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為何不提岳陽樓
x《岳陽樓記》是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請，於北宋慶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為重修岳陽樓寫的。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文章透過對洞庭湖的側面描寫襯托岳陽樓。滕子京是被誣陷擅自動用官錢而被貶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規勸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決定了文章敘議結合的風格。《岳陽樓記》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境，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寫，從而將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擴大了文章的境界。但是為什麼作者在《岳陽樓記》中卻從不提及岳陽樓呢?下面yjbys文學網小編現在就為你解答!
2015年10月30日，國務院任命陳雨露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49歲不到的他，曾是最年輕的全國重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如今成為最年輕的央行副行長。陳雨露也是著作頗豐的經濟學者，出版、翻譯了不少經濟學著作，他和人合著的《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國是部金融史》是非常暢銷的金融學通俗讀物。本文經授權摘自《中國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財》。該系列圖書以時間為序，講述中國封建時代最為輝煌時期發生的眾多“天下大事”背後隱藏的金融財經往事。
民間經濟鼎盛、封建官僚“積貧積弱”的北宋是一個清平世界，第一個下大力氣改變這種情況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慶曆年間官拜參知政事，死諡文正，所著《岳陽樓記》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過，洋洋灑灑一篇《岳陽樓記》為何沒有一句話提到岳陽樓，而是一直在描寫洞庭湖?
答：仁宗年間的“岳陽樓”其實是一家名滿江湖的青樓，《岳陽樓記》則是送給嶽州知府兼這家青樓老闆滕子京的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覺得在自己的文章裡稱讚一家青樓不是太合適，於是就顧左右而言他。
我還要告訴大家，滕知府雖然因為發配嶽州，重修岳陽樓確實既沒也沒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術——“資產置換”，即，低價收購民間沉欠多年的不良貸款，然後再派兵連本帶利一塊要回來——看誰敢欠知府大人錢!
范仲淹居然稱嶽州“政通人和，百廢俱興”，還要與這等開青樓的知州“微斯人，吾誰與歸”!
仁宗朝的事情，就讓我們從范仲淹說起。
慶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從西夏前線調入朝廷中樞，這位出將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條施政方針：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就是慶曆新政的開端《答手詔條陳十事》。
有人高度評價這份《答手詔條陳十事》，畢竟這十條合理化建議看起來條條站得住腳。實際上，這份著名的奏摺其實就說了兩件事：抓權和摟錢。
當然，要先抓權才能再摟錢。
先說第一條，抓權。
北宋疆域遠不若漢唐遼闊，卻是一個花團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經這樣評價仁宗慶曆新政之前的朝局(當然，這句話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裡並非褒義)：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興勞役，不曾殺掉一名罪犯，朝廷寧可耗費錢財送給契丹、党項，也不願意妄動刀兵。
不大興工程、不妄動刀兵、不發號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權力、哪有威風、哪能撈錢?
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范仲淹引經據典說明了朝廷大興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爭雄之時，諸侯國寧可向鄰國借貸也要大興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蘇州也有營田軍專管河堤，現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糧食販運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糧食販運到浙右，從中要盤剝多少利潤!
只要有一批幹吏能臣，這個問題就由我范仲淹解決!
一是一定要給封建官僚以實權，尤其是下級官吏任免權。至此，宋太祖趙匡胤有名無實的官僚制衡體系被徹底廢棄，官員此後要打起精神，以興弊除利為己任、置民於水火之中(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讓當官的人先富起來，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給他們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祿，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職之地獲得一批土地，數量按官職高低分配。除此之外，還要定時發補貼，婚嫁喪葬都要給錢。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國最有實權的官員。各路轉運使可任命知州，至於各路轉運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說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錄》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對話：范仲淹在挑選各路監司的時候，經常對著官員名冊看，看到不順眼的名字(所謂“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筆勾掉。
看到這種情況，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樞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這一筆不知有多少人會為此哭泣。
范仲淹顯然對此不以為然：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
那麼，范仲淹究竟用了什麼人呢?
