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的顏色散文
一
那個夜晚，當我沿著山路，獨自走向那一所孤零零的學校時，我忽然想了很多。
山是靜的，山腰上的小學，被大山環抱著，植物在夜風裡晃動，山野間掠過一陣細碎的響聲，大山彷彿在鬆散的夜晚深深地呼吸，萬物都在萌動，山坡上的穀穗躥出了谷苞，像生長中的香蕉的形狀，遠處的山坳裡晃動著悠悠的燈火。我在夜色裡凝望，想找到一個學校的誘惑之處，一個人堅守的理由——就在這所學校，一位老師堅守了40年。我對這個地方充滿了好奇也充滿了質疑。
這個夏天，我先是一直在各個學校間遊走，帶著強烈的目的性，一直想尋找契合我寫作留守兒童型別的題材，完成我在這一年深扎的任務。老實說，我之所以一直遊走，因為沒有找到真正觸動我的故事，或者說接觸的一些故事，沒有真正撬動我的情感。現實和想象不成正比，不會像料想的那樣簡單，寫作需要觸動，我需要找到開啟自己心靈閘門的鑰匙。找不到，我寧可擱筆或者使之擱淺。
也許在這個在大山深處的柳樹嶺，我可以如願找到。
這是我走進大山的第一個夜晚，山裡的夜厚重而清晰，像一幅線條剔透的油畫，有一種置身其所繪場景的感覺。藉著月光，隱隱看見學校的門口站著一個人。我知道，這一定是我要採訪的主人公閆乃富老師，來之前我們已經約好。我沿著一條羊場小道朝著學校和我要採訪的主人公走過去，夜色裡，閆老師打開了那副老式的校門，院子裡空蕩蕩的，一邊的牆根開著幾朵花兒，白天再看到時我才知道是那種紅色的大麗花。院子不大，從東到西，從南到北不過十幾步遠的距離。教室是一間大房子，20平方米左右，擺著三溜兒十幾張課桌。後邊的牆上是少先隊章程，北面的牆上貼著一張手寫的A4紙大小的課程表，黑板上用規範的楷書寫著語文、算術、拼音和一首古詩。
整個學校就這一間教室，隔壁的一間屋子是他辦公和生活的地方，那裡有一張老式的桌子；一個簡單的書架，上邊摞著人們捐贈的部分圖書；一張小床，被子規矩地疊著；還有一個電磁爐，他告訴我，是用來給孩子們燒水喝的。我們又回到教室，他讓我猜，現在有多少學生。我看著課桌，算了算，加上我的想象，說，20個左右吧。
他搖搖頭，非常莊重地告訴我，只有6個學生了。那一刻，我的表情大概是驚愕的，來之前，介紹我來這裡的記者朋友說，大概有十幾個學生。他走上講臺，看著自己留在黑板上的內容，那些內容在黑板上形成三個階梯的形狀，問我，看這些內容，猜猜有幾個年級？我搖搖頭，他神色莊重地指著幾張課桌說，這6個學生，分別是學前班兩個，一年級兩個，二年級兩個。然後他一個個說著他們所在的村莊，他們的名字，鹹桂園，鹹桂婷，鹹文華，鹹文、鹹孟瑤、鹹堯賓他講著怎樣上課，三個年級，每堂課分成三段時間，前十分鐘給這兩個孩子講課，中間十分鐘給這兩個孩子，後十分鐘給另外的兩個學生，剩下的就是做作業、輔導。我想象著上課的情形，我聽說過複式班，今天才算真正見識了這樣的學校，這樣講課的老師。這需要經驗，體現上課的效果。我們站在院子裡，月光灑下來，山裡的月光格外皎潔，山太靜，低處的風聲都能聽見，月光下的院子裡有我們的影子。閆老師說，多年來他教的一直都是複式班，每天站的都是這一個講臺。他數著，2007年以後學生逐漸遞減，從二十幾個到十幾個，2010年11個，2012-2014年9個，到現在的6個。這是一個適應的過程，每次學生的減少都會使他感到一種失落，而現在即使幾個學生坐在教室裡，他感覺面對的依然是一個班的學生。
我請他預測2015年暑假再開學的狀況，他說，如果沒有新生，只會減少。他們都去了哪裡？他說，都不願守在山裡了，去了山下或城裡的學校，還有栓馬的完小。栓馬完小在幾十裡的山下，拴馬村曾經是一個山區鄉政府的所在地，幾年前山區鄉合併，拴馬鄉撤銷，當年鄉政府的所在地留下了一個空曠的院子。
我要回到那個農家旅館了，他要送我，我指著唯一的山路說，放心吧，能摸回去。分別前，閆老師說，再過兩年他也該退休了。
二
我在山裡住了下來。農家旅館是新建的，平常幾乎沒有客人，用房東的話說，他們是在建房子時多建了幾間房，等待著將來的開發。旅館裡現在只住了我一個人，我每天和他們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之後我到學校裡去。正是一年中最熱的季節，可山區的夜晚是涼爽的，我在晚上靜下來讀我帶來的幾本書，整理我對閆老師的採訪。
