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對儒家詩學精神的實踐
南宋的文人大多涉及理學，陸游也不例外。與楊萬里一樣，陸游也被清人黃宗羲列入《宋元學案》，分別隸屬於“武夷學案”“趙張諸儒學案”和“荊公新學案”。但事實上陸游與這些“學案”的關係相當鬆懈，比如最後一例，僅因其祖父陸佃乃王安石門人，遂將其父陸宰列為王氏一脈的“陸氏家學”，又從而將陸游列入“元鈞家學”(陸宰字元鈞)。其實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術上，陸游都不大認同王安石，將他列入“荊公新學案”甚為牽強。更重要的是，楊萬里的思維模式與治學路數都與南宋理學家如出一轍，比如其《庸言》和《誠齋易傳》，皆與其他理學家的著作相類似。
陸游則不同。陸游對理學家空談性理的學風是深為不滿的，他有一段名言：“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徵》《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表面上這是對宋代儒學的客觀論述，字裡行間卻深有不滿。陸游對當時的學風屢有譏評：“儒術今方裂”(《示兒》)，“千年道術裂”(《書意》)，“道喪異端方肆行”(《書感》)之類的話，在陸詩中屢見不鮮。那麼，什麼是陸游心目中的“異端”呢?他說：“唐虞雖遠愈巍巍，孔氏如天孰得違?大道豈容私學裂，專門常怪世儒非。少林尚忌隨人轉，老氏亦尊知我稀。能盡此心方有得，勿持糟粕議精微。”(《唐虞》)鋒芒所向，顯然正是那些偏離儒學傳統並自詡獨得千年不傳之秘的理學家。陸游還指出產生異端的原因是疏離了傳統的儒家經學，他說：“俗學方譁世，遺經寖已微。斯文未雲喪，吾道豈其非?”(《書感》)這對以“六經注我”自詡的二陸等人，不啻是當頭棒喝。即使是與二陸勢若水火且與陸游私交甚篤的朱熹，其實也與陸游的思想貌同實異。簡而言之，朱熹最看重的是性理之學，他說：“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
朱熹雖然熟讀儒家經典，但對之並不盡信，甚至說：“《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陸游則不然。陸游極為尊崇六經，在詩中反覆道之：“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冬夜讀書》)“六經聖所傳，百代尊元龜。”(《六經》)“六經如日月，萬世固長懸。”(《六經示兒子》)“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六藝示子聿》)陸游終生讀經，至老不倦，其詩中自稱：“正襟坐堂上，有幾不敢憑。陳前聖人書，凜如蹈淵冰。”(《晨興》)“半升粟飯養殘軀，晨起衣冠讀典謨。莫謂此生無用處，一身自是一唐虞。”(《讀經》)在疑古疑經風氣甚囂塵上的宋代，陸游的這種態度堪稱特立獨行。
陸游重視六經，是為了透過經書與古代的聖賢直接相對：“殘編幸有聖賢對。”(《獨立》)“窗間一編書，終日聖賢對。”(《北窗》)這樣，他就可以從經典中獲知從周公、孔子以來的聖賢之道：“唐虞邈難繼，周孔不復生。承學百世下，我輩責豈輕!”(《書感》)“唐虞未遠如親見，周孔猶存豈我欺?”(《後書感》)陸游心目中的聖賢之道，其首要內涵當然是儒家的仁政愛民之說，邱鳴皋先生的《陸游評傳》中專設一章《以“美政”為核心的政治思想》，論之已詳，本文不再重複。
筆者想要論述的是，在陸游崇經重道的思想中，儒家詩教說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舉其犖犖大者，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陸游對此語服膺備至，視為詩學的金科玉律，他說：“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答陸政伯上舍書》)又說：“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何君墓表》)這些話或論詩之重要意義，或論詩須以博物為基礎，都是對孔子詩論的引申發揮。其二，漢儒的《詩大序》雖然來歷不明，但向被視為儒家詩教說的綱領，《大序》雲：“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陸游對此心領神會，他說：“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知，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為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
(《澹齋居士詩序》)他又說：“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物寓情，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物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為文辭，衝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曾裘父詩集序》)還說：“《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跋花間集》之一)這些話或論詩之緣起，或述詩所言之志有不同內涵，或論詩風與時代之關係，都與《詩大序》一脈相承。我們或許可以說陸游的詩論沿襲儒家詩論甚多，故而不像其他宋代詩論家那樣自成一家，但將其置於宋代詩論在總體上偏離傳統詩學精神的背景下，也不妨說陸游重新肯定了儒家的詩教說，在復古的外表下蘊藏著鮮明的革新精神。
陸游的主要文學活動是詩歌創作而不是理論闡述，要想全面考察陸游與儒家詩論的關係，必須將注意力轉移到其創作實踐上來。
