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墓誌
墓誌，指放在墓裡的刻有死者生平事蹟的石刻。墓誌分上下兩層，上層稱為“蓋”，下層稱為“底”，底部刻有墓誌銘，蓋上刻有標題。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有關韋應物墓誌的詳細內容，歡迎閱讀!
墓誌首次公開
韋應物是我國中唐時期的著名詩人，“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首膾炙人口的《滁州西澗》廣為流傳。
韋應物是山水田園詩派詩人，後人每以王(王維)孟(孟浩然)韋柳(柳宗元)並稱。宋代的不少文人常把韋應物與陶淵明、白居易、柳宗元相比，蘇東坡甚至講“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這樣一位大詩人，有關他的生平記載卻非常少。去年8月，西安碑林博物館副研究員馬驥在友人處見到四張唐代韋氏家族墓誌拓片，分別是：韋應物墓誌、夫人元蘋墓誌、子韋慶覆墓志及慶復夫人裴棣墓誌。這四張約45釐米見方的墓誌出自長安區韋曲東北塬上，於去年年底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西安博物館館長趙力光說，這批墓誌對於瞭解韋應物的家世、生平，研究韋詩的藝術風格以及中晚唐科舉制度、士族婚姻等方面提供了豐富的資訊。專家稱這批墓誌被稱為百年來唐代石刻文獻最重要的收穫之一。為此，該館舉辦了“唐代著名詩人韋應物家族墓誌特展”。
墓誌揭示詩人“身世”
西安碑林博物館副研究員馬驥介紹，京兆杜陵韋氏是唐代關中的世家大族，有關韋氏先祖世系的材料比較豐富。據《新唐書》記載，韋應物的父親只有他這一個兒子，但新發現的韋應物墓誌則顯示，韋應物還有兩個兄長。
新出土墓誌還帶來了另一個疑問。史料記載韋應物有兩個兒子。但據韋夫人元蘋墓誌記載，其後代是“一男兩女”。韋應物到底有幾個兒子呢?馬驥表示，從墓誌志文可知，韋妻死於776年，韋應物是791年安葬，中間有15年的時間，可能在此期間韋應物有再婚或納妾的可能。
新發現的墓誌記載，韋應物“歷官一十三政，三領大藩。”
韋應 物詩歌“原於曹劉”
馬驥指出，給韋應物撰寫志文的丘丹也是當時一位詩人，兩人私交頗深。丘丹在志文中對韋應物作品的記敘和評價為：“所著詩詞、議論、銘頌、記序，凡六百餘篇行於當時。”“公詩原於曹劉，參於鮑謝，加以變態，意凌丹霄，忽造佳境，別開戶牖。”“曹劉”是指三國時期的曹植和劉楨，二人皆為建安作家中成就最高者。“鮑謝”是指南朝劉宋時期的代表詩人鮑照和謝靈運，二人名列“元嘉三大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盛名。
馬驥介紹，現在人們所能看到的《全唐詩》共收韋詩568首(含補遺四首)，另《全唐文》僅收韋應物撰《冰賦》一篇。丘丹對韋詩的評價更加難能可貴。
妻子墓誌裡 首現詩人手跡
據介紹，韋夫人元蘋的墓誌是韋應物親自撰文並書寫的。這不但增加了一篇難得的唐代文獻，而且也讓後人第一次看到了韋應物的手書。
據墓誌志文顯示，元蘋祖上是南朝十六國時期的鮮卑貴族。元蘋16歲時嫁給韋應物，去世時僅36歲。志文記載，她病逝在韋應物的官舍，舉行葬禮時是在長安城含光門外太平坊臨時租借的房子，這也顯示出韋應物當時的家境比較清貧。
這篇志文用大段篇幅來表達對夫人懷念之情，其中一些詞句感人至深：“每望昏入門，寒席無主，手澤衣膩，尚識平生，香奩粉囊，猶置故處，器用百物，不忍複視。”由此使人聯想到《韋集》卷六中有《傷逝》、《送終》等悼亡詩十幾首，感情誠摯感人，某些詩句和志文有相似之處。
志文顯示，韋應物去世時，他的兒子韋慶復才15歲。韋慶復此後刻苦攻讀入仕，相繼做過監察御史裡行、河東節度判官等官職，809年7月病逝於當時的渭南縣靈巖寺。韋慶復夫人裴棣也是一位知書達理的才女。
唐代大詩人韋應物及妻，子，兒媳，墓誌銘拓片
唐代著名詩人韋應物撰並書《故夫人河南元氏墓誌銘》2007年8月出土於西安市長安區少陵原，墓誌為青石材質，長44釐米，寬42釐米。志文計27行，滿行27字，共計708字，字型楷書。志石左下角受敲擊殘去一角，全文殘損有十餘字，其餘字口皆完整如初。同時出土的還有丘丹所纂《韋應物墓誌銘》，韋應物嗣子韋慶復的《韋府君墓誌》及韋慶復之妻的《聞喜縣太君玄堂志》。
此次四方墓誌的同時出土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的發現，具有極強的轟動效應。因為從歷史考證的角度來講，墓誌所記內容可以修正歷史上對韋應物的一些錯誤評述，包括韋應物一生所任官職的情況及其先輩和子女的諸多問題，尤其是其生卒年的問題等等，千餘年來爭議一直很多，史書也沒有確切地交代清楚，此志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資訊。而從唐代詩文角度來說，史書記載韋應物詩詞所傳世者甚多，而散文類則僅《千唐志齋藏石》所錄韋應物廣德元年所撰《唐東平郡鉅野縣令李璀墓誌》一篇，而且為其他諸本韋集及《全唐文》所不載。則此韋應物撰並書的《故夫人墓誌》就有了非常珍貴的意義。從書法角度看，作為一代才子詩人，韋應物在文壇的名望和才華是世所共認的。他的不少詩篇都是後人耳熟能詳，出口稱頌，如：“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然而作為有唐一代詩豪，韋應物之前卻從無書法流傳於世。同樣作為大詩人李白、杜牧、賀知章等皆有書法留傳至今。所以此次韋應物書法碑刻的出土，乃是填補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項空白，具有重大的意義。
