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的道教情懷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錫並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於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在唐代，道教得到了李唐王朝的特別尊崇，迎來了其發展的全盛期。唐代統治者為順應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門閥世族的傳統，追崇老子為自己的祖先，以提高自身的身份。在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下，道教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即所謂“道舉”。道教自然成為整個社會的時尚，成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又是一個思想開放、相容幷包的時代，在思想領域，儒、釋、道三教調和，文人大都周流三教，取其所需。雖然整個唐代的宗教信仰仍以佛教略佔優勢，但道教在唐代社會一直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種時代風氣的影響下，以“儒家子”自居的白居易受到道教的深刻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以禮佛出名，其實他同時也是道教信徒。白居易在詩中說：“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 1988 年版)白居易與同時代士人一樣，服餌煉丹、求仙訪道，佛、道的修養形成了白居易獨特的人生思考和行為方式。白居易的人生觀實際上是受到了道教的影響，並把道教教義身體力行地運用在現實人生中，他的詩歌中也處處洋溢著道教情懷。
一、“貴生”的人生觀念
道教貴生重生，看重個體生命的價值，相信人透過修煉可以像神仙一樣自在逍遙和長生。在道教思想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的《太平經》說：“人命至重，不可須臾。”東晉神仙家葛洪明確地肯定生命的意義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抱朴子·內篇·勤求》)司馬承也說“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坐忘序》)“道教信仰的核心是對生命的肯定和對永生的追求。”(孫昌武《道教與唐代文學》)所以道教從根本上肯定了現實人生，形成了珍視生命的“貴生”人生哲學。
在白居易的詩歌中，明顯可見作者對衰老、疾病、死亡的關注，他極其敏感於自己生命的流逝，“白髮”、“病”、“老”、“死”等字眼在白居易的詩歌中出現頻率很高，例如以“病”為題的詩歌，如“臥病”、“詠病”、“病中”、“疾”等。經統計，白居易詩歌中“病”字出現竟然多達 400 多處，數量之大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也是罕見的。白居易本來身體欠佳，所以他極其關注身體上的細微變化。白居易又有著比一般人更強烈的生命意識，故而他比其他健康人更痛楚地感受到疾病對於生命的威脅，屢屢在詩中吟詠自己的衰老與疾病，如“老辭遊冶尋花伴，病別荒狂舊酒徒。更恐五年三歲後，些些談笑亦應無?”(《衰病》)“眼漸昏昏耳漸聾，滿頭霜雪半身風。”(《老病幽獨偶吟所懷》) “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夜寢與朝餐，其間味亦薄。”(《自覺二首》)不管是哀嘆感傷還是故作曠達，其深層心理都是對於生命的珍視和對於死亡的無奈與恐懼，都充分體現了白居易的“貴生”思想。
另外，白居易的“重人貴生”思想還體現在對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女性命運的關注上。與同時代的詩人相比，女性題材在白居易的作品中佔有相當大的數量。白居易筆下的女性形象涉及社會的各個角落，舉凡失寵的妃子、艱辛的貧女、遭的宮女、失意的伎人，都被他一一描繪，用以揭露女性命運的不公，批判社會的不合理現象。如《長恨歌》中對於楊貴妃與唐明皇愛情不由自主的歌詠與讚美;《上陽白髮人》、《後宮詞》、《陵園妾》對於禁宮中的宮女的悲慘命運的大聲疾呼;還有《代賣薪女贈諸妓》對底層勞動婦女的苦痛的同情，無不傾注了作者深沉的情感，他感嘆“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簡簡吟》)從白詩中看，白居易的女性觀與道教的思想也有不謀而合之處。道教繼承老子的貴柔守雌思想，其“貴生”思想也包括“愛陰”、“護陰”的內容，尤其關注女性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力。《太平經》主張要使女性找到各自的夫家，自食其力，不要讓她們被休棄回家而使父母愁苦，還認為人皆具有使生命延續的本能，若不從事傳宗接代的任務，對天地來說是一件凶事，“不敢復傳類，不而復相生成，故兇也”。
道教的“貴生”思想還體現在對一切生命的尊重。“凡萬物生自有神”，道教教義認為世界上一切生命都受命於天，都有求生的本能和成仙的可能。人類作為萬物之一，也應該尊重多樣的生物，保障它們的生命權，不可隨意殺哪怕是不起眼的小生物，所以要“慎無燒山破石，延及草木”、“無取幼稚給人食者。”(《太平經》)白居易的“貴生”思想也是推己及人，直至世間萬物。白居易是一個敏感多情的詩人，他對世上一切美好的情事，山川樹木、花鳥魚蟲、清風明月、季節遷換都有著比旁人多的愛戀與珍惜之情。白居易慣騎的白馬死去，他“稠桑驛門外，吟罷涕雙垂”。(《有小白馬乘馭多時奉使東行至稠桑驛然而斃足可驚傷不能忌情題二十韻》)以至於黯然神傷，久久不能忘懷。