陸游作詩，多及山水風月，且為時人所習知，他六十歲出任嚴州知州前赴朝面辭皇帝，宋孝宗竟當面對他說：“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他六十六歲罷歸山陰後，即以“風月”命名小軒，且作詩抒慨，題作“予十年間兩坐斥，罪雖擢髮難數，而詩為首，謂之‘嘲詠風月’。既還山，遂以‘風月’名小軒，且作絕句”，其一曰：“扁舟又向鏡中行，小草清詩取次成。放逐尚非餘子比，清風明月入臺評!”從表面上看，“嘲詠風月”確是陸詩的一大主題，其實不然。陸游在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起點時，即自覺地遵循儒家文學思想的指導。他三十七歲時上書給宰相陳康伯，自稱：“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暗，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粟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
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騖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上執政書》)這決不是因上書朝中大臣，故言有誇飾，因為陸游始終如此持論，至老未變。例如他七十五歲時寄書給仕途屯蹇的友人陸煥之說：“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答陸伯政上舍書》)可見對於陸游而言，寫詩決不是吟風弄月、舞文弄墨的小技，而是意義重大的嚴肅事業。“六十年間萬首詩”(《小飲梅花下作》)的寫作生涯，是陸游在儒家詩學觀念指導下度過的莊嚴人生。
儒家極其重視詩歌的社會功能，這種功能最重要的內涵是什麼?孔子說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由於這兩句話是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相連的，後代學者往往把它們放在一起進行闡釋，比如清人劉寶楠說：“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就是將詩的諷諫美刺功用視為“事父事君”的途徑，意即運用詩歌來對君父進行委婉曲折的諷諫規勸。但是諷諫規勸只是“事父事君”的一個方面，如果將詩之用侷限於諷諫規勸，就會降低其意義，所以學者又尋求更深刻的闡釋，劉寶楠在上引那段話後又說：“《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這樣，不但使孔子原話的意蘊更加豐富，也更符合儒家詩學思想的完整體系。其實早在宋代，朱熹對“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二句就有非常清晰的解析：“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從陸游的創作實踐來看，他對“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詩學思想也是如此理解的。我們先分析“遠之事君”的方面。
陸游說：“吾友吳夢予，橐其歌詩數百篇於天下名卿賢大夫之主斯文盟者，翕然嘆譽之。末以示餘。餘愀然曰：‘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幸可吊。年益老，身益窮，後世將曰：是窮人之工於歌詩者。計吾吳君之情，亦豈樂受此名哉?餘請廣其志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丈夫蓋棺事始定。君子之學，堯舜其君民，餘之所望於朋友也。娛悲舒憂，為風為騷而已，豈餘之所望於朋友哉!’”(《跋吳夢予詩編》)此語雖為安慰懷才不遇的詩友而發，但也是陸游自己的心聲。唐人杜甫終生情繫君主，自述其志雲：“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清人仇兆鰲注引應璩《與弟書》“伊尹輟耕，郅惲牧羊，思致君於唐虞，濟斯民於塗炭”以及《孟子》“伊尹使是君為堯舜之君”，甚確。儒家詩論中所謂“事君”，即為此義。陸游對杜甫十分崇敬，對杜甫的忠君愛國之心感同身受，曾說：“少陵，天下士也。……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東屯高齋記》)又作詩稱揚杜甫說：“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諮!”(《讀杜詩》)從孔子所云“遠之事君”，到杜詩所云“致君堯舜上”，再到陸游所云“堯舜其君民”，是古典詩學中一脈相承的重要觀念。
在陸游所處的那個時代，所謂“堯舜其君民”，具有特別的意義。靖康之變以來，大宋王朝丟失了半壁江山，連祖宗陵寢都淪陷於敵國，這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要說“遠之事君”，抵禦外侮，收復失土，即恢復宋王朝的國家主權和原有疆域，就是對大宋王朝的最大忠誠。所以陸游詩中關於抗金復國主題的大聲疾呼，就是南宋詩壇上“遠之事君”的典型表現。請看其《金錯刀行》與《寒夜歌》：“黃金錯刀白玉裝，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獨立顧八荒。京華結交盡奇士，意氣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恥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爾來從軍天漢濱，南山曉雪玉嶙峋。嗚呼!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陸子七十猶窮人，空山度此冰雪晨。既不能挺長劍以抉九天之雲，又不能持斗魁以回萬物之春。食不足以活妻子，化不足以行鄉鄰。忍飢讀書忽白首，行歌拾穗將終身。論事憤叱目若炬，望古踴躍心生塵。三萬裡之黃河入東海，五千仞之太華磨蒼旻。坐令此地沒胡虜，兩京宮闕悲荊榛。誰施赤手驅蛇龍?誰恢天網致鳳麟?君看煌煌藝祖業，志士豈得空酸辛!”
