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楚辭》的女性形象
《詩經》、《楚辭》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兩大源頭，在文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兩部作品都涉及到女性這一主題，它們分別從不同的審美層面刻畫了許多鮮活、生動的女性形象。
《詩經》現存305篇(既有標題又有文辭的)，其中涉及女性的佔1/3以上，它開創了文學作品以描寫女性為主題的先河，為我們帶來了一個個鮮活、生動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周代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謂是我國古典詩詞中女性文化的瑰寶。
《楚辭》作為繼《詩經》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部詩歌作品集，其中的女性形象描寫，受楚地特定文化氣息的滋養，其藝術特徵鮮明優美，帶給了我們更具衝擊力的美感。
《詩經》和《楚辭》二者對女性形象的刻畫表現出了不同的特點，所以本文就據此作為分析、研究的切入點，深入探究二者在外形描寫，性格塑造和氣質表達等方面的具體差異，以便我們更加準確、更加透徹的理解這兩部文學作品。
一、外形上：《詩經》注重實用性審美，《楚辭》注重純審美
《詩經》所處的時代，十分注重女子社會勞動的實用性，所以在描述女性形象時，並沒有對女性性別特點做過多的描述，而是採用白描手法，輪廓化地勾勒女性的外貌、神態、動作和語言，粗線條地表現出女性的健碩之美，偏重於實用性審美。如《鄭風·子衿》中“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動作心理描述，《周南·關雎》中的“窈窕淑女”，《鄭風·狡童》因愛人不與自己同言同食而產生的“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的內心責怨，《衛風·氓》中“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簡略敘事，《鄭風·有女同車》中“顏如舜華”、“洵美肯都”的孟姜姑娘，都是遺貌取神的藝術手法，使《詩經》通篇顯現出典雅而靈動，深厚而淳樸的風格。
伴隨時間的推移，母系氏族結束，男權逐步建立，女性由社會的統治者逐漸轉變為男性的征服物件，變為“第二性”，《楚辭》正是生於這個時期。因此《楚辭》中所描寫的女性物件已經不再以勞動婦女為主，而多是取自歷史或自然神話中的神巫之女或宮殿樓閣中的貴族婦女。《楚辭》中的女性，已不再是社會勞動的參與者，而是男性文化的審美物件，因此在男性詩人的筆下便會更多的凸顯她們在體態、容顏、服飾等方面所展示出的女性性別之美，不論是湘夫人還是山鬼，都披蘭紉蕙，如“被薜荔兮帶女蘿”(《山鬼》)、“華采衣兮若英”(《雲中君》)等，都注重刻畫女性自身之美、獨特之美。所以，和樸實自然的《詩經》相比，《楚辭》中的女性描寫偏重於純審美，更具有真實美感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二、性格上：《詩經》注重陽剛性，《楚辭》注重陰柔性
《詩經·國風》中有大量描寫古代女性追求愛情與幸福的詩篇，透漏著積極真誠美好的願望。那些處於愛情之中的女性，有著潑辣、大膽、積極、熱情、活潑、天真的性格，她們以一種開放的心態，積極主動地追求自己的所愛，勇敢大方地表達自己的情懷和心跡，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陽剛性的性格特徵。如《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女歌者是一位年輕的姑娘，她和小夥子們歡聚時，熱切盼望能獲得真正的愛情。她坦率地表白心跡，誰若真心愛她，她就嫁給誰。這種大膽開放的程度即使現在的女性也難以做到。
除了愛情詩，《詩經》中還有大量的棄婦詩和怨婦詩，她們傾訴自身的不幸遭遇，表現出對封建禮教的抗爭，從中我們看到的是勇敢與堅強，雖處於困境但仍積極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還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她們的積極向上，永不絕望，對生活充滿無限希望與激情，這同樣也是陽剛性格的體現。如《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反抗強娶她的惡棍，她表示：“寧肯吃官司，也不嫁這惡棍無賴!”她以斬釘截鐵的語言，痛斥了稱霸一方的奴隸主貴族，表現了這個女子反抗強暴、維護人格與愛情的鬥爭精神，同時也體現了她積極大膽，剛烈的性格。
