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前後《赤壁賦》賞析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在新舊黨爭中，因為堅持自己的政治操守，以致一生境遇坎坷。他的思想境界亦隨境遇之變、閱歷之廣而不斷深化。他在元豐五年那個看不到政治希望的秋冬裡所寫下的《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不僅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轉化，也反映了他創作風格的新變，成為代表中國古代散文創作的新境界和文賦一體新高度的重要作品。
一、變化的結構和不同的創作心態
文賦作為宋朝出現的一種新文體，事實上是多種文體的嫁接物。它大體以散文語言為主，在體式上部分借鑑漢大賦的主客問答的結構和押韻格式，以及六朝抒情小賦的駢偶句式。與賦體相比，它更為散化；與散文相比，它又改變了慣常以議論、說理、敘事為體式的特點，而借用了詩歌的意境來傳情達意。在其中，整散結合的語言，設為主客的結構，情感濃摯的意境，是文賦三種最主要的文體特點。這三大文體特點由前輩歐陽修在《秋聲賦》中定型，蘇軾的《前赤壁賦》與《後赤壁賦》追隨其後又出以變化，使從心所欲與不逾矩完美結合。這在前賦中表現尤為明顯。因此，向來談論蘇軾文賦者多重視前賦而忽略後賦，或以前賦涵蓋後賦，從未把它們當作在思想上相呼應、在境界上相對照、在結構上有區別的連體雙嬰，因而難以識別二賦結構的同中之異對了解蘇軾的創作心態有何妙用。事實上，前賦起伏有致的情意變化與主客之間暢恣的問答，後賦情意的隱曲性與主客之間問答的淺表性，已經暗示了作者寫作兩賦時不同的思想狀況和創作心態。在解說這一點之前，具體比較一下兩賦的主客關係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是他們的關係產生兩賦有差別的結構，而鬆緊異趣的創作心態就因結構的差別而顯示。
兩賦的主客關係如下：
第一，前賦的主客之間，感情的旨趣更和諧。此賦首言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主客同船共遊、同飲共樂、同調歌吹，極朋友相和相知之情。末有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的描寫，這裡更是渲染出經過一番思想交流之後，朋友之間更深一層的情意和諧。而後賦雖也設為主客，主客之間也以宴飲遊樂始：二客從餘過黃泥之坂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但二客卻不能像前客一樣與蘇子始終同趣，當蘇子游赤壁斷岸時，二客不能從，顯示了主客之間情致之異，和作者的孤寒之情。至於末尾部分的須臾客去，餘亦就睡的意興蕭索正和前賦末尾形成鮮明對照。
第二，前賦的主客之間，思想的交流更深入，主客情感上的和諧並未成為思想交流的障礙，反而成了其交流的基礎。主客先後坦言對個人存在的不同感受和思考，在瞭解溝通之後主人才翻進一層，以帶有禪意的哲思開導客人思想的淤塞。當然，如果我們還記得蘇軾作於同一時期的《念奴嬌》（大江東去）一詞，就會明白，客方的人生如夢、個人渺小思想其實也是蘇子心中盤桓不去的陰影。所以，主客問答的內容又分別代表了蘇軾思想中對立互抑的兩個側面。主之答客，不僅替客破悶，而且自通關節。而在後賦中，主客的感情交流既停止在一個淺表的層次，思想之間更形不成碰撞或互慰。一個明顯的跡象是主客除了在開頭尋找酒菜以消良夜時興趣相近略有問答外，在文章的其它部分特別是在蘇子借景抒情的重要段落，主客之間並沒有形成問答交流，以至於作者不得不借一隻突兀的孤鶴意象來寄其情懷。文章的末尾部分雖採用主客問答體，然此客非彼客，他是與二客風馬牛不相及的夢中道士，也就是曾在前賦中與蘇子甚相得的道士之魂。而且他與主人之間的問答也是引而不發，他只以一句赤壁之遊樂乎挑動蘇子的心絃，使之發出嫋嫋的餘音。這不僅在文賦的結構上實屬變體，即使僅從形象而言，也已不純，它反映了後賦主客關係的鬆散性。這是兩賦主客關係的主要區別。
這種主客關係的緊密與鬆散之別，與情思起伏幅度的大小共同決定了兩賦或以動盪見奇、或以平進示幽的不同結構。而結構的差異則表明了作者在寫作兩賦時，鬆弛與緊張兩種不同的創作心態。前賦結構在張弛有度、首尾圓閤中表現出的完美性，是蘇軾才情沒有受到精神壓抑的自由鬆弛心態的體現。惟有在這樣的心態中，創作才會出現不可重複的高潮，技巧才會融化到不見痕跡的境界，使思想與感情表達如那隻滑翔在不辨水天、無盡空明之境的小舟，全然感覺不到侷限羈絆，全然不見安排與勉強。前賦的感情與思想表達之所以令人感受到行雲流水般的舒暢自然，從而被視為文賦一體不可再現的傑作，關鍵就在於它是善思的蘇軾在鬆弛自由的創作心態中完成的精神遨遊。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是自由飛動的境象，客之悲哀、主之寬解是自由宣發的內情，或歌或憂、或悲或笑，是自由無忌的生活態度。它們都是從鬆弛的蘇軾心中自由奔赴到他的筆下的。
