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市井文化對柳永詞創作的影響
柳永是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是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詞人， 也是兩宋詞壇上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
北宋市井文化對柳永詞創作的影響
摘要：柳永，宋代詞壇上的特殊人物。首先他是一個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文人，但是他身上卻表露出同時代文人少有的濃烈的市井文化色彩。傳統文化與世俗文化的矛盾與衝突貫穿於柳永一生，在其詞創作與生活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集中關注宋代市井文化對柳永詞創作的影響。
關鍵詞：柳永;市井文化;精英文化;慢詞
柳永字景莊，一字耆卿，初名三變，而後因詞改名，仕途多舛，後改名為永。他一生經歷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北宋所謂‘百年無事’時期。對於這樣一位“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大詞人，《宋史》上竟無傳記，從這點上可管窺柳永詞雖風靡天下，但並不被統治階層的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者們所接受。同時，詞在北宋依舊是一種沒有政治地位的文體。明白了這兩點，也就不難明白柳永緣何沉迷於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去市井文化之中尋找寄託，以及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頓的最終根源了。
一、柳永前期詞“多閨門淫媒之語”
柳永一生可分為兩個階段，以景佑元年中進士為界。前期詞多閨門淫媒之語，後期詞則多羈旅窮愁之辭。這跟柳永的切身經歷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分不開的。城市的繁華和商業的發達，為士大夫們的享樂主義提供了滋養的溫床，優厚的官俸又為其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質保障。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之隨著宋代經濟不斷髮展，加速了市井歌妓陣營的擴張，致使宋朝的重要商業城市妓館林立，歌妓雲集，作為商業，政治，文化中心的京都汴京更是如此。青少年時期的柳永生活於帝都之中，家境富足，擔任工部侍郎的父親足以為他‘數載酒縈花系’的遊冶生活提供保障。正如他在《笛家弄》裡所寫的那樣：
帝城當日，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未省，宴處能忘管絃，醉裡不尋花柳。
那時柳永流連於汴京勾欄瓦肆之中，恣意縱情，與歌妓交往頻繁。而柳永的詞名，開始在詞壇上嶄露頭角，很快，他得到了當時評論家的注意，成為熱門話題。柳永的詞，為他帶來了偌大的詞名，但當時評論卻幾乎一邊倒地傾向譴責。黃異在《花菴詞選》中說：
“長於纖豔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王灼更是言辭犀利地批評柳詞‘淺近卑俗’，‘比都下福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
二、柳永緣何仕途多舛
“柳三變喜作小詞，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日：‘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
這段記載見之於嚴有翼的《藝苑雌黃》。故事中的仁宗皇帝有意為難柳永起因於柳永第一次科舉考試不第後寫的一首《黃鐘宮・鶴沖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姿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這首詞寫得十分豁達狂放，從某種意義上講表現了柳永年少輕狂恃才傲物的一面，公然聲稱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而科舉浮名，比之煙柳巷陌中偎紅依翠時的淺斟低唱也不過如此。這大大地觸怒了當時的統治者，仁宗皇帝。果然在他第二次科舉考試，臨放榜時，宋仁宗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
就因為這一句話，柳永至“景末登第”，還是改了名字，方得磨勘轉官。但是柳永的.仕途並不順利。柳永的仕途坎坷自然可能是因為他‘薄於操行’。但是，文章前面也說到了，有宋一代，統治者鼓勵享樂，從皇帝已將到士大夫階層，皆曾縱情聲色。而社會輿論也不加以譴責。可為何偏偏一個柳永就那麼倒黴地被皇帝盯上，他升職時卻引得物議譁然呢?在解釋這個問題時，讓我們先來看張舜民《畫墁錄》中的一段小故事：
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日：“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日：“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日：“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這段詞揭示了宋代文壇上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雅俗的對立，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與市井文化的對立，換句話說，就是當時士大夫趣味與市民趣味的對立。而這，也正是柳永一生升遷無門，仕途坎坷的根本原因。
首先，這涉及到一個詞品與人品關係的問題。從古至今，將文品與人品，詩品與人品，詞品與人品聯絡起來，甚至是相提並論的現象在古代屢見不鮮。以詞觀人，在宋代詩話詞話中也並不少見。詞的格凋高下完全可以影響到詞人的聲譽，柳永少時流連於花街柳巷，作過無數露骨庸俗的豔詞，其格調不高，時時顯得輕薄。而柳永的這些豔詞唱諸歌姬之口，詞名越顯，愈發為正統士大夫所不齒，進而影響仕途，投棄終身。
其次，詞在北宋還是一種沒有政治地位的文體。詞在最初被稱之為‘曲子詞’，所依的曲調不是中夏之正聲雅樂，而是胡夷里巷之曲。被時人視之為‘小道’‘文藝之下者’，被正統士大夫們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淫俗之語不合士大夫的身份，而柳永偏偏在未進官之前就以俗豔詞名名滿天下，柳詞也似乎成為俗豔文化的代表，而詞人柳永更是被推到了市井文化代表的位置上，站在了精英文化也就是雅文化的對面，自然而然地被摒棄到了士大夫統治階層之外。
三、主流文化與市井文化：柳永的價值衝突
柳永生在一個仕宦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持國事，規君過，述民情，達時變’士人階層所擁有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宋朝科舉考試的變革，以儒立國以及‘右文’政策的推行，致使士人階層的社會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這直接刺激了士人們經邦濟世，捨身報國的熱情。宋朝文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有擔負天下重任的自覺精神。柳永本身對仕途充滿了憧憬，在受多次打擊之後仍然屢敗屢戰，想方設法幹偈權貴，寫頌歌獻詞，希望以詞得到晉升。柳永的《樂章集》中現存的幹偈詞就佔了總數的十分之一之多。可以說柳永一生汲汲功名，從未放棄對仕途的努力。深受傳統士大夫價值觀薰陶的柳永內心深處是存有強烈的儒家兼濟天下實現仕途抱負的理想，因此，他不可能認同他在俗豔文壇中的地位，而他本身也並沒有主動去扮演俗文化的角色。市井文化，勾欄瓦肆提供給柳永的只不過短暫的逃避現實的溫柔鄉，卻不能夠給他永遠的價值支撐。
柳永因詞而名聞天下，又因詞而進身不能。詞成就了柳永，但同時也毀了他。從某種程度上說柳永是叛逆的，他的骨子裡似乎有一種與正統思想隔膜的朦朧意識，但他的這種叛逆又是不徹底的。當仁宗皇帝讓他‘且去填詞’時，他並沒有選擇跟官方挑戰，而是自我解嘲式地宣洩自己的苦悶與失意。柳永的人生充滿了悲劇與不幸，但又是這種不幸成就了他。士大夫階層的排斥，使得他不自覺地靠近市民階層，故而，柳永的詞充滿地通俗化的追求，以情感的率真傳承於世。柳永的一生都陷入市井文化與精英文化的衝突之中，這種衝突從更深的意義上講是雅文化與俗文化的衝突，是尊雅還是尊俗的衝突。這種衝突貫穿了柳永詞創作的始終，在其詞創作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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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松勤，《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
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張曉梅，《男子作閨音》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