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抗戰話劇中的“女性出走”模式
老舍的話劇中有兩類不同的女性形象，具體是什麼呢?
在話劇研究中，女性形象往往作為一個永恆的研究物件出現。老舍的話劇中，女性雖不是描摹的重點，但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筆。在最初的抗戰話劇《殘霧》及《面子問題》中，老舍用了大量的筆墨去描繪女性，其中包括被物質化的太太群體以及下層勞動婦女的形象，她們有著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迥然不同的經歷，體現著不同價值觀，顯現出老舍在不同時代的女性觀。隨著五四運動新思想的傳播，老舍在劇中把新舊兩種時代的女性進行對比，打破了傳統封建女性的守舊思想，注入新時代的新思想，劇中的逃難女性的“出走”，正是老舍打破傳統女性觀的突破口，是對新時代女性的歌頌與讚揚。話劇《殘霧》和《面子問題》中都有相似的女性，無論是上層的官太太還是下層貧苦的勞動婦女，都被描繪得淋漓盡致，從她們的身上可以反映出老舍不同的女性觀。
一、老舍話劇中的女性形象
從《殘霧》到《面子問題》，老舍塑造了不同時代的女性形象，她們有著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有生活在上層社會被物質化的太太群像，有逃難“出走”的下層反抗女性。老舍在描繪她們的同時，展現了當時的時代風貌和社會問題，她們身上的時代性及老舍不同時期的女性觀，都值得我們思考。
(一)被物質化的太太群像
《殘霧》是抗戰時期老舍的第一個劇本，在他看來，這部話劇是“沒熟的飯”，用小說的手法寫戲，既沒有注意故事的情節，也沒有展現戲劇的舞臺動作性，用他的話說：“不會煮飯的人能煮的很快，因為飯還沒熟就撈出來了。”可是並不然，在這部話劇中老舍用大量的筆墨去刻畫人物，他的人物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並可以一道出來五六個，只有一人開口，其餘全愣著。劇中雖以洗局長為代表的腐朽統治為主要矛盾，但劇作者卻以楊太太、洗老太太、洗太太、劉媽、朱玉明這些女性作為主場，從側面反映這些女性不同的立場，以揭露冼局長貪腐的一面。
《殘霧》中的太太群體是老舍重要的描寫物件。生活在上層社會的楊太太、洗太太和洗老太太，她們是充當男性話語權的女性，是被物質化的女性。楊太太和洗老太太一方面抱怨男性的三妻四妾，一方面又維護男性的權利，為男性辯解。劇中楊太太勸說洗太太應理解洗局長在外面的情人，“趕上這大亂的時候，誰有理，誰沒理，都先別管，最要緊的是不得罪他，到時候總有錢落到咱們手裡，別的都是瞎扯一大堆!”洗局長的母親洗老太太是中國封建殘餘的化身，十足的頑固分子，守舊、害怕進步，有意無意在助長著惡勢力的增長，作為封建“大家長”的形象而存在，“把姨太太娶到家來，多添一雙筷子就夠了;我呢，也多一個人伺候著。分居另過得多費多少錢哪!名正言順的把小老婆娶到家來，大家和和氣氣的，趕明兒，靠洗家門祖宗的德行，生兩個胖小子，不是大家的歡喜嗎?”她身為封建大家長，維護舊習舊禮，不僅不站在女性立場發言，反而替男性辯解，為封建舊禮“開脫”，這也是老舍對“傳統文化”與“新思想”的反思。而洗太太不善交際，為丈夫所遺棄，為婆母不喜歡，落落寡合的，這樣的“不出名”卻讓人印象深刻，她更像是中國家庭裡的傳統婦女形象，默默付出半生，落得被遺棄的下場，她的沉默是面對新時代下的舊式傳統的沉默，作為中國傳統家庭婦女，她所有的一切來源於丈夫，她所有的付出在於家庭，家庭是保護傘更像是牢籠，它阻斷了洗太太與外界的交流，她的沉默亦是一種反抗，她離不開洗局長和他的家庭，認為守住家庭是她的職責，況且洗太太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她的生活要繼續，就要依靠丈夫和家庭。例如她反對洗局長在外面的情人，卻又死死守住家庭，不讓洗局長帶情人回家。老舍劇中描繪的太太群像，她們缺乏獨立的經濟意識和反抗意識，害怕失去經濟來源，在保持沉默的同時，又為男性發言，在男權的物質世界，她們是被人圈養的寵物鳥，可憐又可悲。
(二)“出走”反抗的女性群像