閆老師是整個山區年齡最大的老師，談到閆老師退休後誰來接替的問題時，聽他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中心校校長帶著一個剛分到山區的老師來到柳樹嶺。聽完閆老師講課，校長說，等閆老師退休後你就接替閆老師來柳樹嶺吧！也許只是隨便一說或者試探，卻使這個年輕教師一夜未眠，在自己的寢室裡掉淚。他連夜給校長髮了簡訊，求親戚和校長打招呼說情，說萬萬不要讓他到柳樹嶺來。我不知道這個故事到底有多大的真實和玄虛，但它傳遞出的資訊是真實的，那就是沒有人願意來過這種一個老師、一個學校、幾個學生的生活，單是一個人的孤獨和寂寞就難以忍受。我在山區採訪的過程中，獅豹頭中心校的霍校長給我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2013年秋季，新招聘的老師陸續報到，其中來自某城區的一個女孩兒被分配到山區條件相對較好，有幾百學生的獅豹頭中心校。那個女孩在學校待了一天就悄然離開了，從此再沒回來，她離開崗位的理由是學校竟然沒有可以坐便的衛生間，房間沒有可以沖澡的淋浴。聽完這個故事，在場的幾個人都沉默了，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計較生活的條件，而要滿足這樣的條件似乎有些遙遠。這也許是山區教師老齡化，青黃不接的原因之一，我也越發地尊重這些在山區堅守教學崗位的老師。
閆老師指指院子裡已成危房的幾間老房子說，2006年以前這裡還有幾十個學生，甚至上百個，幾個班。那時候他們每天面對的是幾十個學生，每次下課，校園裡充滿了學生們歡快的笑聲，也許這才是正常學校的情景。
閆乃富老師和我談起柳樹嶺學校的前身，它的演變，它的高峰階段：柳樹嶺學校幾乎和共和國同齡，早在1950年，這個山區鄉的學校就成立了，儘管位於大山的深處，也可能是那個時代交通很不方便，走出去困難，在山區建立學校的重要性更大。1976年左右柳樹嶺學校有了初中建制，就是那年，17歲的他從當時的衛輝五中高中畢業，回到柳樹嶺學校成為一個年輕的山區民辦老師，後來柳樹嶺學校還曾一度成立過高中班，那是柳樹嶺學校最興旺的階段，初高中200多人，初中3個班，高中兩個班，小學5個班級。這些學生大都來自柳樹嶺和定溝兩個行政村，兩個行政村包括方圓幾十裡的12個自然村，歸當時的栓馬鄉管轄。
他幾十年如一日，沒有離開過柳樹嶺，沒有離開過他鐘情的山區教育。他的家就在離學校二三公里的東凹村，每天到學校要步行20多分鐘。現在的東凹村，全村八戶人家，他和一個本家兄弟住在一個用石頭壘起的三合院子裡。我去採訪時，幾次見到的都是他和他愛人，另外的那個屋子的人沒有見過，院子裡空蕩蕩的。不時掠過頭頂的只有唧唧叫著的山鳥。他告訴我，他們都出去打工了，兒女們搬遷到平原鄉村的一個地方，一年難得回來幾回。而村裡的八戶人家，都是他的本家、親屬。
他的敘述變得慢下來，聲音似乎也顯得低沉。1986年左右，柳樹嶺學校的初中和高中陸續撤銷了。學生越來越少，學校變得越來越空曠，那種每天下課熱熱鬧鬧的聲音，踢踢踏踏的腳步聲稀落了，學生在進校門前的打鬧似乎沒有了，他和留在學校的老師感到隱隱的失落，像一個將軍，卻看不到自己的部隊，那種歡慶吵鬧的場面沒有了。有時上課鈴響了，他還站在教室外邊，等待著學生過來，站到講臺上，數著臺下的人頭。好長時間他才從這種失落中適應過來。
他不知道，或者不想預測，這樣的狀況還會繼續，會更嚴重。他甚至為此感到痛苦、孤獨和糾結。他曾經連續幾個夜晚站在山路邊，獨坐在山石上，傾聽著大山的低吟，辨別著大山的顏色；山還是老山，山鳥還是那樣的叫聲，山的顏色沒有改變，山風還那樣涼爽，大山依然靜謐。可是，人卻在逐漸地流失，一個學校竟然變得這樣的空曠。究竟該怎樣理解如此的現狀，大山之外有著怎樣的誘惑？他一遍一遍唸叨著：大山、大山在日記上寫著大山、大山寫下自己的困惑和苦悶。這樣的日子是慢慢熬過去的，他的信念從來沒有改變也沒有動搖過，也不能改變和動搖，山區學校必須有人堅守，也不是他一個人在堅守。他說得對，在我的採訪中瞭解到，獅豹頭鄉12個學校，三分之一的學校都是幾個學生。我去過另外幾個學校，看到過同樣的場景。只是在整個山區鄉，柳樹嶺海拔最高，閆老師是這個山區鄉年齡最大的老師。進山採訪，使我對這個群體、對這樣的堅守更加敬重。
一個人的履歷是簡單的，而串在履歷上的故事是繁複的，五味雜陳，也許這才叫經歷。山裡的村莊在不斷變遷著，人的思想在與時俱進，這個原本封閉的大山，不再那麼封閉，山村人員的流動越來越大，代之而來的是本來居民很少的幾個自然村幾乎不存在了，火地凹村搬遷了，三塔溝村搬遷了，豎在三塔溝村的那座當年戰火年代的炮樓更加孤獨。這裡沒有開發，只有偶爾路過的遊客來這裡吸氧，不遠處有一個愛國主義教育景點——皮定均司令部，是當年抗戰時期留下的一個臨時指揮部的遺址，但多年沒有維修，大門也時常鎖著。