然而自由的心態不易獲得，它受到外境內情的各種制約。缺乏境界相同而相得的朋友，缺乏令感覺滋潤的美景，缺乏內在情懷的暢通無阻──或者說因為前緣、因為思考所必經，內在的情緒節奏剛好處在一個低點，都不能使創作完成於鬆弛自由的心態之中。與自由鬆弛相對應的是緊張，全然的緊張根本不能使人創作出完整的作品，而部分的緊張則無礙。後賦就完成在部分的緊張這一創作心態之下。所以它的整體情思是含蓄的、內傾的，在結局處也沒有開啟，沒有表現出前賦那樣如波濤般起伏的情思節奏。對文賦這種文體來說它不免屬於異數。這種緊張的心態不僅在內情上顯現，也在它的外境上顯現。斷岸千尺所喻示的自然的擠壓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形成的瘦硬與緊張感，孤鶴橫江、掠舟而過形成的意象突兀感，別借一道士以完成主客問答所造成的斷裂感，將道士夢影與孤鶴對接所造成的著意感，以及明知是與道士夢中問答、醒後卻要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的勉強感，都說明了作者作此賦時心態不夠自然而處於某種緊張狀態。當然，比較緊張的心態雖造成了其情思表達的不夠跌宕自如，且露出著意安排的痕跡，但它在審美經驗上卻別造一境，使散文具有了抒情詩意味深長的效果。
二、水與月──鬆弛自由的精神象喻
蘇軾在《前赤壁賦》中，面對赤壁的山水風月、主客的`扁舟漁唱等可入詩境的各種物象，著重描寫了水、月兩種優美的意象。水是七月長江之水，月乃八月中秋之月。其時之水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其時之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水狀茫茫無際而雍容舒展，月色濃華可人而與水相照。水若無際，月若無際。不辨何處是水，何處是月，只覺得置身於一片無掛無礙的空明之中。萬千毛孔，俱為舒展；百端俗慮，一齊拋撇。於是才引發了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極度自由之感。這是散文自《莊子》以後久違了的精神逍遙遊的再現。馮虛即遊於空明也，它將水月的色性融為一體，比謝莊的《月賦》、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更能得水月相交之神髓。因為謝莊借月寫相思之情，月在天外；張若虛見水月興人生之感，月在心外。而蘇軾則將水月之美用心去感覺去揉合了──這才能找到空明一詞來形容水月相融之境，和它給予人心的無比熨貼和自由感。而浩浩乎、飄飄乎直陳襟懷恣暢之感，已是順乎水月之美的導引，自然產生的了。馮虛御風、羽化而登仙皆是借用道家典籍所記真人、成仙之事表明內心極度自由、不慮世情之境。它們意味著，如此不見水月、只覺空明之境不僅是作者擺脫俗情的誘因，也是其精神臻於空明後外在的象喻。由此空明見彼空明。空明的境界是一種萬慮都歇的無慾無機之境，而水月則是一種能濾洗人的煩憂、使人進入自由思考的有意味的物象。平日興趣落於人倫的孔子之見流水而感慨時間與存在，性格瀟灑無羈的李白之因明月而人靜起鄉情，最能表明水月的這種精神導向性。佛教禪宗認為它是一種思想的象喻。一月能映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攝。釋子借一月與千江之月的關係喻言自性（佛性）與他性（一切性）、有和無、變和常的辨證關係，在世界的差別之中更注重無差別的覺悟。因此，水月之象也是佛徒參禪證道的入門處。宋代禪思想深入人心，理學濟以禪思，詩學濟以禪喻，士大夫們大都將禪思作為思想的增容劑，蘇軾也不例外。在此空明靜觀之夜，蘇子見水月而起幽情，在靜觀中超越得失人我的思想侷限，由道入禪，合道與禪，仰觀宇宙、俯察自身，反思自身與宇宙的本性，進入哲學本體思考之境。他和釋子一樣，也借水月為喻，在彷彿永不消逝──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水月中，感覺到永恆同樣潛伏在自己的體內：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樣，即使明知一切都在微小的時段中發生變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也因為自己具有與天地宇宙一致的變中寓有不變的本性而欣喜，為自身融入自然、獲得自然性而滿足。思想在自由之境穿行而獲得的這種禪思如佛光自照，令他在一瞬間釋濾了長期以來囤積的壓抑和苦悶，精神與肉體一起放鬆在這空明的禪境中。沐浴著無盡的清風明月，主與客一起擺脫了，自由了，安然酣眠在水月奇境之中，彷彿連夢也不來騷擾一下。
三、山與鶴──孤懷苦悶的情感對應
