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舉散文:回憶的意味
導語：任林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出版散文集《輕雲起處》、《說服命運》和長篇散文《玉米大地》。從這些作品看，回憶，在他的散文創作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順著任林舉的三本散文的出版順序一路讀下來，讀到《玉米大地》的時候，我不能不承認，任林舉透過對往昔歲月的回憶，在他的創作道路上的確豎起了一塊里程碑。那是現代遊子夢幻般的回憶，在這回憶的引領下，順著蜿蜒的“從東邊草原進入和走出村莊的惟一通道”，就走進了東北大地歲月的門扉。那裡有村莊，有房屋，有莊稼，有牛羊，有可以叫做鄉親的人們。但這一切在這詩性的回憶裡，“人與村莊、村莊與土地、土地與莊稼、現實與記憶……所有的界限全部消失。有一種神秘的血液，在所有的事物間傳輸、流淌”，於是，故鄉的黑土地上，那“村莊已不再是村莊，莊稼已不再是莊稼，人民也不再是人民”。在大地與天空之間，他們不過是一種存在方式，是同一種事物的不同形式，都是大地之子，“是她的一種表達的言辭或一句傾訴的話語”。
許多年的耕作，讓父親諳熟了土地的性格，他們彼此忠誠，彼此信任，不棄不離。每一個春天，父親把金色的玉米撒進黝黑的土地，然後像小心地封好一封重要信函一樣，合上田壟。這是一種近似於神聖的交付，把希望和寄託交付給了土地――農民心中的神祉。然後，再把自己也抵押給土地，做土地的奴僕，以耐心、以汗水、以虔敬，守候在土地之上，一個日子一個日子地企盼風調雨順，一個日子一個日子地企盼秋天的來臨。
玉米在土地上一天天生長起來，那是土地在一分一寸地兌現著自己的承諾。
直到收穫季節，父親再一次向土地彎下他的身軀，帶著莊嚴而凝重的情緒，但此時他的臉上是難得一見的笑容，他堅信土地和玉米不會如多變的人一樣言而無信。
……我曾親眼目睹許多個秋天，父親曾手捧著玉米熱淚盈眶地說：“大苞米不騙人啊!”
這從關東玉米大地上走來的農民兒子的記憶中父親在土地上的播種和收穫，既是一種質樸的現實主義描繪，又充盈著詩意的想象，同時，這人、這玉米、這土地之間的隱喻關係，有一種海德格爾對凡・高的農婦的鞋的詩化哲學闡釋的味道。
在任林舉的筆下，東北最普遍最普通的作物玉米，以及生長在這片黑土地上的樹木、耕牛都與勞作在這片大地上的親人、鄉親獲得了一種富有詩性哲理的相互輝映、互相轉喻、相互闡發的關係。
從春到夏，從夏到秋，默默地耕種著幾乎唯一一種莊稼――玉米――的父親，在土地的眼裡，他高大的身材可能就是一棵會走路的玉米，他和他的玉米站在一起，有一種不分彼此的和諧。而一離開田地就會表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一回到田地裡去就如魚得水的十二舅，這個憨實而又拘謹的人，與土地之間有著比血緣更緊密的內在關係，他站在玉米叢中的時候，看起來比玉米更像一棵植物。母親是一棵以自己的淚水把自己澆大的苦樹(苦，在中醫裡是一種明目、清心之味)。苦澀的血在母親的血管裡流淌，苦澀的清香在她的生活和生命裡漫溢，並傾注給她的子女、後代，使這一棵大樹根系所觸、傘蓋所覆的所有疆域都獲得了警醒的睿智和承受的力量。在這片玉米大地上，每一個孩子都被長輩不斷地提醒著：你是一顆“小苗”。 被提醒的孩子慢慢揣摸到它的深意：既然是小苗，就不能離開土地，就得在土地上生長，像一棵玉米一樣，發葉、拔節、抽穗、結籽，然後被收割，最後被連根燒掉。這是大地玉米的宿命。你看，那個在村人的描述中天資聰穎才高氣盛的少年柴向城，曾恃才傲物，誇下海口，說一生堅決不與苞米為伍;因為他看到自己的父親苦巴苦業地在土地裡幹了一年反而欠下了一筆讓人寒心的債務。但是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旱災還是摧毀了這個不憚於吃苦硬拼的性格剛烈的農家少年的夢想，最後，他以投井自殺的方式實現他死也不與苞米為伍的誓言。可在他“入土為安”的那一刻，他還是把自己徹底交付給了這片土地。當他的墳墓上的狗尾草年年歲歲與玉米並肩生長的時候，玉米發達的根系在地下將根一點點伸向他的屍骨，從而獲得頑強的生長力量，而他那不甘的靈魂也進入了那些與他的生命本就有著深度契合的玉米植株，以另一種方式演繹著自己的倔強(這就是“大地”深邃的含義啊，它意味著生命由此孕萌而又歸隱於此)。對於這片土地上卑微如低廉的玉米粗糧的親人、鄉親，“命運是鷹，人是鷹翼下掙扎、奔突的野兔。對於一個已經紮根於土地的人來說，最後只能是泥土中的一棵莊稼”。
