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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什麼朝代的詩人

白居易是什麼朝代的詩人

  白居易是我國著名的詩人,那麼,他是哪個朝代的呢?一起來了解吧。

  白居易是什麼朝代的詩人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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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白居易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於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不久,家鄉發生戰爭。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於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公元780年),一年後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髮全都白了。[1]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十八年,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二人訂交。以後詩壇元白齊名。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職,十一月授翰林學士,次年任左拾遺。四年,與元稹、李紳等倡導新樂府運動。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他此時仍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與國政。他能不畏權貴近,直言上書論事。元和六年,他因母喪居家,服滿,應詔回京任職。十年,因率先上疏請急捕刺殺武元衡兇手,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

  次年寫下《琵琶行》。在廬山建草堂,思想從"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閒適、感傷的詩漸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還京,累遷中書舍人。因朝中朋黨傾軋,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放,先後為杭州、蘇州刺史,頗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陽。後歷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並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於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白居易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後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於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後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北建草堂,並與當地的僧人交遊。

  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於黃牛峽,三人相遊之處被稱為三遊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並命名此地為“東坡”。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硃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採用,於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有修築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後與劉禹錫相伴遊覽於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乾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並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於湖邊,供後人知曉,對後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後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週轉,事後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後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築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於白居易的詩作之中。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並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誌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佈施於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後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贈尚書右僕射。葬於龍門(今龍門石窟之白園)。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遊歷於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閒適”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後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並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2]

  洛陽安逝

  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