1990年左右，柳樹嶺小學班也基本不全了；到2004年，柳樹嶺小學開始了真正的一個老師和一個學校的狀況，那一年全校剩下的學生總共不到30個，包括開始招收的學前班的學生，生源就像不斷搬遷的村落，越來越青黃不接。第一次，當他第一次獨自一個人面對全校不足30名學生時，他真正體驗了什麼叫孤軍作戰，什麼才叫孤獨。他曾試圖努力過，給他再留一個同事或派一個同事。可是，這些努力都因為當時教師的緊張和沒有人願意留下來而落空。
現實是不可改變的。面對現實，他只有努力地適應。2006年，柳樹嶺小學只剩下了16個學生，真正的複式教學是從這一年開始。沒有辦法，根據山區教育的條件，他一個人，只能將16個學生合併到一個教室，往後的日子，他必須努力地在教學上探索。作為一個獲得過多項榮譽的老教師，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決不能落伍，要對得起還留在這個學校的學生，對得起家長的信任。學生還在逐漸地減少，直到2014年的6個學生。閻老師告訴我們，剩下了十幾個學生後，中心校和鄉政府的領導來過幾次，經過研究，曾經將十幾個學生合併到幾十裡山路之外的栓馬完小。然而，只經過了幾個月，柳樹嶺小學在山民的要求下又恢復了。理由是，那年冬天下了一場大雪，大雪把山路封住了，學生無法回家，家長也不敢貿然下山見自己的孩子，家長和學生只能在山的這頭和那頭相望。家長們不願意這樣，他們相信閆老師，就一起去找教辦，去鄉里找，去局裡找，一次次，那樣懇切。就這樣，根據山裡的狀況和家長的要求，跟著學生調到栓馬完小的閆老師又帶著自己的學生回來了。
一個人、一個學校的生活再次開始。
三
一個學校的履歷其實也是一個人的履歷。
作為山區的留守老師，也是這個山區鄉年齡最大的老師，他在這個學校已經守了40年。40年，就是一棵樹也該長老了，生了白髮。難以想象，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此堅守，他獲得的那些榮譽是當之無愧的。
只有現實生活單純化，才能留下更多的精神空間。這是閆老師的原話，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1992年，閆老師到衛輝市教師進修學校學習，那是他第一次真正離開柳樹嶺，離開山區，離開學校，離開自己的學生，離開自己的妻子和年紀尚小的孩子。縱有萬般不捨，然而那是進修學習，是一個提高自己的機會。妻子悄悄地給他打好了包裹，鼓勵他，走吧，走了就好了。當時最大的孩子9歲，最小的才兩歲。他真的不捨，放心不下妻子帶著兩個尚小的孩子在這閉塞的大山裡生活，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有不捨地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他從心裡憋出一句話是，入冬前他會回來，備好過冬的柴火。對於山裡生活的親人這也許是最好的承諾了。當我們夏天去山裡避暑時，殊不知冬天的大山裡卻更加寒冷。一走幾個月，這年入冬前他真的請假回來了，進了門他掂起劈柴的工具就去了山上，整整幾天，他每天從山上揹著柴火回來，一趟又一趟往家摞，摞夠了足夠一冬天燒飯取暖的柴火後，又回了學校。
他指指身邊的妻子，那兩年多虧了她。那是一個樸素的山村女人，黧黑的面孔，瘦瘦小小的身材，剛從地裡回來，手裡掂著一把捎回來的山菜。
當時還是一名民辦教師的他，工資非常低，每月只有60塊錢，要維持一個有著兩個孩子，又有老人的家庭，那種拮据可以想象。為了生計，為了完成學業，在衛輝進修的兩年裡，每到週日他都到建築工地上去找零工做，在工地上和灰，運磚，幫廚，一身灰一身泥，每天掙十塊錢左右。而那兩年因為要讓別人代課，他微薄的60塊錢也沒有了，要轉給代課的老師這是事實，也是當時的現狀，當時的國情。閆老師頓住了，我看見了他眼中含著淚光，而身旁他的妻子在用毛巾擦拭著眼淚。我趕緊轉了話題，仰頭看看他們家燻黑的房頂，想象著冬天的火爐，靠牆根的爐子，再過幾個月又要燒柴取暖了。我說，我到時候來體驗你們的“暖氣”哦。
1996年，已有20年教齡的閆乃富，透過考試轉正，成為一個有編制的教師，家裡的經濟狀況才算稍有好轉。但孩子們上學，上有老人，開銷依然入不敷出，連續近10年的每年暑假，閆老師都會到外地的建築工地上打工，或許那些工頭至今都不知道，閆老師在山村教學上的堅守，不知道當年那個打工的漢子，在山區堅守教學崗位40年，成為全市、全省的優秀教師，勞動模範。
四
