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作》賞析
《在武昌作》是明朝詩人徐禎卿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詩。詩人透過描寫武昌洞庭之秋景,烘托一種悽清寂寥的氣氛,從而表達出詩人心中的思念家鄉之情與倦於漂泊之意。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在武昌作》賞析。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在武昌作
朝代:明代
作者:徐禎卿
原文:
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
高齋今夜雨,獨臥武昌城。
重以桑梓念,悽其江漢情。
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
賞析
此詩寫詩人身處異鄉懷念故里之情。開篇二句藉助《楚辭》句意,營造秋未至而情慾悲的氛圍。中間四句將客居武昌,獨宿高齋的孤寂,與夜雨江漢的悽迷之景融和無間,桑梓情懷油然而生。結尾二句以雁襯人,相輔而相成,在對雁的發問中,抒發無計消除的思鄉之痛。
作者簡介
徐禎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國,漢族,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祖籍常熟梅李鎮,後遷居吳縣。明代文學家,被人稱為“吳中詩冠”,是吳中四才子(亦稱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之絕句而為人稱譽。
生平
徐禎卿天性聰穎,少長文理,人稱“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早年學文於吳寬,學書法於李應禎。 在文學流派上,與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邊貢和王廷相併成為“前七子”,強調文章學習秦漢,古詩推崇漢魏,近體宗法盛唐,王世貞《藝苑卮言》內引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之絕句。書法亦是一絕,王世貞稱: “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少年草師懷素,行筆仿蘇(軾)、黃(庭堅)、米(芾)及《集王書聖教序》晚歲取《集王書聖教序》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一家。”
徐禎卿著有《迪功集》、《迪功外集》、以及文學批判著作《談藝錄》。
徐禎卿16歲著《新倩集》。但早年屢試不第,讀《離騷》有感,作《嘆嘆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作《江行記》;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與文徵明合纂《太湖新錄》;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聞韃靼入侵,官兵抗戰不力而敗,又作長詩《榆臺行》。同年中進士,因貌醜,不得入翰林,改授大理左寺副。明正德五年(1510年)被貶為國子監博士。
徐禎卿後期信仰道教,研習養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卒於京師,年僅33歲,為四才子中最早過世和享壽最短的。徐禎卿的著述尚有《迪功集》、《翦勝野聞》(該書多詆譭明太祖的內容,實為誣告)、《異林》等。
“吳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三人,以畫或書法蜚聲於世,獨徐禎卿以詩歌名滿士林。徐禎卿在詩壇佔有特殊地位,詩作之多,號稱“文雄”。早期詩作近白居易、劉禹錫風格,及第後受李夢陽、何景明、迪貢等影響,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參與文學復古運動,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為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談藝錄》,只論漢魏,六朝以後不屑一顧,闡述重在復古之論。其詩格調高雅,縱橫馳騁於漢唐之間,雖刻意復古,但仍不失吳中風流之情。
清人沈德潛編選《明詩別裁集》,四才子詩,只收錄徐禎卿和文徵明兩人,文徵明僅錄兩首,而徐禎卿詩竟輯錄二十三首之多。他為前七子之一,聲譽僅次於李(夢陽)、何(景明)。《明詩綜》在比較徐與李、何詩歌時曰:“李氣雄,何才逸,徐情深”,一語中的地指出徐禎卿詩歌的基本特徵——“情深”。他雖然與李夢陽同調,但中原習氣未深,江左流風猶存,吳中派清麗秀逸的風格仍有保留,較前七子其餘各家詩作更有自身特點。《明史》用“熔鍊精警”四字概括其詩風格。他長於七言近體,絕句尤精,清詞逸格,情韻雋永。
徐禎卿所撰詩話《談藝錄》,頗多精闢警策見解,在明代詩話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詩話史中都是屈指可數的精品。且不說前後七子及其追隨者們對此備加推崇,就連以反覆古自命的錢謙益,也對徐禎卿這篇詩論大加讚賞:“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百存一,至今海內,奉如圭璧”。現代文學大師錢鍾書先生甚至直接將“談藝錄”用作自己的著作之名。徐禎卿作為“吳中詩人之冠”(《明史》卷286),是當之無愧的。
詩學思想
徐禎卿的思想。其思想仍依其生平分為兩個時期,其前期對儒、佛、道、文學等兼收幷蓄,體現出一種大體符合吳中地域的知識雜進性特徵;後期大體可以王x明所說的“學凡三變”來勾勒其思想的轉變軌跡。“末x論”思想是徐禎卿對時代特徵的一種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個基礎起點,徐氏對文學復古的倡導、一生潛心“玄學”等都與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圖相關。徐禎卿的思想歷程是與整個時代結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轉變大都體現了其精神結構的轉換,從時間來看,徐禎卿是七子典範作家中較早由文學轉入道學,又最早轉向心學之人。《談藝錄》與徐禎卿的詩學理論。《談藝錄》是徐禎卿的詩學理論專著,其詩學思想可以概括為在“復古”觀念的觀照之下,以“情”為核心帶動“氣”、“聲”、“辭”、“韻”、“思”等諸理論要素的.詩論體系。其時的社會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吳中文人的文化復古思潮、感受主義與審美主義的膨脹均為徐禎卿“主情”、“復古”觀念的產生提供了極有利的環境。“因情立格”說則是徐氏對情感與格調的相互關係所作的探索,為復古派提供了一個學習漢魏古詩的基本途徑。徐禎卿吳中時期的詩歌與吳中地域性因素的關係。徐禎卿早期的習詩系統為六朝、中唐白居易、劉禹錫,又兼以晚唐,詩歌以“情深”為主要特徵,風格哀婉清麗,詩中湧動的“愁緒”及對意象系統的選擇形成其感傷化的詩境。徐禎卿前期詩歌主要是融入吳中一脈,具有很強的吳中地域性,但又有鮮明的個體性特徵,特別是對“情”的吟詠與張揚在吳中“主意”的詩壇環境中顯得尤為突出,同時也成為其入京後加入復古主義陣營的前在因由之一(另一主要因由則是其復古主張)。徐禎卿與李夢陽等七子盟友的交往與轉變。相對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與李夢陽往來密切,特相友善,與邊貢、南京作家群中的朱應登、顧璘亦交往頗多且情誼深厚,與何景明也有往來及詩歌酬贈,但相聚時日極短,而其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鄭善夫等人交往的記載不多。關於徐禎卿後期詩歌觀念的轉變問題,本文主張其詩學觀念在後期並沒有發生大的轉變,只是因指導其後期詩歌創作的觀念由吳中風習轉向復古理論,才導致習詩系統改趨漢、魏,詩歌內容、藝術特徵等也發生轉變,但同時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麗等特徵。可以說徐禎卿的後期詩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南北文風的交融。李、徐論辯及二人詩學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復古運動史上,徐、李二人之間發生了一次詩學理論上的論辯,本文對論辯的具體時間、起因、過程以及論辨的態度、結果等做了比較細緻的考察。李、徐二人的詩學觀念在“復古”、“主情”等基本主張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級層次上還是有些差異,並且這種差異根深蒂固,始終存在,如在“復古”觀念方面,二人對具體的復古統序、復古範型內部要素的選擇等還存在一些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