雖說抗金復國的愛國主題是南宋詩壇上的主流傾向，但主題如此鮮明、語言如此激烈、風格如此雄壯的作品並不多見，而這樣的詩在陸游筆下卻是屢見不鮮。這種主題甚至從陸詩旁溢到陸詞中去，例如《訴衷情》：“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全詞皆詠報國滅胡之志，與其詩幾無二致。陸游作詞不多，卻被後人歸入辛派詞人之列，即因此故。
需要指出的是，陸游詩中的抗金主題，並非如後世學人所說是“好談匡救之略”的“官腔”，而是具有深刻嚴密的具體內涵的愛國呼聲。陸游生逢國難，自幼受到父輩憂國精神的薰陶，對南宋的偏安局面憂心忡忡。他曾對好友周必大說：“竊以時玩久安，名節弗勵。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向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寖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喪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恥。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柏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賀周丞相啟》)雖有四六文體的限制，話仍說得愷切周詳，其對時局的深刻洞察，昭昭在目。
可貴的是，陸游詩中的愛國主題有極為豐富的具體內容，全面覆蓋了南宋愛國詩歌的題材範圍。對於南宋小朝廷的苟安國策，陸游深表痛心：“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絃!”(《關山月》)對於主和派把持朝政的政局，陸游嚴詞痛斥：“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夜讀範至能攬轡錄言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感其事作絕句》)對於朝中不顧國事只謀私利的大臣，陸游直言譏刺：“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追感往事》)對於朝野士氣不振的現實，陸游憂心忡忡：“中原亂後儒風替，禁興來士氣孱。”(《送芮國器司業》)對於南宋選都不當之事，陸游詩中再三嘆息：“雞犬相聞三萬裡，遷都豈不有關中?廣陵南幸雄圖盡，淚眼山河夕照紅。”(《感事》)“孤臣老抱憂時意，欲請遷都涕已流。”(《登賞心亭》)……憂國傷時之念如此深沉愷切，尚謂之“官腔”，可乎?
還有一點需要補充，就是陸游的憂國總是與憂民緊密相連。陸游長期生活在農村，亦曾親事農耕，他對農民生活之艱辛有近距離觀察乃至切身體會，這在陸詩中有生動的描寫：“魚陂車水人竭作，麥壠翻泥牛盡力。碓舂玉粒恰輸租，籃挈黃雞還作貸。歸來糠粞常不饜，終歲辛勤亦何得!”(《記老農語》)“貧民妻子半菽食，一飢轉作溝中瘠!”(《僧廬》)必須指出，外族的侵略是對宋朝人民和平生活的致命破壞，不但中原淪陷區的人民親受鐵蹄的蹂躪，南宋的農民也因兵役和歲幣的沉重負擔而處於雪上加霜的窘境，農民對此是心知肚明的。南宋農民自覺的愛國情懷，在陸游詩中留下了可貴的實錄：“幾年羸疾臥家山，牧豎樵夫日往還。至論本求編簡上，忠言乃在里閭間。私憂驕虜心常折，念報明時涕每潸。寸祿不沾能及此，細聽只益厚吾顏!”(《識愧》)五六句之後有陸游的自注：“二句實書其語。”所以說，陸游詩中的憂國與憂民這兩個主題緊密相連，從文學的發生背景而言，這是南宋的社會現實造成的結果。陸游繼承了杜甫忠君意識的積極意義，他與杜甫一樣，忠君即為愛國，忠君也即愛民。如果說“遠之事君”這句話自身也許會使人誤解為片面提倡忠於一家一姓的“愚忠”，那麼經過陸游詩歌的形象化闡釋，它的意義就有所昇華，更臻高境。所以說，陸游的詩歌創作對儒家詩論中“遠之事君”的內涵不但有所補充，有所擴充套件，而且有所提高，這是陸游對儒家詩論的重大貢獻。
那麼，“邇之事父”的精神在陸游詩中又是如何體現的呢?