在《後赤壁賦》中，水依然在，月依然在。月色十分清朗，正可謂月白風清，因為這冬夜的月輪竟可照影：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令人在顧而樂之，行歌相答之後，仍覺得不能暢意，而發出如此良夜何的嘆息；水勢猶可放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然而此際月色已在作者心外──山高月小。那斷岸千尺的險峻之山聳立在蘇子面前，成為他感覺的中心，而月亮則高高地孤懸在空中，成了疏離的自然物。水呢？水也失去了七月江水豐滿無涯的風采，在江流有聲中改變了前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的境界。它的的確確是往了，以至都露出了水下的巨石來──水落石出。如此之水再也不能引發作者的禪思妙想了。而石頭，那堅硬、峭立、永遠也不能與人相融的石頭瘦稜稜地突現在江邊、岸上，與高聳的山體一起壓迫著作者的視覺，它們的包圍引發了他精神上的緊張。難怪蘇軾當此荒寒之境，要發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的感慨，意識到了他所曾忽略的變化的偉力。
水月誘發了蘇軾的情緒，使他先因月色清美而生再遊赤壁的興致，又因逝水無情而對自然的變化不居產生惆悵之情。但若是人情和諧，惆悵應可以淡化，情緒將再臻高潮。無奈其時的客人已非前時，他們雖在消此良夜的興趣上與蘇子淺合，但對自然的情味卻不如蘇子濃厚。他們與他之間，既沒有同登山崖的興致，又無思想的真正碰撞。這樣，由自然之變所興的愁情就愈積愈重了，釀成了無可傾發的孤獨苦悶。而消退之水高遠之月，也就不再是對應他當下情懷的中心意象。壁立萬仞的高山（與岸邊累累的巨石）和突兀飛來的孤鶴，就成了新情懷的對應之象。他那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即登山而上直至攀棲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駐頂回望的動作，既反映了其暫離人間的潛意識，又表明了他躍出苦悶包圍的心態。而他那種令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雲湧的恣情長嘯，更是以我御物即召喚主體能量以化解苦悶的象徵。然而高岸氣寒，無伴寂寞，嘯聲也不足以舒解心中物不相融、人不相知的憂恐與悲哀。當其下山之時，已是遊興都消，苦悶未解，處於跟前番遊赤壁相對照的心情當中。
山石高峻怪異，既是對立、壓迫著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徵了他積鬱難消的苦悶之情。杜甫就曾以終南山象徵其憂愁之重──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蘇子的赤壁高岸也有相似的比喻效果。鶴呢？鶴則是這一苦悶孤獨情感化育出的意象。歇於松柏、不作稻糧謀的鶴在蘇軾的心中，就像在其他隱逸者的意中一樣，本是高蹈於世外者的象徵。蘇軾曾作《放鶴亭記》，以放鶴招鶴、與鶴共處來宣發內心棄世的幽情，鶴的意象尤其為他所鍾愛。此際在蘇子最感孤獨時，忽然有一東來孤鶴振翅橫江而掠過小舟西去。這隻在暗夜獨飛獨鳴的鶴是孤獨的，棄世而自舉的，它可以慰藉同樣感受狀態中的蘇子之心。因此與客不交一言的蘇子對它注意極深。而且它不僅是蘇子此際情懷的象徵，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所化。蘇軾以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的覺悟問前來入夢的道士，表明作者在這隻孤鶴身上寄予了自己的懷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蘇子思想中的一方面，蘇子一孤鶴一道士的聯結，暗示著蘇軾在精神上已歸向高踏於世外的逸士隱者。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結尾處寫自己夢醒後開門尋找，夜色茫茫，不見孤鶴，也並無道士。一筆雙綰，餘味深長。將苦悶與希望揉合在詩化境界中。山（石）形與鶴象，使蘇軾因自然的變化和人事的不諧所生的精神不適感，和在孤獨中嚮往自由的念頭找到對應了。
《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創作時間相隔不過三個月，寫作時的語氣還連線著，但作者創造的境界卻處於對照中，思想情感也處於兩般境地或者不如說處於矛盾之中。何以會如此呢？關鍵在於佛性不敵一切性，前賦中永恆不變的道不足以回答現實中時時變化、處處差別的存在所包含的複雜問題。蘇軾在觀念上的打通是抽象的，並不能使他面對千變萬化的現象漠然無情。觀念永不能代替實感，抽象總是遺漏豐富的細節，而細節往往與情感相連。這是每一個富有生活經驗的偉大作家都不能迴避的矛盾。蘇軾之觀水逝而惆悵，知道永恆為虛言；對俗客而生悲，懷想世外之高人。其理之通塞，其情之悲喜，其境之或明或暗，或空明或幽峭，正表明了其思想中那神秘的感情誘發者，也觀坐在哲思與人生的裂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