與《詩經》相比，《楚辭》中的女性性格則多以憂鬱、多愁善感、悲觀，陰柔為主要特徵。《少司命》刻畫了一位撫馭彗星、辣劍擁艾、荷衣蕙帶、出沒雲際的美麗善良、溫柔慈愛的愛神形象。她愁思苦念，迎風高唱失意的哀歌，思念著自己的愛人。《湘君》中湘夫人在湘水邊等湘君的到來，但是湘君久久不至，在沒有迎接到愛人的情況下，湘夫人抒發了自己纏綿悱惻的思念和哀怨之情。詩篇中瀰漫著一股濃濃的沉鬱哀傷之情。《山鬼》：“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她們雖然和《詩經》中女性一樣，同樣對愛情深沉、執著，但表現出來的卻是溫柔婉雅，哀傷，憂愁鬱結的陰柔性性格，她們總是不敢去表達，沒有直白大膽的行動，沒有率直爽快的言語，而是讓思念與愛戀深埋心底，用含蓄婉約的詩歌道出情懷。
三、氣質上：《詩經》注重世俗性，《楚辭》注重浪漫性
所謂世俗性，就是人物取自現實生活中真實可感的形象，具有世俗氣息和生活氣息，而浪漫氣質則是與虛無縹緲、朦朧等感覺聯絡在一起，人物是虛擬的，臆想的。這些不同主要表現如下。
人物選擇上。《詩經》女性取自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物。《靜女》中在黃昏時分等候戀人的姑娘，《鵲巢》中將要出嫁的貴族姑娘，《卷耳》中採卷耳菜的女子以及《碩人》中高貴、貌美的莊姜等都是來自世俗的。而《楚辭》女性則是源於想象中的神女或者被神化的歌女和舞女。少司命是主子嗣之神;山鬼是位女神，她象徵著愛情、婚姻和生命;湘夫人是帝堯的女兒，是湘水的女神。《大招》是屈原在楚懷王屍體歸回楚國時，為其招魂所作。詩中寫飲食、女色、遊戲等，以呼喚楚懷王亡魂歸來，涉及之物並非實寫，同樣那些美麗迷人的女子也是虛幻之作。由此可見，《詩經》中的女性是世俗的民間女子，而《楚辭》中的女性則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女。 場景選擇上。《詩經》多將主人公置於現實具體的場景中，如放牧、採桑、春社相會或出嫁途中。《鄭風·溱洧》中男女青年在春社節中相會，一位大膽活潑的姑娘躍然紙上。《周南·芣苢》描寫了一群在田野裡採車前草的農家姑娘，在深遠清新的意境中再現了一幅真切動人的勞動畫圖。《楚辭》則將主人公放入虛構的環境中，如同進入了玄幻飄渺的仙境中。無論是宴會上翩翩起舞的舞女，還是湘水邊等候愛人的神女，她們出現的背景都是作者根據需要虛擬的，而並非真實存在的。
以上分別從外形、性格、氣質方面比較了《詩經》和《楚辭》中女性形象的差異，這是由二者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格所致。但追溯根源，我認為是由以下深層的現實原因所引起。
時代背景。《詩經》記載的是西周初葉至春秋中葉的詩歌。商周時期，勞動力不發達、生存環境艱苦，女子常常要擔當起勞動和組織勞動的重任，所以健碩有力的女子更受人喜愛。另外為了對抗惡劣的`環境，加上對自然生殖力的崇尚，先民的種族繁衍願望十分強烈，這種高大健壯的女子正符合這種審美。《楚辭》成於戰國時期，這個時期隨著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提高，原始生殖力崇拜的強烈色彩已經逐漸褪去，加之男子也作為社會的重要力量佔據主導，生殖力崇拜的強烈色彩已經蛻化，審美眼光由實用性向純審美轉化。
地域文化。《詩經》產生於北緯33°到42°間的黃河流域，其地貌型別多為高原和平原，土地貧瘠，氣候惡劣，生活環境並不理想。在這塊土地上，人們為了生存而與惡劣的環境進行持續的抗爭，進而形成了激烈、粗獷、執著、堅韌、剛毅、豪邁的性格特徵。而《楚辭》產生於南方楚地，位於北緯25°到33°的長江流域，多由平原、丘陵組成，氣候溫和，土壤肥沃，雨量充沛，這是相對於北方來說非常理想的居住環境。優厚的自然條件一方面帶來了豐衣足食的安逸，另一方面形成了民族文弱的性格基因，加之南方陰溼的氣候，使得他們多愁善感，易惆悵。另外，《楚辭》的發源地楚地重淫祀，巫風盛行。這種祭祀活動十分神秘和虛幻，體現了豐富的浪漫主義色彩。
作者身份。《詩經》的作者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多數勞動人民的彙集，這樣反映在作品中自然是更加貼近生活、更加樸素真實，情感表達也不像《楚辭》那樣虛無縹緲。《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身為楚國的貴族，屈原具有較高的文化品味和道德修養，可以說是專業的文人，又加之屈原自身政治上的不得志，此中的困惑與苦悶無處表達，只能透過文章抒發內心的情感，這就更加豐富了《楚辭》的審美特性和浪漫氣質。
結語
由於時代背景、地域文化和作者身份的差異，導致了《詩經》、《楚辭》中女性形象刻畫的不同，它們屬於不同的審美風格，但二者是我國古典詩歌文化的兩大源頭，《詩經》開創了現實主義的寫實傳統，《楚辭》則是浪漫主義文學的濫觴。它們儘管在描寫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共同為中國文學中女性形象注入了豐富的營養和絢爛的色彩，為後世女性形象的刻畫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