與“事君”相似，“事父”的內涵並不止於侍奉父親。孔子倡導孝道，其實就是倡導以“孝悌”為核心內容的倫理道德，所以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到了孟子，遂進一步將孝道從家族擴充套件至整個社會，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著名命題。無論後世的反儒之徒如何歪曲孝道的內涵，都無法駁倒孔、孟提倡孝道進而建設以和睦親善的人際關係為基礎的安定社會的倫理學主張，因為那本是善良人民的共同願望。歷代抒寫以孝道為核心的親情的作品極為感人，例如《詩·小雅·蓼莪》抒寫“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的悲痛心情，朱熹雲：“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複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這是“邇之事父”的最佳例證。唐人杜甫推己及人從而關愛天下蒼生的感人詩篇，其實也是詩歌“邇之事父”功能的擴充套件和提升。陸游對此心領神會。
陸游二十四歲喪父，喪母當在他二十六歲之前，所以他四十歲時回憶說：“某不天，少罹閔凶，今且老矣，而益貧困。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者，與不幸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愴然不知生之為樂也!”(《青州羅漢堂記》)正因如此，陸游也曾在詩中表露與晉人王裒相似的感情。陸游四十七歲時在夔州看到鄉人掃墓，思念雙親：“松陰繫馬啟朱扉，粔籹青紅正此時。守墓萬家猶有日，及親三釜永無期。詩成謾寫天涯感，淚盡何由地下知。富貴賤貧俱有恨，此生長廢《蓼莪》詩!”(《鄉中每以寒食立夏之間省墳客夔適逢此時悽然感懷》)他五十歲時在蜀州通判任上，看見考生在登科錄的“具慶”欄下填寫“孤生”二字(意即父母雙亡)，悲慨不已：“人生富貴不逮親，萬鍾五鼎空酸辛。”(《五月五日蜀州放解榜第一人楊鑑具慶下孤生愴然有感》)同年陸游投宿通津驛，夜聞大風吹木，遂想起“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古語：“木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親不留，夜誦此語涕莫收。吾親之沒今幾秋，尚疑舍我而遠遊。心冀乘雲反故丘，再拜奉觴陳膳羞。……哀樂此志終莫酬，有言不聞九泉幽。北風歲晚號松楸，哀哉萬里為食謀!”(《宿彭山縣通津驛大風鄰園多喬木終夜有聲》)“吾親之沒”二句，感人至深。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陸游之詩是對孟子所倡孝道的生動闡釋，也是“邇之事父”詩學觀念的生動展現。
此外，“邇之事父”的詩學精神在陸詩中還有其他體現。首先，陸游詩中經常寫到他的家人，尤其是其兒孫。今人錢鍾書批評陸游“好譽兒”，其實陸詩中寫及兒輩的詩很少誇耀他們，要有也只是說他們與父親一樣喜愛讀書而已，比如：“到家夜已半，佇立叩蓬戶。稚子猶讀書，一笑慰遲暮。“(《夜出偏門還三山》)陸游經常指導兒輩讀書：“六經如日月，萬世固長懸。……我老空追悔，兒無棄壯年。”(《六經示兒子》)陸詩中父子同燈夜讀的景象反覆出現：“自憐未廢詩書業，父子蓬窗共一燈。”(《白髮》)“父子更兼師友分，夜深常共短燈檠。”(《示子聿》)貧家愛惜膏油，故父子同燈共讀，其情可憫可感。陸游年登耄耋之後，還由教子轉為教孫：“諸孫入家塾，親為授三蒼。”(《小雨》)除了讀書之外，陸游也希望兒孫勤於稼穡：“仍須教童稚，世世力耕桑。”(《村舍》)甚至希望業已出仕的兒子早退歸農：“更祝吾兒思早退，雨蓑煙笠事春耕。”(《讀書》)陸詩中有不少對兒輩的訓誡之詩，感人最深的是《送子龍赴吉州掾》。
這是詩人七十七歲時送別其次子陸子龍而作，詩中先說明家境貧寒是父子分離的原因：“我老汝遠行，知汝非得已。……人誰樂離別，坐貧至於此。”然後惦念著兒子途中的艱難：“汝行犯胥濤，次第過彭蠡。波橫吞舟魚，林嘯獨腳鬼。野飯何店炊，孤棹何岸艤?”詩的主要篇幅用來訓導兒子到任後應該忠於職守、廉潔正直。最後囑咐子龍勤寫家書：“汝去三年歸，我倘未即死。江中有鯉魚，頻寄書一紙!”讀了此詩，恍如親聞一位慈祥的老父親對兒子的臨別贈言，那些話說得絮絮叨叨，周詳愷切，至情流露，感人至深。陸游安貧樂道，兒孫滿堂是其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樂趣：“病臥湖邊五畝園，雪風一夜坼蘆藩。燎爐薪炭衣篝暖，圍坐兒孫笑語溫。菜乞鄰家作菹美，酒賒近市帶醅渾。平居自是無來客，明日衝泥誰叩門?”(《雪夜》)風雪之夜，閤家圍坐在火爐邊說說笑笑，世間樂事，孰能逾此!有了天倫之樂，即使是貧寒的生活也會增添幾分暖意：“夜深青燈耿窗扉，老翁稚子窮相依。齏鹽不給脫粟飯，布褐僅有懸鶉衣。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書嘆》)父子情深，一至於此!
