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他的恩師們
引導語：每位成功人士的背後，一定付出很多的汗水，但是也需要恩師的幫助，汪曾祺也不例外，那麼我們一起來看看汪曾祺與他的老師們的故事吧。
“一個人的成為作家，跟小時候所受的語文教育，跟所師事的語文教員很有關係。”汪曾祺晚年在回顧自己的學習、創作歷程時，如此感慨。從小到大，每個人都會遇到多位不同的語文老師，也都會接受不同的語文教育，印象愈深，往往影響愈久。
“師恩母愛，豈能忘懷。”5歲那年，汪曾祺入幼稚園。畢業於南京第一女子幼稚師範的王文英老師教他們唱歌，教他們跳舞，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上刷滿了愛的底色。汪曾祺因為上學時還戴著孝，更得王老師憐愛。幼兒教育往往決定一個人的未來，儘管這樣的教育只有一年，也儘管這樣的教育嚴格意義上不全是語文教育，但汪曾祺對“小羊兒乖乖，把門兒開開”卻念念不忘。的確，這不只是歌謠，他後來堅持作品要給人溫暖和安慰的理念，也許正是從此濫觴。56年後，已經白髭滿腮的他，還鄉後特地拜望王老師，在《敬呈文英老師》中寫到，“歌聲猶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從此培栽”，這讓王文英老師激動得“哭”了一個晚上。15年後，他情不自禁，又以《師恩母愛》為題寫了一篇懷念文章，情真意切，由此可見。
“飛入蘆花都不見。”這是當年一年級語文課本上的《詠雪》詩，只看前三句“一片一片又一片，兩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並不是詩，至多教孩童數數識字。這一句卻化平凡為神奇，雪花和蘆花既白且輕，漫天飛舞，融為一體，說不清是哪個從天而降，也說不清是哪個隨風飄散，有一種朦朦朧朧的美。這種渾然天成的感覺，更給汪曾祺寫作以感悟和啟發。“我學這一課時才虛歲7歲，可是我已經能夠感受到‘飛入蘆花都不見’的美”。多年以後，他深有感觸地說，“我現在寫散文、小說所用的方法，也許是從‘飛入蘆花都不見’悟出的。”他的文章，往往把自己的感情、態度溶化在敘述、描寫之中，隱隱約約，不特別地說出，讓讀者在懷想、感悟、生髮中參加創作，完成創作。
“先生之澤久矣。”高北溟先生是他小學五年級至初二的國文老師。“只有我自己熟讀，真懂，我所喜愛的.文章，我自己為之感動，我才講得好。”在規定內容外，他喜歡自己選文，系統授課，他尤其喜歡歸有光的文章，一學期內集中講授了歸有光的《先妣事略》、《項脊軒志》和《寒花葬志》等文章。歸有光在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善於以清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事，其為文“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更可貴的是他“對於生活富於一種人道主義的溫情”，這讓汪曾祺獲益匪淺。“這種溫情使我從小受到深深的感染。我的小說受歸有光的影響是很深的。”溫情是汪曾祺先生小說的路標，他的小說常常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展示這樣的普通而又真切的溫情。更讓他難忘的是，高北溟先生“為人正直，待人誠懇，清高而從不與世俗合汙，終生勤奮”的高標品格，影響了他一生的立身和為人。汪曾祺後來把這種尊敬寫進小說《徙》中，小說中的高北溟先生，除了為渲染其悲愴遭遇而虛構的命運結局外，與現實生活相比，同樣不得意，講課改作文，同樣的鄭重其事，一絲不苟。
“江湖滿地一純儒”，這是汪曾祺紀念韋子廉先生的詩句，同樣讓他難忘的還有張仲陶先生。這二位是家人先後為他請的兩位家教。張先生並不是語文老師，他專門講授《項羽本紀》方法奇特，激情四溢。他講課時不看書本，只是說說，閉著眼睛先朗朗地背誦一段，然後講解。講到得意處，特別是講到司馬遷對項羽成敗的評價時，他霍然站起，慷慨激昂，一改輕聲吟哦神態，彷彿變了一個人。朗誦完了之後，他不勝唏噓，並不坐下，仍沉浸在激動感慨之中。這讓汪曾祺覺得這段話不是司馬遷寫的，倒像是發自張先生本人的胸臆。他也由此初步領悟到《史記》感人的文學魅力。
韋先生長期從事教育工作，身材頎長，容貌清癯，平日習慣穿一件灰色長袍，氣候稍涼時偶加一件黑色緞質團花佈扣的背心。他讓他每天寫《多寶塔碑》大字一頁，所教古文全是桐城派。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劉大魁的《遊三遊洞記》、《騾說》等，他都一一精心講解，並指導他反覆誦讀，仔細揣摩，務求得其精髓。這些文章疏疏幾筆，一讀便知特徵，再讀餘味無窮，生動體現了桐城派倡導的“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的創作主張。桐城派的古文風格對他文章的洗練，“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人生道路上的生死知音。”陸建華先生用這樣的話來評價汪曾祺與沈從文先生的關係，真是到位。17歲這年，因日本人佔領江南，汪曾祺隨家人出城躲避戰火，在複習準備考大學的同時，反反覆覆地看了《獵人手記》和《沈從文選集》。他不僅為屠格涅夫描繪的俄國農奴的悲慘生活所震驚，更為沈從文筆下湘西山民的哀樂故事所感染。“對於沈從文作品中隱隱約約流露出的憂鬱，尤其感到充滿美和詩意，並由此領略到人生的真諦”。這是汪曾祺第一次接觸到沈從文先生的小說，因為這樣的美和詩意，19歲，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大二時開始選修沈從文開設的“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在沈先生的指導下寫了平生第一篇小說《燈下》，從此走上創作之路。汪曾祺多次說，“我追隨沈從文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而印象最深的是兩句話。一句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另外一句話是：‘千萬不要冷嘲’。”前一句是小說做法問題，後一句既是對生活的態度，也是對寫作的態度。沈從文先生對汪曾祺的影響，是全面的，真誠的，也是深刻的。
汪曾祺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沈從文先生的為人和為文，以沈先生或其作品為名的專門回憶性文章就有13篇，其他文中涉及的更多。在這些文章中，他詳細解讀了沈從文先生的《邊城》、《蕭蕭》、《長河》等名作，分析了對其作品的語言、結構、環境、人物、結尾等小說創作要素;對沈從文先生的文體試驗等創作教學方法和實踐予以了充分肯定;對沈從文的“轉業”進行了探究，勸告世人應從這種“轉業”得出應有的歷史體會;他為沈從文長期受冷遇、被誤解甚至遇到歧視、批判做辯護，甚至一反個人謙和寬容的常態，對一些評論家、文學史家，違背良心不斷故意對沈從文加以歪曲和誤解的行徑，義憤填膺;他對沈從文先生的寂寞、愛國和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等闡釋恰到好處;他推崇沈從文對青年不遺餘力的幫助，欽佩他的“耐煩”和執著，認同他“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 而這些，不只是汪曾祺的反哺，更是他對沈從文先生的理解，這樣的理解，說到底，還是源自沈從文先生對學生的影響。
回到當下。我們常說語文重要，不僅僅因為在今天的高考中“得語文者得天下”，更因為相較於其他科目，語文對人的影響更直接也更深遠。這樣的影響，當然也不僅僅指語言、文學、作文等具體的知識和技巧，更多更深的是語文教育傳播的和語文老師身體力行的思想人文，轉化為受教者的思維方式，成為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就像一棵樹搖動一片風，一朵雲凝聚一陣雨，一個靈魂喚醒眾多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