二、“樂生”的人生策略
佛教祈求來生的解脫，而道教對生命則積極追求，在“貴生”的基礎上，提出“樂生”的達觀態度，追求現世的快樂享受，追求個體生命自身的安全與長壽。《太平經》認為“樂生惡死”是天地之性賦予天下人共有的本性，是人的真實本質，其《樂生得天心法》章雲：“……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乃後可也。”將樂生提到與天地本性的地位。道教還把能夠活到最高的壽命作為修煉的目標。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說：“道教是以生存為樂，以生存的舒服為大樂，以舒服的永遠生存為極樂的。”既免除生老壽夭之苦，又安享塵世之樂，就是享受現世的快樂和生存的美好洽意，這就是道教的追求目標。
白居易接受了道教重視物質、享受的人生態度。而中唐的社會風氣本就“主生”、“主樂”。人們面對現實的苦難都儘可能追求長生，追求享樂;在社會風氣、宗教信仰和自身性格的共同鑄造下，白居易選擇了“中隱”的道路，保證自己在獲得物質方面享受的前提下，還能得到精神方面的滿足。特別是他晚年經濟狀況尤其優裕，他更是過著及時行樂的生活，極其重視物質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在白居易的詩中，經常渲染著日常生活的懶和肢體的舒適，如“空腹一盞粥，飢食有餘味。南簷半床日，暖臥因成睡。錦袍擁兩膝，竹几支雙臂。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閒居》)他注重生活環境的優美，對於旅遊、飲食、音樂、舞蹈都有著發自內心的喜愛。從白居易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精心營造自己居處的環境，“所至處必築居”(葛立方《韻語陽秋》)，在退居渭村時“構亭臺”，被貶江州時造“草堂”，卜居洛陽時興致勃勃地指揮手下“栽松滿後院，種柳蔭前”(《春葺新居》)，不管處境如何，他都儘可能使自己的.生活環境舒適和美觀。白居易還遊山玩水、交遊唱和、飲酒賦詩、彈琴繪畫，甚至興味盎然的指導家妓編排樂舞《霓裳羽衣曲》，他自稱“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不過;有圖書、歌舞者，不觀。”(《醉吟先生傳》)可以說他動用了一切手段來使自己的生活充滿快意樂趣，盡情地享受夜夜笙歌的世俗之樂，過著“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的歡樂生活。白居易積極享受人生的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道教的“樂生”理論。
三、自由超脫的人生境界
道教從道家與玄學中吸取了自由逍遙、放任無拘的精神追求，葛洪的《抱朴子·金丹卷》中說：“任意所欲，無所禁也。”《太平經》中還說：“夫道者各為其身，不為他人也。”所以道教更追求精神的放任自由與無拘無束，看破虛名浮利，凌傲王侯富貴，對現實支配法則持不屑和反抗的態度，主張返樸歸真、迴歸自然。當文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的時候都以此來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滿足，白居易也是如此。
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濟”，江州被貶後，宦情日減。到了晚年，白居易更是超脫於黨爭之外，留連於詩酒之中，棄功利慾望，白居易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中隱”理論，並且親自實踐。“中隱”既不是隱於山林的小隱，也有別於隱於朝市的大隱，而是以閒官、散官為隱。這樣既照顧到個人生計問題，又與仕途保持安全的距離，雖然不如真正的隱士那般清高脫俗，但是在內蘊上更符合平凡人的氣質。其根本上是將人生的價值關懷由出仕轉變為自適，投注到自我真實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求中，在平凡的生活中達到審美的提升。
《抱朴子·內篇》說神仙分為三個等級：“上士舉形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 道教中的“地仙”就是大多如閒雲野鶴般四處遊覽，借清幽山水讓精神獲得相對的恣放和自由。白居易被道教奉為“地仙”， 但是他對此有更深的理解。他說“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唯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苟免飢寒外，餘物盡浮雲。”(《初除戶曹喜而言志》)“身閒當富真天，官散無憂即地仙”(《池上即事》)只要是內心保持超脫名利的非功利人生的態度，那就是“地仙”了。白居易還經常進行自我心理調適，時時以通達的態度面對不如意，從中獲得一種精神的超越，保持知足常樂的心境。陳寅恪的《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係》指出：“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而且“白居易的‘知足’源自老子的‘知足不辱’。”筆者認為白居易隨緣自足的思想可能也受了禪宗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白居易的思想與道教知足守分、遂性自適的思想也不無干系。
不過，白居易對道教並不是完全服的，他也寫過懷疑道教神仙術、煉丹術的詩歌，如《新樂府·海漫漫》、《夢仙》、《對酒》、《罷藥》等。白居易一方面否定丹藥一方面又熱心嘗試煉丹服藥，這樣前後矛盾的行為也恰好反映了白居易宗教觀念的駁雜與其思想的複雜、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