我們終於要說到留守兒童了。閆老師說，其實這麼多年，他所教的學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兒童，學生的父母大都是常年在外打工。好轉的是近幾年來，由於家裡的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顧，很多孩子的母親不再出去，成為現在所說的“單留守”。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單留守”的說法，所謂的單留守，就是指父母雙方有一方留在家裡的家庭。我想起在獅豹頭鄉中心校採訪時，霍校長說現在的學生80%以上都是留守兒童，單留守佔一部分。說到他們正在建一個影片聊天的網上平臺，讓留守學生每隔一段時間能在影片上和家長見面，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聊天。這個平臺，是對留守學生的安慰，聽起來簡單，實際做起來並不那麼容易。
閆老師的家裡曾經連續幾年住過4個留守兒童。
說到那4個學生，閆老師的談話頓了頓，他下意識地朝裡屋的方向看去，好像時光又悄然地流淌回去，又看到了那4個調皮又聽話的孩子。閆老師說，他們當年就住在裡屋的兩張床上，十幾年了，他們都已經是大孩子了，現在有的上了高中，有的正上大學。那是2001年，開學前，4個孩子的家長分別找到了閆老師家，看著閆老師，說出他們的想法，想把孩子託付給閆老師，上學、生活都拜託了。閆老師有些猶豫，老實說，他起初是不想留宿孩子的，他知道那意味著什麼，那是一種信任，更是一種責任，在生活上要面對很多瑣碎，既做老師又做家長，要掌握好細節和分寸。那4個孩子大都是二、三年級，七八歲的年紀。可閆老師看他們懇求的眼神，又徵求著妻子的意見，兩個善良的人最後收下了4個孩子。然而這一收竟是幾年，直到後來他們離開了柳樹嶺小學。
閆老師向我數著4個孩子的名字，10年了，他記得那樣清楚，璩鵬飛，璩勝華，孫文傑，璩明華。那4年，一個山區的普通家庭，一下子增加了4個人的生活，吃飯、穿衣，作業輔導，加上他們自己的兩個孩子，那的確是一種不小的負擔。閆老師每天要安全地把他們帶到學校，安全地帶回家，幾年如一日，手拉著手，沿著幾里地的山路，每次要上下那個千米長的陡坡。妻子要種地、劈柴，為他們做飯、洗衣，晚上照顧他們睡下，為他們蓋好被子，冬天裡為他們燒好取暖的柴火爐子。山路費鞋，那幾年孩子們的鞋都是他妻子做的，每個孩子每年都要穿破幾雙鞋。那4年就那樣過去了。幾年裡，常遇到孩子們發燒、感冒、拉肚的情況，他要跑幾里地帶他們去找另一個山村的醫生看病，他趁下學的時間，揹著孩子匆匆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那幾個孩子每一次回山裡還要到學校看看，到閆老師家裡坐坐，和他們守在一起吃一頓“團圓飯”。說到這裡，我看見閆老師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五
世界是寬闊的，這無關身居何處，而和心靈有關。
我不知道該怎樣評價一個山區的學校，這樣一個奇特的，一個老師和幾個學生的學校，一個學校對山區留守兒童的意義。那些曾經離開了學校的學生又該怎樣評價學校和老師。農家旅館的房東大嫂，用一句簡單又樸素的話說：“閆老師是個好人！”這個世界或許永遠都會有這樣簡單的評判標準：“好人”和“壞人”，或者“好人”和“孬人”。房東大嫂說，她的兩個女兒都是閆老師的學生，說著她撥通了已高中畢業、在一家企業上班的大女兒的電話，利落地說，你們自己聊。我聽到了一個女孩清脆的聲音，我告訴她我來柳樹嶺的目的，為什麼住在了她們家裡，她滔滔不絕地和我聊起了閆老師，說閆老師是一個好老師，太苦了，一個人守著幾個學生，一個學校。然後她說閆老師的言傳身教對她影響很大，她說她現在也愛好寫作，經常在企業報紙上發表作品，多虧了閆老師對她作文的指導，奠定了她寫作的基礎。我說，你將來會有寫學校生活、寫閆老師的作品嗎？她說，會，一定會的。
她問我，閆老師挑水的故事你知道麼？
她講述著，聽得出她在電話那頭很動情，她說，很多年了，閆老師每天都會從家裡或泉水邊，挑一擔水到學校，供我們洗臉洗手，課間喝水。我們常常站在路邊看閆老師悠悠地挑著水，從路上走來
我看到了那副水桶。
其實這個故事在我後來見到獅豹鄉主抓教育的副鄉長閆運麗時，她也再次給我講起，那副水桶閆老師挑了十幾年。那時候學校沒有水窖，他想得很細，想著學生在學校需要的每一個細節，他去村外的一口泉水邊接水，每天起得早早地，將接滿的水再慢慢地往學校挑，擔著水走將近兩公里的路，他不敢走得快，怕水灑了，要掌握好水桶的高度，在從家往學校走的路上是拿捏著走的，他不願意將一滴水白白地灑在路上。這副水桶擱下，是因為後來學校有了一口水窖，那口水窖的捐建者，也是聽說了閆老師挑水的故事，目睹了他挑水的過程後，感動之餘，出資幫柳樹嶺小學建起了一口窖。這是一個學校的故事，也是一個人的故事。