答：誰能摟錢，就任命誰當官。
王夫之對此曾有深刻的評價：一批急功近利的人藉機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斂財之術，範公“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時，便是盪滌天下錢財殆盡之日。
再說第二條，抓了權就能摟錢。范仲淹為摟錢想出了很多辦法，條條都跟金融有關。
第一，貨幣貶值。結果，無效。鑄造大錢摟錢簡單易行，實在是謀財害命的不二法門。慶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開始鑄造“慶曆重寶”，錢重7.5克，卻要當十枚市面上的銅錢。不過，當時是典型的自由經濟，市場根本就不買賬，慶曆重寶自發行之日起就只能當二至三枚銅錢，與實際重量相仿。
第二，重農抑商。結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種紙幣——“錢引”。范仲淹給商人起了一個帶有侮辱性的綽號叫“遊人”，只有讓“遊人”都回家種地天下才會太平，否則，“遊人”終日浪蕩在城市之間，惟一的作用就是敗壞倫常綱紀。
要想管住“遊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設立鹽、鐵、茶等產業的管理機構。在延州做知州的時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盤上成立了官營鹽、鐵、酒、茶的專營機構，禁止民間私營這些產業。
現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這條經驗推廣到全國，他成立了“督鹽院”等一批機構，對商人發放“鹽鈔”、“鐵鈔”、“茶鈔”——統稱“錢引”，即配額。從今往後，你生產多少鹽、生產多少鐵，能賣多少茶葉，都要有相應的“錢引”。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錢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國的紙幣——“鹽鈔”。
與官交子相比，鹽鈔以足額食鹽作為準備，獲得鹽鈔的人可以在全國兌換食鹽。商人很快發現，鹽鈔不僅可以兌換食鹽，還可以作為市場上的交換憑證;同時，官交子的流通範圍僅限於益州、西北諸路，鹽鈔卻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無阻。
此後，鹽鈔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種新紙幣。
儘管熙豐變法期間鹽鈔發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產食鹽總量，但是，朝廷還要靠食鹽專營牟利，歷代帝王對鹽鈔發行限制頗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對鹽鈔發行進行多次整頓。整個宋代，鹽鈔的信用都好於官交子，一直到南宋滅亡。
第三，建立官營信貸機構，即“回易”。“回易”產生於隋代，通俗地說就是官府出面做買賣，不過僅限於與遊牧民族“馬匹—糧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強的金融創新意識，他所謂的“回易”是以軍費對外放貸。在一封名為《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的奏摺中，范仲淹明確提出了回易的目標：增息財利，使天下之財再無流通之虞!同時，范仲淹還洋洋得意地敘說了功績：我挪用軍費放貸，一年就賺了四十二萬貫錢。四十二萬貫，已經是澶淵之盟歲幣的40%，這些錢全部來自陝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經下詔“官吏不得經商”，此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張膽地違反太祖遺命!還自鳴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義，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滲透進商業，所有賺錢的行業必然壟斷在官府之手。慶曆新政之後，北宋禁軍開始全面滲入商業、銀錢拆借，那位重修岳陽樓的滕子京，被髮配之前他手下的軍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販賣茶葉，結果當然是“回易私茶，破壞茶法”。
後代史學家徐夢莘這樣評價“回易”政策：這些人靠著官府的威風，與市井之人爭利，既損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損國體的事情(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傷公害私，虧損國體)……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下，民間產業創新才是創造財富的最佳途徑，北宋也成為第一個不對土地兼併設定門檻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權力牟利，才不會有時間和腦子考慮創新，但是，他們的財富又有著相當統一的去處——土地。《宋史》記載，慶曆三年後，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封建官僚開始廣置田園，府邸如烏雲般覆蓋了整個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規模土地兼併中，我們看到了慶曆新政另一項顯著的效果——流民(軍隊)兵變：慶曆新政剛剛實施，解州、鄧州廂軍就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變、京東路士兵殺死當地巡檢使;慶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間規模最大的兵變爆發了，保州雲翼軍(禁軍)四千多人兵變，軍隊衝出軍營自謀生路，成為流寇……
面對亂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產生了恢復王莽“王田制”的奏議。有人這樣評論時政：只有天下大亂、兵鋒再起，讓大多數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
北宋王朝當然需要一個強勢集權對抗外敵，但是，慶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就變成官僚新秀的一場盛宴，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脫亂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慶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個乾脆的決定：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兩路宣撫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沒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爛攤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間評話中的“包青天”。在京劇戲文中，包拯用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鍘了很多皇親國戚、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績是在全國丈量土地，設立了一道類似“開元限購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員購買田地一律不得超過三十頃，多出來的土地必須充公。
關於“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講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開元年間，宇文融為了限制土地兼併曾經頒發過一道史上最嚴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購買土地，不承認帝國一切土地買賣。後來，楊國忠放開了“開元限購令”，十年之後，大唐帝國40%的人都變成了流民。
北宋年間也有一個人毫無顧忌地放開了“仁宗限田令”，這個人是包拯的一個手下，名字叫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