春、夏、秋、冬季節變換，玉米們用它的葉子，用它的花穗，用它的雌蕊甚至用它的根系不停地陳述自己一生的滄桑。作者以深情的回憶打撈著這些滄桑，打撈著故鄉親人、鄉親的故事。那寡言少語的父親汗流浹背排著長隊等來的是忍辱忍痛以三等價格賣掉一年血汗收成的優質玉米，為的是買一塊“鑽石”牌手錶送給上大學的兒子。我讀著這故事，淚水模糊了雙眼。沒有後代的十二舅被疾病奪走自理能力後，以堅定地沉默拒絕親友照顧絕食而死的故事，讓人感慨不已。還有善良的孟二奶奶帶著女兒出走他鄉的故事，美麗而不幸的常江媳婦夜半的哭泣……從這些簡筆速寫的故事裡，一個個個性鮮明的性格向我走近。他們不僅有著相同的某種品質，而且還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草民”!從《大地玉米》這本書中，我理解了“草民”這個詞的真實含義。它和玉米疊印在一起，是大地上的植被，是植根大地的養活了一段又一段歷史的莊稼，是大地之子。
一茬茬玉米在季節中倒下，有如一茬茬人在大地上消失。然而，當我們在每一年的同一個季節去相同的地點，我們仍然會發現，玉米還好好地長在那裡，它似乎從來都沒有倒下過，即便倒下了也如人睡了一覺兒那麼短暫，然後醒來，抹一把沾滿露水的臉，繼續著對土地的守望和對天空的傾訴。
然而，像歷史從來看不清也從不關心每一個人的面容一樣，在人們的眼中，玉米的個體與個性常常是被忽略的。我們只認識玉米，但分不清這一株玉米和別的玉米有什麼不同，這一片土地上的和那一片土地上的，今年的和去年的到底是不是同一株……這是一種無意的疏忽，也是一種有意的忽略。
任林舉以回憶中點點滴滴的故事形式，讓我們以一種生命瞭解另一種生命，一種生命接近另一種生命的方式真正走近了一株一株獨立的玉米。任林舉還以它良好的直覺描摹和縱情的詩意抒寫，向我們呈現了故鄉廣袤土地上無邊無際的'玉米作為一個群類的動人風景：那縱然是種子深埋於枯井也阻止不了它頑強生長的意志，那風雨交加的夜晚，玉米們歡縱的激情和喜悅的顫慄，那即使歷經持續的乾旱、驚心動魄的冰雹，最後仍然一如既往地向人們奉獻所需的糧食，還有那秋風裡，挺立在田頭之上的枯焦、空落的玉米們有如大地風笛般時斷時續、時高時低的鳴響，彷彿以一種樂器在歌唱和回憶……所有這些動人的景象無不含蘊著彰顯著世代生息於土地上的人民的某種本質。任林舉更以他走進玉米地裡的親歷，讓我們學會對玉米的仰視。“只有當一個人對一件事物仰視的時候，才會對這件事物有更多的理解。”作者以他的童年記憶和他有關玉米的豐富經驗，以他作為一個現代人文知識分子對玉米的聯翩懷想和不斷思考，讓我們重新認知了故鄉、親人、玉米、大地的一體性。
而在我獲得這種一體性體驗的閱讀經驗中，我覺得“回憶”，“仰視”，是任林舉散文在敘事美學上的兩個關鍵詞。回憶，緣自作者戀根的虔誠;仰視，緣自作者的底層立場。在這裡，戀根的虔誠與底層的立場互為關聯。緣自戀根的虔誠的回憶是與那些僅僅將記憶中的故鄉、童年作為單純的審美物件的散文很不一樣的。在那些將記憶中的故鄉、童年作為單純的審美物件的散文中，回憶常常是一種感傷的憑弔與告別;而緣自戀根的虔誠的回憶則是對自己血脈之根的赤誠堅守。在《玉米大地》中，作者多處談到玉米的根系、籽粒。比如，“這樣的一叢被斬斷了的玉米根鬚，常常讓人陷入深思。”比如，“一棵玉米雖然又另在一個春天裡發芽生長，但它去年留在土地裡的根仍是它的根，仍會讓它感到那還是它生命的一部分。”在這些有關玉米根系、籽粒的談論和思考中，作者所思考和表達的實際上是他作為一個已經離開故土家鄉多年的現代知識分子的血緣認同、立場、信仰問題――“我以為自己已經飛離了那片土地，我以為我的命不再與一棵玉米有什麼聯絡。