山是寂靜的，尤其夜晚的大山，唯其寂靜才可以聆聽。只要你願意感覺，即使山裡的石頭也會發出細微的聲響。
那幾天，我又幾次悄然地走近柳樹嶺小學，看著那杆紅旗在夜風中飄揚，諦聽著大山在夜色中的沉靜吟唱，聽著每一棵草木在夜晚發出的生長的聲音，一陣山風吹過，山羊的叫聲從誰家傳來我看著那一所幾間房子的小學，想著它的未來，回想著學生走來回去，似乎看見閆老師站在路邊等待著他的學生，從家長的手裡牽過學生的手，走過那條不足兩米寬的的羊腸小道；每天放學，站在山口將一個個孩子的手遞到他們的母親，他們爺爺奶奶的手裡。每一天都這麼重複著，反覆著，不厭其煩，一個大山深處的學校生活就這樣延續著，日復一日。
我想到了閆老師的另一個故事：他的學生無論多少，都要正常地參加全縣全鄉的統一考試和統一測試，每年幾次考試，每一次閆老師都要徒步幾十裡到栓馬的完小將封閉的考卷取回，一去一回要4個小時，本來上午的考試，柳樹嶺小學只好延遲到下午，這似乎已經形成了特例，因為除了來往的奔波，還有嚴格的考試時間。我問他，剩下這幾個學生也沒有其他老師來監考，還是那麼認真嗎？他突然莊重起來，好像我對他進行了人身侮辱，傷害了他的尊嚴。他十分嚴肅地說，他絕不會有半點僥倖和對學生的不嚴格，那是對他教學的一種測驗，證明他教學的質量。而每次考試，他所教學生的成績都排在前列。
他對我講起他的學生下山，到另外學校學習的幾個故事：一個學生跟著他的家長到新鄉上學，入學時，那個學校的校長對學生的家長說，山裡的教師教的成績不會多好，讓你的孩子留級吧！那個家長心裡不服，因為他了解閆老師，為這句話感到不平。他對校長說，你能不能讓孩子先跟著試讀，不行的話再退下來。結果試讀之後，那位校長對家長慚愧地說，我錯了，犯了觀念上的錯誤，你回去告訴那個老師，我對他很佩服，有時間我會去山上看他。那個學生的成績一年後躍居到全班第一。那個校長沒有食言，他真的去了柳樹嶺小學，看到了閆老師，拉著閆老師粗糙的手說，你是真正的好老師，我敬佩你幾年過去了，他還常常和他的同事講起閆老師，拉著新分配到學校的老師到柳樹嶺來，體驗山村教師的生活。
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當然，現在閆老師不再跑幾個小時翻山越嶺去取考卷，山裡的路比以前好多了，學校會送過來，他也會找山上的年輕人或某個家長騎三輪車帶著他去栓馬完小取卷。
如今，閆老師已經獲得了多項榮譽：河南省勞動模範、優秀教師，新鄉市勞動模範、優秀教師，衛輝市優秀教師、道德模範等。他談到兩次拒絕去參加頒獎典禮，我能理解，一個在山區堅守幾十年的老教師，他更喜歡的是默默無聞地工作，他不適應過度的喧囂，這和他的性格是相融的。
夏天和秋天，山是充滿詩意的，青色的樹，黛色的山，飛翔的小鳥，不受汙染的藍天，飄移的'白雲。一切都是正常的，滿足的，而滿足和胸懷有關，和熱愛有關，那曾經日復一日挑著的一擔水僅僅是一擔水嗎？那日復一日地在路口等著學生來，看著學生回，僅僅是一種習慣和職業嗎？給他的那些榮譽，那些稱號，其實可能是多餘的，他不是為了這些虛妄的東西，他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不是為了幾個寫著燙金字的紅本。這是一個山區留守老師的道德操守，是一個留守老師秉持的價值觀。他不講回報，不講高深的理論，他說，我要對得起還留在山裡的每一個學生，要對他們負責，留在山裡的孩子和家長更不容易，把孩子交給我，是把一顆心、一種信任給我，我沒有任何理由懈怠。
當我回到單位，回到我生活的城市，當我去外地參加筆會，當我在我的朋友圈講起此事，講起這樣一所學校，這樣一位老師，他們都是詫異的，常常驚訝地睜大眼睛，啊，還有這樣的學校？那一刻我的心是疼的，很難受。是啊，世界那麼大，我們的身邊還有這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還有這樣一個堅守生活、堅守品格、熱愛教育事業的人，還有一批像閆乃富這樣的老師。我在獅豹頭鄉採訪的過程中瞭解到，這樣的情況真的不只是柳樹嶺，山區鄉還有五六個這樣的村，黃葉、雪白莊只不過柳樹嶺更特殊，閆老師年齡最大，堅守的時間更長。我只是還沒有寫到他們。