其次，陸游與前妻唐氏的愛情悲劇悽婉動人，他的一曲《釵頭鳳》不知惹出了後代讀者的多少淚水。在他被迫與唐氏離婚以後的四十多年裡，他始終難忘他們之間的真摯愛情，即使是唐氏留下的某些普通物品也會觸動他的'愁腸，例如唐氏親手縫製的菊枕：“採得黃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閉幽香。喚回四十三年夢，燈暗無人說斷腸。”(《餘年二十時，嘗作菊枕詩，頗傳於人。今秋偶復採菊縫枕囊，悽然有作》)當然，感人最深的還是陸游重遊沈園時的感懷之作，因為沈園正是當年他重逢唐氏後題寫《釵頭鳳》的地方。陸游七十五歲時所作的《沈園》二首：“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近人陳衍評曰：“無此絕等傷心之事，亦無此絕等傷心之詩。就百年論，誰願有此事?就千秋論，不可無此詩!”的確，在宋詩乃至整個古典詩歌中，愛情主題都是發展得不夠充分的。這兩首“絕等傷心之詩”尤其是宋詩中不可多得的瑰寶，永遠受到後人的珍視。七十五歲的老人筆下尚且如此深情繾綣，可見陸游對愛情是何等忠貞。
除了描寫家人之間的天倫之情以外，陸游詩中還有兩個內容值得關注。其一是對友情的歌頌。陸游性喜交遊，多有摯友，他與范成大、楊萬里、辛棄疾、朱熹、韓元吉等人物交往甚密，時時見於吟詠。不但如此，他還與許多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結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誼，留下了許多歌頌友誼的佳作。陸游在蜀地盤桓八年，與蜀中的賢士、奇人結交甚篤，東歸後仍時時思念。例如《感舊》詩中，他接連回憶兩位蜀中賢士李石與師伯渾：“君不見資中名士有李石，八月秋濤供筆力。”“君不見蜀師渾甫字伯渾，半生高臥蟆頤村。才不得施道則尊，死已骨朽名猶存。”最感人的是詩人與獨孤策的友情。獨孤策其人除了陸詩以外不見於任何典籍，但他是陸游心目中可共大事的一位奇士。獨孤的生平略見於陸游的一首詩題：“獨孤生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死於忠涪間。感涕賦詩。”詩中推崇獨孤：“氣鐘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陸游有多首詩寫到獨孤策，從那些詩可以看出獨孤是與陸游一樣懷有報國壯志和雄才大略的志士，而沉淪下僚、報國無路也是兩人共同的遭遇，無怪他們會傾蓋如故，成為披肝瀝膽的生死之交。可惜的是獨孤策終於老於草萊，齎志以沒，這怎麼不讓陸游為之悲憤!這種悲憤交加的情思一再在陸游詩中出現，寫得最好的是《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買醉村場半夜歸，西山落月照柴扉。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詩人在夜半孤寂之時忽然想到故友，不禁回憶起當年兩人邂逅相逢、意氣相投的經歷。此詩意境沉鬱，讀後一位篤於友情的詩人宛在目前。
其二是對村居睦鄰關係的描繪。陸游曾在山陰農村生活了二十年，他與附近的農夫漁父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由衷喜愛山陰農村淳樸純良的風土人情，他筆下的績女、牧童是多麼可親：“放翁病起出門行，績女窺籬牧豎迎。酒似粥醲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歸來早覺人情好，對此彌將世事輕。紅樹青山只如昨，長安拜免幾公卿!”(《秋晚閒步鄰曲以予近嘗臥病皆欣然迎勞》)陸詩中常寫到鄰居對他的關愛：“東鄰膰肉至，一笑舉新醅。”(《舍北搖落景物殊佳偶作》)“野人知我出門稀，男輟鋤耰女下機。掘得茈菇炊正熟，一杯苦勸護寒歸。”(《東村》)詩人也誠心誠意地投桃報李：“東鄰稻上場，勞之以一壺。西鄰女受聘，賀之以一襦。”(《晚秋農家》)陸游還常至鄰村施藥，與村民們親切來往：“驢肩每帶藥囊行，村巷歡欣夾道迎。共說向來曾活我，生兒多以陸為名。”
“耕傭蠶婦共欣然，得見先生定有年。掃灑門庭拂床幾，瓦盆盛酒薦豚肩。”(《山行經行曾施藥》)陸游還對村民們純樸敦厚的家庭關係極表讚賞，陸詩中曾描寫一對努力贍養老親的夫婦：“蠶如黑蟻稻青針，夫婦耕桑各苦心。但得老親供養足，不羞布袂與蒿簪。”(《農桑》)陸詩還記錄了一位農夫主動請求學習《孝經》的經過：“行行適東村，父老可共語。披衣出迎客，芋慄旋烹煮。自言家近郊，生不識官府。甚愛問孝書，請學公勿拒。我亦為欣然，開卷發端緒。講說雖淺近，於子或有補。耕荒兩黃犢，庇身一茅宇。勉讀《庶人》章，淳風可還古。”(《記東村父老言》)《孝經》的《庶人》章雲：“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這正是陸游願意為農民講解的內容，以百姓日用人倫為主要思考物件的儒學本是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此詩真是“邇之事父”詩學觀念的生動事例!陸詩反映民間疾苦時也涉及農民的純樸品質，例如《農家嘆》：“有山皆種麥，有水皆種秔。牛領瘡見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縣吏催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榜。人孰不憚死，自計無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鴻毛輕!”這位農民被官府催租逼得走投無路，依然一心掛念著父母。又如《喜雨歌》：“不雨珠，不雨玉，六月得雨真雨粟。十年水旱食半菽，民伐桑柘賣黃犢。去年小稔已食足，今年當得厭酒肉。斯民醉飽定復哭，幾人不見今年熟!”在屢遭饑荒後終逢豐年，死去的親人卻已不及得見，這是怎樣的哀傷遺恨!這首詩堪稱民間版的《蓼莪》詩，也是“邇之事父”詩學觀念的靈活表現。