但實際上，我和它們不過是同一棵玉米上的籽粒派了不同的用場。”在《玉米大地》中，作者一再地強調他是在“以一顆玉米的姿態”回憶和傾訴。這種“玉米的姿態”構成這部作品鮮明的底層立場。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已經飛離了那片土地”的現代遊子在其戀根的虔誠中想象的“玉米的姿態”，那實在是一種源自於信仰的態度。因此，隨著其回憶開啟歲月之門，“我懷著虔敬之心仰望著玉米，這久違的親人，這以生命丈量歷史，以身世陳述命運的聖者。”作者所堅守的底層立場就這樣(因為自己“已經飛離了那片土地”)而成為了一種當下狀態的“仰望”“聖者”的立場。於是，這回憶就類似於柏拉圖所界說的“回憶”了。在柏拉圖看來“回憶”在本質上一定是“仰望”的，因為他認為人的靈魂原本於“上界”，與神同在，墮入塵世(“已經飛離了那片土地”)的人，透過“回憶”能復現靈魂曾在“上界”見到的美的理念，“回憶”是人從領略塵世之象上升到仰觀永恆本體之美的途徑。
以“仰望”“聖者”的立場“回憶”，構成任林舉散文鮮明的人民性。這是一種堅守文化血脈根基的人民性。在這個意義上，《玉米大地》中的父親、母親、家族等等都可以視為一種“人民親人”的隱喻。這種人民性，與新世紀初以來興起的底層關懷的敘事潮流既一脈相承，又有其獨到的精神特質。可以說，它於新世紀初以來有關人民性文學經驗內涵的豐富是有著自己的一份貢獻的。
最後，我想談談敘述觀點問題。我在讀《玉米大地》的時候，聯想到了張煒出版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與《玉米大地》寫任林舉的童年故土、故土上的作物玉米和以玉米為食的故鄉親人類似，《九月寓言》從某種意義上看，也可以說寫的是張煒的童年故土，故土上的作物地瓜和以地瓜為食的鄉親。《九月寓言》的敘述觀點比較特別。從這個視角看《玉米大地》，也是一個看點。
據張煒說，《九月寓言》的一個敘事目標是“儘可能逼真地記敘，這是我的信念，這樣做的目的是留個記憶，心上有個儲存。不然的話，再過十年幾十年有關心這個地方的人問一問它當年的情況，就更加渺渺無跡了”(2)。於是，張煒在敘述的處理上力求還原。他曾在膠東登州海角的那個小村裡長到17歲。他便依憑自己童年、少年時期的印象和那時收錄於老人們的述說，企圖還原出未經現代人眼光修飾的當年故鄉野地的原生的自在狀態。而這種還原的關鍵在張煒看來，是作家的敘述觀點由超越於敘述物件之上的現代敘述主體向故鄉野地的“感知器官”的轉變，即將這部小說的敘述牢牢地鎖定在當年小村少年的眼光、情感、心智的維度，儘可能地剔除現代人的心智與眼光。這樣，《九月寓言》的敘述在審美上就呈現出一種趨向初始經驗的新異品質來，獲得了一種被俄國形式主義什克羅夫斯基稱之為“陌生化”的文學效果。《玉米大地》在文體上是散文。散文的主體敘述身位似乎難於擁有像小說那樣自由地騰挪變幻的空間去經營文字(這可能是20世紀以來小說在文體變革上成就最豐而散文的文體發展格局卻最為保守的重要原因吧)。散文的敘述者和作者之間一向沒有特別的區分，兩者常常被視為重疊的一體。所以余光中在《不老的繆思》中指出：散文家無所依憑，只有憑自己的本色。任林舉的散文基本上都是以這種本色，以一種作家直接介入的方式來展開敘述。與小說相比，我覺得這樣的寫法是散文向來易寫難工的原因。在《玉米大地》中，任林舉將作家直接介入的方式發揮到任情任性的境界，儘量突出了被張煒儘可能剔除的現代遊子的眼光、情感、心智在文字中的位置。於是，一個和作者之間沒有嚴格區分的敘述者“我”作為故鄉往事的回憶者、眷戀者、反芻者、思考者、感嘆者，總是不失時機地浮出敘述的水面，回憶著，眷戀著，反芻著，思考著，感嘆著。這個 “我”，不僅講述了故鄉的玉米、大地、親人，還講述了他講述著的情景，從而使回憶的彼時間維度(往昔)被此時間維度(當下)深情地覆蓋、撫摸和思量。這頗接近對回憶有著獨特理解的海德格爾心目中的回憶。他將回憶稱之為“思之聚合”。他說，回憶即思，思即原詩，這回憶乃詩之根源。任林舉的散文因此呈現出鮮明的思化和詩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