我最初的寫作帶著幾分完成任務的心態，一種完成創作的功利。在連續幾次走進山區採訪後，我感到慚愧，且這種慚愧與日俱增，也越來越感到深入生活的重要。我們常常認為我們本身就在生活中，每天體驗著生活，感受著生活，殊不知我們生活本身的侷限，走出去，才知道有多少未知、多少視窗沒有開啟，多少人和事讓我們感動，觸動著我們的靈魂。我要繼續採訪，寫閆老師，寫山區的老師和教育，我有責任，每一個寫作者都有責任。我是由衷的。
六
再一次進山是2015年9月上旬。整個山區進入了秋熟的季節，山楂紅了，秋梨甜了，玉米即將收割，秋高氣爽，天空更加高遠。我再一次住進那個農家旅館，院子裡堆滿收割的穀穗，一家人都在忙碌，他們找來了一個打穀機，在我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一院子沉甸甸的穀穗全打完了，變成幾堆黃金的穀子，院子裡收拾得規規矩矩。那些金黃的穀子再去一個碾米的地方加工後就會變成黃澄澄的小米。山區的小米由於日曬時間長，溫差大，熬出的粥格外香甜，旅館的主人向我介紹，每年的小米是他們家一項最大的農業收入，接下來小米會陸續地賣到山下，被週末進山吸氧的城裡遊客買走。說話時，房東的手裡始終捻著一把穀粒，穀粒金子一樣在她的手窩裡跳動，每一粒都鍍上了乾淨的陽光。這就是鄉村，一個山區鄉村的忙碌、勤懇和喜悅。
我見到了“月亮女孩”。
當我再一次走近學校時，閆老師站在羊腸小道的那端，向我招手，喊著我的名字。我們已經很熟了，我答應著，向他揮手，他的身上加了一件外套，那種黑色的夾克衫，加上他黧黑的臉膛，在山坡上像一塊山石。
讓我意外的是，相隔一個暑假，柳樹嶺小學竟然只剩下了這一個被稱作“月亮女孩”的學生。看到空曠的教室時我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感覺，說不清楚的情緒。我看著那個女孩，明亮的大眼睛，小臉蛋圓圓的，她獨自在座位上寫著作業，字寫得很好看，是那種有力道的楷體。她的面前放著語文、數學、英語。這一次和我一起進山的是一位曾經做過英語老師的文友，他指著課本上的單詞聽她讀音，聽過後他說，女孩的讀音非常準確。閆老師又讓女孩背誦了《三字經》，而且將每句話的意思給我們講解，女孩說著普通話，聲音細細的，圓潤好聽，專注的神態非常可愛。
女孩叫馬雪林，之所以被稱作“月亮女孩”，因為她從小就患一種先天性脊椎彎曲，走路彎腰，像一個月牙，所以有了“月亮女孩”這個善良的綽號。如果要更貼切，也許該稱她為“月牙女孩”。
馬雪林9歲，上小學三年級。倘若要問閆老師對外人有啥請求，閆老師說，求人幫幫馬雪林。為馬雪林看病可能是他有生以來唯一的一次求人。
故事要從馬雪林的病和電視臺進山說起。
脊椎彎曲是一種比較嚴重的病，如果不及時治療，病人生活會越來越難，甚至可能少年夭折。閆老師的話讓我害怕，但他的言語裡透出的是一種心疼，一種愛憐。馬雪林的病是她的父母在孩子幾個月後發現的，他們翻山越嶺，去衛輝去新鄉的醫院裡看，最後確診為脊椎彎曲變形，當時醫院就告訴他們，如果想要孩子康復，需要做大的手術，且不止一次，手術費很高，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承受。他們當時就懵了。這對於一個山區家庭無疑是巨大的災難，他們靠種一點地，靠採一點藥材，靠一個男人出去打工，攢夠手術費用，簡直是天方夜譚。為小雪林手術的事情一直拖延著，或者說他們不相信會像醫生說的那樣嚴重。7歲，小雪林上學了，就在幾公里山路外的柳樹嶺小學，從那時候起，小雪林的父親在外打工，小雪林的母親開始了漫長的每天接送孩子的過程，他們居住的匣水村離柳樹嶺有將近4公里的山路，全是崎嶇的羊腸小道，每一次單程要走50分鐘左右，這還是走慣了山路的速度，否則要一個小時以上。小雪林的母親每天早上將孩子背在肩上，送到學校，自己再回去侍候八十多歲的老孃，中午如果不接小雪林回去，要再往學校送飯，傍晚過來再將孩子背到家裡。
日子就這樣日復一日地過著。一個山裡的母親就這樣每天揹著自己的孩子，走在崎嶇的山路上。每年多少趟，是可以數得過來的，一年一年，那數字是驚人的，不敢細算。
為馬雪林看病是一個機遇。2014年秋季，河南電視臺公共頻道的一個記者進山，當她聽說這裡有一所幾個學生的學校時，她好奇地走進了柳樹嶺小學，就是這次意外的採訪為馬雪林的治療帶來了機遇。採訪結束，記者臨走時好像意猶未盡，問了一句：“閆老師，你有什麼需要幫助嗎？”