總而言之，陸游的詩歌深情地歌頌了家人之間、朋友之間以及鄰里之間等各種類別的敦厚感情。唐人杜甫因感情深厚而被後人譽為“情聖”，陸游也當得起這個稱號。一個理想的社會，必然是以和睦親善的人際關係為基石的。而要想實現整個社會的和睦親善，以家庭內部的親密關係為始點然後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地進行擴充套件，則是最符合人類本性、也最具可行性的切實途徑。儒家重視詩歌“邇之事父”的功能，其終極目的和深層意義即在於此。陸游用其創作實績對儒家詩學觀念進行了生動、全面的闡釋，陸詩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為了論述的方便，上文從“遠之事君”與“邇之事父”兩個角度對陸游詩歌進行分析。其實，陸游寫詩當然是遇事即書，有感即發，他對儒家詩學觀念的把握和運用都是從整體著眼的，不可能分門別類地區別對待。如果從創作主體的視角來看，對陸游創作影響最大的儒家詩學觀念即是“興、觀、群、怨”之說。
陸游論詩歌創作，最重二端：一是詩人的主觀情志，二是詩人的人生閱歷，先看前者。在陸游的詩論中，“養氣”是一個重要的範疇，以至於邱鳴皋先生在其《陸游評傳》中專設一章題作“以‘氣’為靈魂的文學思想”。陸游認為：“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愧，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方德亨詩集序》)既然“氣”比“才”更為重要，所以“氣”就是詩歌創作的首要條件：“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陸游所說的“養氣”，與理學家所倡的反省內斂的修身功夫有很大的區別。在陸游看來，“養氣”就是培養一種至大至剛的精神力量，也即培養高尚的人格和高潔的情操。陸游心目中的“養氣”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他評價傅崧卿的文章說：“某聞文以氣為主，出處無愧，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迄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眥，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輒正色責之若仇。一時士氣。為之振起。”(《傅給事外製集序》)
反過來，陸游也認為南宋士氣不振的局面對文學創作極為不利：“爾來士氣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謝張時可通判贈詩編》)陸游晚年回顧南宋詩壇風氣日下的過程說：“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為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無可愧，可謂盛矣。久而寢微，或以纖巧摘裂為文，或以卑陋俚俗為詩，後生或為之變而不自知。”(《陳長翁文集序》)陸游心中的“養氣”，不但不求內斂，而且應噴薄而出，他說：“夜夢有客短褐袍，示我文章雜詩騷。措辭磊落格力高，浩如秋風駕秋濤。起伏奔蹴何其豪，勢盡東注浮千艘。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氣死豈埋蓬蒿!”(《記夢》)顯然，陸游的“養氣”，是與南宋愛國軍民抗金復國的正義呼聲桴鼓相應的，具有植根於時代潮流的獨特精神內涵。
再看詩人的人生閱歷。陸游所說的“養氣”，絕不是閉門慎獨式的修身養性能奏效的，而是必須以豐富的人生閱歷、深沉的人生感慨為基礎，他認為好詩都是產生在道路行役、跋山涉水的過程中：“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予使江西時以詩投政府丐湖湘一麾會召還不果偶讀舊稿有感》)“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當然，更重要的則是包括羈旅行役在內的人生經歷，尤其是充滿愁苦悲辛的人生遭際，陸游說：“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屬僧窗孤宿夜，即還山驛旅遊時。”“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讀唐人愁詩戲作》)他甚至說：“文章無所秘，賦予均功名。吾嘗考在昔，頗見造物情。離堆太史公，青蓮老先生。悲鳴伏櫪驥，蹭蹬失水鱗。飽以五車讀，勞以萬里行。險艱外備嘗，憤鬱中不平。山川與風俗，雜錯而交併。邦家志忠孝，人鬼參幽明。感慨發奇節，涵養出正聲。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傾。”(《感興》)若是落實到南宋的時代背景中，陸游認為親身經歷鐵馬冰河的戰鬥生涯，乃至壯志不酬、悲憤填胸的人生感慨，更是磨鍊意志、增益詩才的利器，他說：“書生本欲輩莘渭，蹭蹬乃去為詩人!”(《初冬雜詠》)“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道中遇微雨》)