韋應物，京兆萬年縣杜陵人(今西安市長安區)，因曾官蘇州刺史，故後人稱其“韋蘇州”。他作為唐代大曆年間著名詩人，前人論其詩作往往與王維、陶淵明、柳宗元等並稱，其出身名門望族，這一點史書與其墓誌的記載相差不多，現據墓誌可以增補歷史記載所缺或糾正史誤者有如下幾點：
一、在《韋應物墓誌》中開篇即曰：“君諱應物，字義博，京兆杜陵人也。”前人凡記述韋應物者，只有其名不見其字，故志文所記應物字義博，為首次出現，可補史書之缺。關於籍貫，志文稱其遠祖時即“家於杜陵”，韋應物在《故夫人墓誌》亦中自稱：“有唐京兆韋氏”所以韋應物的`籍貫是京兆杜陵人這一點毋庸置疑。杜陵唐時屬京兆萬年縣，今天都屬於西安市長安區。前人所記大多與墓誌所記相符，僅宋姚寬在《書葛蘩校韋蘇州集後》雲：“刺史洛陽人，姓韋氏，字應物…”。此屬錯誤無疑，且後人也已進行糾正。
二、對於韋應物的生卒年代，這是歷朝歷代中爭議最多的，關於其生年，傅璇琮先生認為宋姚寬所推算其生於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並不能肯定是準確的生年，當在開元二十五年前後。可惜的是韋應物墓誌中並沒有其生年代的確切記載，只是在其《故夫人墓誌》中記載有其妻的生年，即開元庚辰年(公元740)生，並於天寶丙申年(公元756年)嫁與韋應物，大曆丙辰年(公元776年)去世。韋應物在其《傷逝》詩中雲：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回。結髮二十載，賓敬如始來。傅璇琮先生透過對詩文創作時間的考證認為“結髮二十載，顯然不可能”，據志文可知韋應物夫妻結髮剛好是二十年，故應是傅先生對時間考證的錯誤，因此《傷逝》等悼亡詩都應當作於大曆十一年(公元776年)其妻去世以後，而非其所言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對於韋應物的卒年，史書亦無定論，或曰792年或曰793年，雖然墓誌文中亦無記載，但可以據其志文作一推算，《故夫人墓誌》中韋應物稱其夫人於大曆丙辰(公元776年)歿時，有小女年始五歲。在《韋應物志》中邱丹曰其卒時“次女(小女也)未笄，因父之喪同月而逝“，“笄”有兩層意思：一指古代女子十五歲成年，而未笄，還不到十五歲，若按十五歲計，則韋應物最晚應該是貞元二年(公元786年)逝去，《韋應物志》志文稱“其遇疾終於官舍…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十一月八日窆於少陵原”，那麼韋應物入窆已經是其逝去五年以後的事情了。但《舊唐書﹒德宗紀》載建中三年五月至貞元四年七月蘇州刺史分別為杜佑和孫晟，孫望先生《韋應物事蹟考述》據此認為韋應物任蘇州刺史應為貞元五年，且貞元二年以後韋應物還有很多贈答友人的詩詞可考為佐證，故其貞元二年去世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後來凡稱女子許嫁之年曰“及笄”，則可能十七八歲還未出嫁亦曰未笄，若使如此，其小女未笄而逝應該指還未出嫁而逝，那麼按志文所記韋應物去世最晚的時間當在貞元七年(公元791年)春夏之前無疑，亦或是貞元六年(公元790年)。
三、是關於韋應物祖輩所歷任官職，《故夫人墓誌》稱其曾祖父待價為右僕射，而丘丹所纂《韋應物墓誌》又稱為左僕射，故此應以韋應物所撰為準，《舊唐書》對待價的記載亦有“拜文昌右相”一職。對於其祖父令儀，《新唐書》卷七十四上記其曾任宗正少卿，沈明遠稱其任司門郎中，近年呂卓民先生《古都西安 長安杜韋家族》稱其“官至宗正少卿和梁州都督”。韋應物則在志文中記曰：“銀青光祿大夫，梁州都督，襲扶陽公”，可見其祖父的官職還是比較顯赫的。至於父韋鑾，兩唐書中均無記載，僅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稱任少監，志文中亦僅記有“宣州司法參軍”一職，確如傅璇琮先生在《唐才子傳校箋》中所言：“則其家室至其父時，已甚式微”。此志文所記官職都可補史書之缺。對於韋應物自己的官職，傅璇琮先生《唐才子傳校箋》稱：“在京兆功曹期間，喪妻及撰作悼亡詩”。韋應物在《故夫人墓誌》中稱自己為“朝請郎前京兆功曹參軍”，則此時已不再任職京兆功曹參軍，故傅璇琮先生所述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