閆老師就是這時候道出了他的想法，他拉住了馬雪林，向記者王梅茹介紹著雪林的病情，懇求道，你們能幫幫這個女孩嗎？你們能幫助她治病，是我最大的請求。閆老師的手要顫抖了，兩年來他每天看著小雪林趔著身子，一次次心疼，看著她的母親每天背來背去，感覺著這一對母女太難。他一字一句，誠懇地對記者說出了從教近40年來唯一的請求，求一個也許神通廣大的記者。那一刻，閆老師的目光裡含著淚花，他的手始終攥著小雪林的手，彷彿怕小雪林隨時會跌倒，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也許就是那一刻，一個老教師的憐憫打動了一個進山的記者。她不敢拒絕，也沒有把握，她只有認真而虔誠地面對著一個懇求她的山村教師，一個趔著身子的清純可愛的女孩認真說：“我試試吧，我一定努力！我回去給臺裡領導，臺裡的同行說說。”
他簡直要給記者鞠躬了。記者的車走遠了，他還緊緊地拉著小雪林，望著山路，望著大山。他等待著，他們等待著，大山等待著。他在日記上記下了那一天，記下了記者的名字，他數著日子，數著希望，數著期盼。
記者竟然真的又來到了柳樹嶺，和記者一同來的還有她的同事，更重要的是臺長也過來了。那同樣是一個秋天，一個充滿了希望和期待的秋天，一個成熟的秋天。閆老師看到了希望。這一次他們在山裡住了下來，他們去了女孩家所在的匣水村，沿著崎嶇的山路，看到了一個山村家庭的狀況。他們再一次被打動，被山裡的生活感動，那樸素的生活，一個山裡孩子的期盼和無望，攪動著他們的良知，他們沒有更多的語言，只是輪流著抱抱小雪林，再抱一抱小雪林。何必要用那些語言呢，行動才是最好的證明，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他們都是有著善良靈魂的人，知道什麼才是苦難和無助，誰是最應該幫助的人，知道了往下該怎麼做！善舉往往在一瞬間產生，但要做成卻需要一次次的機緣。他們又回到學校，再一次看見了他求助的目光，這個將近六旬的老師，讓他們五味雜陳。沒有表態，他們只是緊緊地握著閆老師的手。
閆老師又開始了一次等待。馬雪林母女又開始了一次等待。大山又開始了一次等待。學校的一草一木又開始了一次等待。有時候等待其實就是一種希望，一種生機。
或許小小的馬雪林感受不到，她還不懂自己的病情，不懂一個老師的期待，一個母親的期待，不懂人在等待中的煎熬。來了，他們再一次進山了，這預示著努力和希望。看到那輛採訪車時，閆老師的心都要嘭嘭地跳出來了。是電視臺的記者和領導再一次過來了，我們理解熱心的媒體，但他們的本身並不具備捐助一個學生、一個病人的能力。捐助一個孩子，那需要一個過程，一個成功的策劃。為馬雪林他們煞費苦心。為此，河南電視臺公共頻道在幾次採訪中，研究策劃成立了一個馬雪林專用捐助基金，他們等待著社會的捐助，相信著社會的捐助，我們這個善良的民族歷來有著幫人渡過難關、成人之美的傳統。馬雪林數次出現在電視上，那清純可愛又無助的形象打動著觀眾，打動著越來越多的好心人。捐助慢慢地有了，捐助資金在一天一天地增多，馬雪林在電視臺的聯絡下被送到了鄭州市骨科醫院。然而，還要等待，因為手術費要50萬元左右，那一筆一筆的愛心捐助需要一點一點累加。同時，鄭州市骨科醫院的手術準備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他們為愛所感動。在等待的過程中，馬雪林的母親王黑妮將家裡成熟的山楂讓人捎到了鄭州，她每天挑著兩個裝滿山楂的袋子行走在鄭州的大街小巷，有時也會守在一個超市的門口，那一點點賣山楂的錢，對馬雪林的手術雖然杯水車薪，也多了一份希望。
小雪林住到了第一個月，醫院開始了牽引。
又一個月後，馬雪林動了手術。那需要一個人24小時守護在身邊，馬雪林的身上裹著厚厚的矯正器材，不敢動，不能動，吃飯、大小便都在床上，都必須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一點亂動，都可能影響治療效果。那對馬雪林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這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啊。
將近3個月後，他們回到了山裡，回到了大山裡的家。那已經是2014年的初冬，進入了小冬天的大山變得寒冷、蕭條了，小雪林是裹著矯正器回來的，她要按照要求在床上繼續固定地躺上半年。治療期間好心人捐助了40多萬，解決了手術費用問題，還欠醫院的4萬多塊，醫院最後免了。