陸游終生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他的詩歌始終豪情激盪，正是上述詩學觀念的實踐，也是對儒家“興、觀、群、怨”的詩學觀念的印證。如上所述，陸游的詩學觀念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同樣，他的詩歌創作也始終緊扣時代的脈搏。陸游自幼受到曾幾等前輩愛國詩人的深刻影響，抗金復國的思想就是使他詩思如潮的主要因素。朱熹釋孔子“詩可以興”曰“感發志意”，使陸游“感發志意再看詩人的人生閱歷。陸游所說的“養氣”，絕不是閉門慎獨式的修身養性能奏效的，而是必須以豐富的人生閱歷、深沉的人生感慨為基礎，他認為好詩都是產生在道路行役、跋山涉水的過程中：“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予使江西時以詩投政府丐湖湘一麾會召還不果偶讀舊稿有感》)“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當然，更重要的則是包括羈旅行役在內的人生經歷，尤其是充滿愁苦悲辛的人生遭際，陸游說：“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屬僧窗孤宿夜，即還山驛旅遊時。”
“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讀唐人愁詩戲作》)他甚至說：“文章無所秘，賦予均功名。吾嘗考在昔，頗見造物情。離堆太史公，青蓮老先生。悲鳴伏櫪驥，蹭蹬失水鱗。飽以五車讀，勞以萬里行。險艱外備嘗，憤鬱中不平。山川與風俗，雜錯而交併。邦家志忠孝，人鬼參幽明。感慨發奇節，涵養出正聲。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傾。”(《感興》)若是落實到南宋的時代背景中，陸游認為親身經歷鐵馬冰河的戰鬥生涯，乃至壯志不酬、悲憤填胸的人生感慨，更是磨鍊意志、增益詩才的利器，他說：“書生本欲輩莘渭，蹭蹬乃去為詩人!”(《初冬雜詠》)“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道中遇微雨》)
陸游終生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他的詩歌始終豪情激盪，正是上述詩學觀念的實踐，也是對儒家“興、觀、群、怨”的詩學觀念的印證。如上所述，陸游的詩學觀念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同樣，他的詩歌創作也始終緊扣時代的脈搏。陸游自幼受到曾幾等前輩愛國詩人的深刻影響，抗金復國的思想就是使他詩思如潮的主要因素。
朱熹釋孔子“詩可以興”曰“感發志意”，使陸游“感發志意”的正是火熱的抗金斗爭以及報國無路的悲愴情懷。請看其《書悲》：“今日我復悲，堅臥腳踏壁。古來共一死，何至爾寂寂。秋風兩京道，上有胡馬跡。和戎壯士廢，憂國清淚滴。關河入指顧，忠義勇推激。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鋒鏑。立功老無期，建議賤非職。賴有墨成池，淋漓豁胸臆。”故土淪陷，恢復無望，壯志未酬，年華空老，陸游因而感慨萬千，只能在詩歌中傾吐胸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陸游寫詩不是被動地等待靈感的到來，而是積極主動地尋求“感發志意”的良機。
陸游長達六十年的詩歌創作歷程，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在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中獲取更高境界的詩興的過程，誠如”的正是火熱的抗金斗爭以及報國無路的悲愴情懷。請看其《書悲》：“今日我復悲，堅臥腳踏壁。古來共一死，何至爾寂寂。秋風兩京道，上有胡馬跡。和戎壯士廢，憂國清淚滴。關河入指顧，忠義勇推激。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鋒鏑。立功老無期，建議賤非職。賴有墨成池，淋漓豁胸臆。”故土淪陷，恢復無望，壯志未酬，年華空老，陸游因而感慨萬千，只能在詩歌中傾吐胸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陸游寫詩不是被動地等待靈感的到來，而是積極主動地尋求“感發志意”的良機。陸游長達六十年的詩歌創作歷程，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在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中獲取更高境界的詩興的過程，誠如他晚年對兒子傳授學詩經驗所云：“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才倚門，溫李真自鄶。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為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示子遹》)
