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達觀生活

白居易的達觀生活

　　白居易的唐代文學家，文章精切，特別擅長寫詩，是中唐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

　　唐代詩人三巨頭中，白居易可以說人生與仕途順山順水最為得意。先說李白，才情橫溢，除了有近兩年的時間在皇帝身邊做文學弄臣以此點綴歌舞昇平以外，一直鬱郁不得志，最後卒於其族叔當塗縣令李陽冰的家裡;杜甫則更慘，雖說出生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人生理想也頗為遠大崇高——“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除了“麻鞋見天子”，被肅宗皇帝授予左拾遺和被四川節度使嚴武表奏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之外，好像也沒什麼大的作為。杜甫的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窮苦與漂泊中度過，五十九歲時，病死於湘江上的一隻木船上，藁葬於耒陽。四十多年後，他的孫子杜嗣業才讓他魂歸故里，把他的屍骨改葬於老家河南鞏縣。

　　在三人中，白居易是唯一一個以進士及第躋身官場的。據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記載，考中進士那年，白居易二十八歲，第四名，同時在錄取的十七人中他年齡最小。他頗為得意，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曾寫詩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這時的白居易“濟世”的豪情萬丈，直衝雲霄：“心中志氣大，眼前爵祿輕。”於是他撰《策林》七十五篇，闡述治國之道;作《初授拾遺獻書》，向憲宗皇帝表明自己的忠誠與對國事的關心;更是寫了《秦中吟》和《新樂府》，以表憂民情懷，真可謂“不辭為君彈，縱彈人不聽”。同時他天真地認為“天子方從諫，朝廷無忌諱”。但不久他那“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的直言脾性終於碰壁，“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

　　公元815年，四十三歲那年，出現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次的挫折，因上疏論宰相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立即緝拿刺客，以雪國恥而被宰相們指為越職言事，同時他的仇人說其不孝(牽強說他母親看花落井身亡，而他卻作了《賞花》、《新井》詩)。唐憲宗一聽大怒，把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白居易徹底醒悟了，自此以後，他的“兼濟”天下之心漸漸滑向了觀照己心的“獨善”：“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世間盡不關吾事，天下無親於我身”，不敢再過問政治，自稱“天涯淪落人”，不由生出了“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閒時”的感慨，由此開始了他的“奉身而退，行在獨善”的生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與自然山水為伴，山僧野老為友，“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不悶”。

　　五年後，回到朝廷，隨後在忠州、蘇州、杭州做刺史，為官清廉，深得民心。在杭州，曾修築白堤，蓄水灌田千餘頃。杭州刺史三載，白居易頗為清廉，離任之時，告別城中百姓，寫下了這樣感人肺腑的詩句：“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並把自己的一大筆俸銀留於官庫中，只帶走了兩塊採自天竺山上的太湖石，為此還寫詩自問是否有傷清白：“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斤，無乃傷清白。”而離蘇州日，郡中市民涕泣相送，這讓白居易久久不能忘懷：“浩浩姑蘇民，鬱郁長洲城。來漸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班白列黎氓。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筵猶未收，徵棹不可停。稍隔煙樹色，尚聞絲竹聲。悵望武丘路，沉吟滸水亭。還鄉信有興，去郡能無情。”後來，為紀念他，蘇州人民曾建白公祠，祠中有思白堂，並刻有碑記。

　　最後白居易的官越做越大，七十歲那年，以刑部尚書退休，寓居洛陽香山，以蓄姬、嗜茶與飲酒自娛：“世間好物黃醅酒，天下閒人白侍郎”，“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淺把三分酒，閒題數句詩”，並在具有風土水木之勝的洛陽城東南隅建造了一處佔地一十七畝的庭園，園內有水、竹、樹、島、石、橋、鶴，有書庫，有酒，有琴等，真正過起了“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遊哉”的神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