩為“淫言媟語”遺憾“不得用法以治之”[6]137的人還不少，黃滔為白居易翻案，則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倫理的態度來批評《長恨歌》，總是以刺時規諷來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這方面比晚唐有過之而無不及。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五《連昌宮詞》雲：
《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7]198
雖然認為其缺乏“監戒規諷”的社會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詩歌的藝術性。而車若水《腳氣集》則雲：
唐明皇天寶之事，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調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宮詞》差勝。[8]508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亦云：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9]177
三人皆以《長恨歌》與《連昌宮詞》相互比較，認為白詩全無諷喻，甚至“止於荒淫”，真是橫加指責了。至於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一直斥為“無禮於其君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更是從內容到藝術加以徹底的否定。雖有田錫在《鹹平集》卷二《貽陳季和書中鳴其不平：“樂天有《長恨歌》《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10]1085但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明人對《長恨歌》的評價不再像宋人那麼嚴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五雲：
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餘以為當為古今長歌第一。[11]226
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讀白樂天〈長恨歌〉》亦云：“樂天《長恨歌》妙極才人之致，格少下耳。”[12]761二人皆極力稱許《長恨歌》的藝術魅力，但胡應麟仍然不忘批評其詩格調低下。只有唐汝詢《唐詩解》卷二十指出：“《長恨歌》，此譏明皇迷於色而不悟也。”[13]432與陳鴻之說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確了諷諭主題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詩集》卷十二中，為白居易辯護，重申了陳鴻的觀點：
論詩須相題，《長恨歌》本與陳鴻、王質夫話楊妃始終而作。猶慮詩有未詳，陳鴻又作《長恨歌傳》，所謂不特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14]139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十四《白樂天〈長恨歌〉論》則持相反態度，指責了白詩的“欲諷反頌”藝術效果：
樂天又著為歌詞，以豔其事，恐後之人君陷溺於中，甘心尤物而煽處者，且妄覬於死後之餘榮也，則所云窒亂階者，恐反為亂階矣。[15]904
實際上還是批評其作為豔體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詩醇》卷二二的觀點：
居易詩詞特妙，情文相生，沉鬱頓挫。哀豔之中具有諷刺。“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詞也。“養在深閨人未識”，為尊者諱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結想成因，幻緣奚罄。總以為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者戒也。[16]452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豔情感，又認為哀豔之中包含諷刺，可以說是後世雙重主題說的源頭。
由此看來，歷代對長恨歌的批評主要是建立在從儒家詩教觀的角度解讀作品的基礎上的，但是也出現了不同的觀點。有明確提出諷喻主題者，也有持雙重主題者，而愛情主題說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確提出，最多隻能是從“荒淫之語”、“調笑君父”的斥責聲中略窺一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來仰望的，愛情是不屑於出口的，哪能讓愛情兩個字發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識到李楊之間的愛情，也只是批評唐玄宗的“溺於情”，從而斥責白居易的“無禮”。其實他們批評得越嚴厲，就越能證實了李、楊之間的真摯愛情。
當今學術界對《長恨歌》主題的討論則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新的觀點層出不窮。目前已有學者對《長恨歌》的主題進行綜述，如張中宇《新時期長恨歌主題研究評述》，載《南京工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長恨歌主題研究綜論》，載《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二者較為詳細地總結了20世紀以來的各種觀點和研究成果，讀者可以參閱。周相錄專著《〈長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長恨歌〉研究的歷史回顧》則將《長恨歌》主題概括為“隱事主題說”、“諷隱主題說”、“愛情主題說”、“雙重主題說”、“時代感傷主題說及其他”五種。張中宇的總結最為全面，共概括為“愛情主題說”、“隱事說”、“諷諭說”、“感傷說”、“雙重及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等六種，並在其專著《白居易〈長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諷主題”說，他認為《長恨歌》描寫李楊真情對於表現政治主題具有重要甚至關鍵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楊愛情，《長恨歌》表達政治主題的力度將極其有限或難以實現。他的結論是：“《長恨歌》的主題是，透過李楊情愛悲劇的複雜過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敗等造成國家動盪、愛妃慘死及悽苦悲涼、深情無寄的嚴重後果，婉轉批評唐玄宗因為承平日久滋生的驕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並以此作為後世的鑑戒。”[17]175-176這種觀點目前在學術界有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