馬雪林回到家裡後，閆老師為馬雪林的補課開始了。整整幾個月，那課耽誤不起啊。從馬雪林回來，閆老師就開始為小雪林補課了，那段崎嶇的山路閆老師每週都要走上幾趟。每天，他要先送走另外幾個學生，才能在夕陽中走在補課的路上，他的手裡每次都帶著一個手電筒，補完課天都黑了，山區的黃昏是沉寂和寒冷的，況且開始補課時已是冬天。每次補課，由於小雪林不能動，她的母親將課本放在她的身上，在她能看到的地方。寫作業時，他們為小雪林準備了一個硬板，由母親擎著，在那塊硬板支撐下，一點一點地完成作業。半年多，閆老師就這樣一趟趟走在那條崎嶇的山路上，從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他耐心地給小雪林講著她落下的課程，看著小雪林在床上寫好的作業，期間的幾次考試，像對待其他學生一樣嚴格，將考卷送到小雪林床頭，而每次馬雪林的成績都是優秀。
2015年暑假後，馬雪林回到了學校，讓馬雪林沒有想到的是學校只剩了她一個人。第一次站在教室，她四處瞅著，眼神裡透著失落和孤獨。當閆老師告訴她，同學們都離開了這個學校時，馬雪林有些疑惑地看著閆老師，稚嫩又認真地問：“閆老師，我一個人，你還教嗎？”“教！教！學校還在，我還教你，我一直教你，直到你上初中。”
對於一個人的學校，我曾疑惑地諮詢過校長，諮詢過閆老師，諮詢過獅豹頭鄉的主抓教育的副鄉長，他們的回答是一致的，只要有學生在，就會讓學校存在下去，國家規定，教育要全面覆蓋，多少公里內必須保證有一個學校，況且柳樹嶺是方圓幾十裡唯一的學校。
那天傍晚，我們決定陪她們母女回家，體驗一次那一截幾公里的山路。下午5點鐘左右，馬雪林的母親王黑妮來到了學校，那是一個大個子的山村女人，長得壯實，說話直爽。出發前，閆老師遞給我們一把手電筒，怕我們回來時天黑，看不清山路。
我走過很多山路，上過很多山，但這一段上上下下的山，我永生不會忘記，觸動我的靈魂。離開學校大概十幾分鍾，就走到了那條狹隘的山路上。山路越來越窄，路邊的野草顯得更野，後來簡直就是在石縫裡走路。轉過一個山腰又一個山腰，上到一個山坡上又往下走，數不清那狹窄崎嶇的路上共有多少級臺階，馬雪林伏在母親的背上，不時地回頭看我們一眼。輕易不走山路的我們氣喘吁吁，汗水溼透了衣背，而她們母女卻每天都要在這樣的路上走上幾遭，我們幾次想停下來歇息一下，可看著雪林的母親揹著女兒不停地走著，不好意思停下，只好緊攆著，喘息著。這樣的路她們母女也許還要走上幾年，如果走到馬雪林上初中為止，還有3年的時間，那又是怎樣的一段路程，加在一起是多少公里？終於走到了她們所在的匣水村，看到了分散的幾戶房屋，王黑妮告訴我們，現在匣水村常住的只有6口人：她們母女，王黑妮82歲的老母親，兩個堂嫂，一個因行動不便沒有外出打工的堂兄。我們見到了王黑妮80多歲的母親，她剛生過一場大病，懨懨地坐在門口，耳朵有些背，和她說話時，她聽不清楚，和我們揮揮手，算打招呼。我們看到了小雪林養病的床，補課的地方，在床上寫字的一個小木板。她們家門前就是一座大山和一個峽谷。王黑妮說，她每天送走小雪林，要趕回來照顧母親，還要去幾里之外的一個山泉那兒提水，然後是抽出時間到山上採集一些藥材，這兩年山旱，藥材越來越難採到，一年也賣不了幾個錢。
為了趕路，我們趕緊回返。回去的路更陡，一路的上坡，只走了一段就汗流浹背。走到一個岔口時，記不清到底該走哪一個路口了。我們正迷惘時，身後傳來了喊聲，那聲音像站在一個高坡上，原來是王黑妮，她一直暗暗地送著我們，可能就是怕我們在這兒走迷了。她大喊著，錯了，走另一個岔口。我們好感動，多麼淳樸細心的女人。我們走到那個路口後，向她揮手，在大山裡喊著和她告別，我們彼此的喊聲在大山裡迴盪。那天手電筒沒有用上，我們在天黑前趕到了通往學校的那條大路，在我們走出大山的路口時，看見了閆老師，原來他也不放心，在路口等著我們。
第二天早上，我們及早趕到了學校，站在路口等她們母女，將近八點，我們看到了王黑妮揹著馬雪林的身影。那天上午，馬雪林跟著閆老師上課，我們和王黑妮聊天，聊到了她們的生活，馬雪林每年的複查。最困難的是幾年後還要有一次這樣大的手術，這樣馬雪林的病情才能繼續好轉，或者徹底地治癒。而幾年後的手術費沒有任何著落，不知道會不會再遇到好心人後來我們聊起他們的一日三餐，王黑妮說到了馬雪林昨天曾經說到想喝純奶，那種她在鄭州時好心人給她送過的純奶，我說我去買吧。她搖搖頭說，方圓幾十里根本買不到，沒有人在這裡開這樣一個小賣部，山裡人少，賺不到錢。我幾乎要掉下淚來，正好一個朋友要來接我下山，我給他打電話，拜託他一定捎兩件純奶過來。那天臨走時，我把奶掂到了學校，和閆老師，和小雪林告別。走出學校，再回頭，看見小雪林站在教室門口，嬌嫩的小手還在揮著。
再見了閆老師，我還會再來柳樹嶺，再來學校看你。再見了小雪林，祝你早日康復，多年後，希望在某個大學的校園裡走著一個娉娉婷婷的山村姑娘。放心，你會好的，會有一個好的前程。
我看見了大山，午後的大山是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