陸游一生中最重要的“感發志意”的機會就是他四十八歲從軍南鄭的那段經歷，他對之念念不忘，在詩中反覆追憶，其中以六十八歲所作的《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最為著名：“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廄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論者都認為這首詩是陸游自述其創作道路上的關鍵節點，但對其具體內涵則言人人殊。筆者認為，陸游從軍南鄭，親臨抗金戰場的最前線，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而軍中的豪壯生活則使他精神激昂，意氣風發，他終於在瀏漓頓挫的舞姿和急節繁音的樂曲的啟迪下悟得了雄渾奔放才是最適合自己的詩歌風格。
在從軍南鄭以後的數年間，陸游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金錯刀行》《胡無人》《長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謁諸葛丞相廟》《樓上醉歌》《中夜聞大雷雨》《夜讀東京記》《關山月》《出塞曲》(“佩刀一刺山為開”)《戰城南》《秋興》(“成都城中秋夜長”)《醉中下瞿塘峽中流觀石壁飛泉》《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雲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正是這些雄渾奔放的七言歌行奠定了陸游詩風的基石。陸游的此類作品，熱情奔放，噴薄而出，是“詩可以興”的詩學原理在南宋詩壇上的最佳表現。
從客觀效果來看，陸游的詩歌也是南宋詩壇上最充分地發揮“興、觀、群、怨”各種功能的作品。為免詞費，我們借用朱熹對“興、觀、群、怨”的簡明釋義來對陸詩進行功能的分析。朱熹釋“興”為“感發志意”，如從作者著眼，上文已經論及。如從讀者著眼，則陸詩不但為南宋的愛國軍民鼓舞士氣，而且對千年之下的讀者仍有激勵作用，誠如近代梁啟超所言：“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朱熹釋“觀”為“考見得失”，陸詩題材廣闊，時代性強，堪稱南宋社會百科全書式的風俗圖卷。陸詩對南宋和議之後時局的反映，如朝廷之苟安而無遠慮，大臣之自私而不圖進取，將士長期不戰而鬥志漸銷等情形，都有真切的描寫。又如陸詩對北方淪陷區人民心懷故國的描寫也相當真切，有些細節完全可以補充史書之不足，例如《追憶徵西幕中舊事》：“關輔遺民意可傷，蠟封三寸絹書黃。亦知虜法如秦酷，列聖恩深不忍忘。”詩後自注雲：“關中將校密報事宜，皆以蠟書至宣司。”即使是那些次要的內容，比如對各地節俗的描寫，對鏡湖水利的記錄，也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若要論“考見得失”的價值，則陸詩在南宋詩壇上首屈一指。
朱熹釋“群”為“和而不流”，釋“怨”為“怨而不怒”，下面合而論之。“和而不流”，就是增進人際關係的和善敦睦，“怨而不怒”就是適度地抒洩愁怨情緒，都與詩歌在感情上對讀者的感染、疏導有關。必須指出，陸詩在這方面的功能是南宋詩壇上無與倫比的。試舉一例。描摹農村生活以及農民疾苦，是南宋詩歌重要的主題傾向。比如范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就是這方面的名篇，宋人吳沆甚至說：“且如農桑樵牧之詩，當以《毛詩·豳風》及石湖《田園雜興》比熟看。”然而範詩雖然生動地描寫了農事生產，也涉及農家疾苦，但詩人基本上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陸游則不同。陸游長期村居，常以老農自居。“夜半起飯牛，北斗垂大荒。”(《晚秋農家》)這樣的詩句，非親事農耕者豈能道出!陸游與鄰舍的田夫織女親如家人，憂樂與同。農民的純樸善良，使陸游衷心讚歎。農民的悲慘生活，使陸游憂心如焚。上文中論及陸游描寫農民的天倫之樂及善良本性的作品，真的可起到“和而不流”的效應。
陸詩中也有許多描寫農家疾苦的作品，如其《太息》三首：“太息貧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禱廟祈神望歲穰，今年中熟更堪傷。百錢鬥米無人要，貫朽何時發積藏?”“北陌東阡有故墟，辛勤見汝昔營居。豪吞暗蝕皆逃去，窺戶無人草滿廬。”詞意哀怨，惻然動人，但並無劍拔弩張之態，可稱“怨而不怒”的典範。陸游論《詩》，最重《豳風·七月》之篇，他曾不勝仰慕地說：“我讀豳風七月篇，聖賢事業在陳編。豈惟王業方興日，要是淳風未散前。”(《讀豳詩》)又說：“西成東作常無事，婦饁夫耕萬里同。但願清平好官府，眼中歷歷見《豳風》。”(《村居即事》)《七月》生動地描寫了一年四季的農事以及農民的辛勤勞苦，《詩序》則釋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從總體上看，陸游描寫農村生活的詩的寫作動機也是如此，陸詩與《豳風·七月》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整個宋代詩壇上，陸游堪稱最自覺地遵循儒家詩學精神的詩人，他的詩歌是儒家詩學的積極影響的典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