除了上層的太太群體以外，老舍的話劇裡還出現了“逃難者”一類的下層勞動婦女形象。由於當時混亂的社會環境，逃難者的形象成為特定環境下的產物，老舍對她們寄予了同情與讚揚。這類逃難者大都作為官府豪門的僕人形象出現，主僕之間、上層與下層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殘霧》中的劉媽、朱玉明，還有《面子問題》中的徐嫂，她們雖為逃難者卻不失性格與血性，具有反抗精神。劉媽與親人失散，背井離鄉，雖作為洗局長家的女傭，卻厭惡洗局長的為人處事，討厭洗家奢靡腐化的官僚之風。她諷刺淑菱只知貪圖享樂卻無心憂國，當淑菱讓劉媽通知紅海去看電影，劉媽無奈地說道：“敢情你們好，一天到晚吃喝玩樂!人家把家都丟了，你們還這麼高興呢?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飢!”聽了朱玉明的遭遇，劉媽感同身受，她痛恨敵人，痛心家破人亡，“我要是捉到個日本人哪，我把他的耳朵，鼻子，全咬下來!”可見，處在奢靡腐化的環境之中，劉媽並未受到不良風氣的感染，依然保持對家國的擔憂，即使背井離鄉卻身系家國，雖是貧苦勞動婦女卻擁有反抗精神與愛國之心。朱玉明與劉媽同是逃難者，她的反抗更為徹底，作為洗局長的情人，面對洗局長的物質誘惑，不為所動，不畏懼洗局長的威逼利誘，選擇出走，表現了她的反抗精神和覺醒的意識。“我明知道一切是黑的，還偏偏假裝看見，也不是在哪兒好象有點光明!我把“自欺”與“希望”放在一塊了，教它們成為一個名詞。過了幾天，我全看明白了，全聽明白了。”同樣是作為男性的附庸，洗太太與朱玉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洗太太不敢離開洗局長，對洗局長只是忍耐與奉承，而朱玉明卻敢於“出走”，為國出力，說明朱玉明的女性獨立意識和自我覺醒。朱玉明與劉媽的出走，不僅僅是離開奢靡腐化的生存環境，更代表著她們自身意識的覺醒。 相較於上層物質化的女性，這些下層的勞動婦女卻更具有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當時的社會烏煙瘴氣，不僅處在抗戰時期黑暗的時代背景下，更存在一種普遍的精神困頓，有被物質化的上層官太太，有被思想腐蝕的政府官員，因此老舍筆下的劉媽和朱玉明是充滿覺醒意識和反抗精神的，她們的“出走”更是對當下時代的反叛，對當下精神困頓的“出走”。作為貧苦下層勞動婦女，這種反抗精神與“出走”模式，是老舍賦予她們新思潮的啟發，她們相較於默默無聞的傳統婦女，身上多了些反抗意識，這是難能可貴的。
二、“出走模式“下的女性觀
老舍的童年是在母親和姐姐的陪伴下度過的'，女性角色在老舍的生活中佔有很大比重。老舍的母親馬氏出身農家，不識字，靠給人縫洗和做雜工的微薄收入，勉強支撐一家人的生活，她善良、勤勞、義氣的性格和品質給予老舍深刻的影響。在老舍的話劇《殘霧》中勤勞的僕人劉媽，《面子問題》中的佟宅女僕徐嫂，都與老舍母親的遭遇相似，同樣是為生活所迫，出賣勞力，她們身上的勤勞與質樸感染著老舍，對於這些下層勞動人民，老舍給予深深的同情和讚揚。五四時期，老舍思想上發生了轉變，他認為“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這樣，以前他以為對的，變成了不對。到了“五四”，孔聖人的地位大為動搖。既然可以否定孔聖人，那麼還有什麼不可否定的呢?這一下子就打亂了兩千年來的老規矩。“我的心靈變了，變得敢於懷疑孔聖人了!“五四”運動送給了我一雙新眼睛。”五四是一道新曙光，接受新事物的同時，老舍對於一些傳統守舊思想提出批判與質疑，尤其是對於傳統的家庭觀念、婦女的家庭地位等問題。抗戰話劇《殘霧》《面子問題》中官太太的物質墮落，老舍對於新社會中的封建守舊思想是給予批判的，可見“五四”給了老舍極大的影響。與之不同的是老舍賦予廣大下層勞動婦女“出走”，這類女性敢於勇往直前、不墨守成規、崇尚自由，老舍塑造的這類形象與之前的傳統女性形象形成鮮明對比。老舍劇中把下層勞動婦女作為“出走”的物件，是很巧妙的設定。上流社會的官太太有知識有文化，見多識廣，有豐富的閱歷，老舍並沒有把她們作為反抗“出走”的物件，而是把和她們形成鮮明對比的下層勞動婦女作為反抗的物件，她們沒有太多的知識，不懂交際，沒有豐富的談資，更沒有與政治官場打交道的閱歷，正是這樣一群樸實善良的女性，老舍在歌頌她們的同時，賦予她們五四新女性的反抗精神，讓她們勇於“出走“，敢於與惡勢力作鬥爭。“出走”的女性反映了老舍與過去守舊的封建家庭模式徹底的決裂，劇中對於太太群體的批判，也是老舍對於她們所代表的守舊封建家庭倫理道德的批判，對舊思想女性的批判，由此可見老舍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洗禮，“出走模式”是老舍新時期的女性觀。
老舍透過描寫“出走模式”的女性，從側面與上層物質化的太太群像作了鮮明的對比，批判封建傳統家庭模式中的舊習舊禮，歌頌和讚揚了下層勞動婦女。“出走模式”的女性是五四新思想影響下的產物，是老舍對勇於走出封建家庭，衝破封建舊習舊禮，有自我覺醒意識和民族意識，不做他人附庸，有自己獨立意識的女性的一種鼓舞與讚美，反映了老舍在新時期的女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