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紅樓夢》的隱寫文人
揭秘《紅樓夢》隱寫文人的鐵證
《紅樓夢》問世之後，成為文人競相閱讀和研究的物件。對於《紅樓夢》的解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並形成“紅學”。“紅學”學派主體可分為索引派和考證派（自傳派或可稱家事派）。 《紅樓夢》並非自傳，但也非以下幾種觀點：與清宮有聯絡的貴族家事說；順治與董小宛的故事；康熙政治說；刺殺雍正說等。而是隱寫明清之際文人。
證據如下：
一、第一回明言 “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則書中女子是隱寫真人。士的一個意思指讀書人。而甄士隱本是一讀書人。
二、《紅樓夢》又言“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故曰“賈雨村”云云”。則賈雨村的話是是閨閣昭傳的鑰匙。賈雨村言當指第二回賈雨村對冷子興的話。其中“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一句情痴情種與逸士高人並稱。說明作者以情痴情種象徵逸士高人。
三、曹雪芹把女子與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詩相關聯是《紅樓夢》隱寫文人的鐵證。
《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
高蟾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東風怨未開。
高蟾此詩中以碧桃、紅杏象徵以功名為目標的文人。芙蓉象徵潔身自好的文人。碧桃、紅杏借帝王而揚名，芙蓉生不逢時，但並不改變自身，以求功名。總之碧桃、紅杏與芙蓉在高蟾詩中是指兩種型別的文人。
《紅樓夢》多處直接、間接把女子與高蟾詩之碧桃，紅杏，芙蓉聯絡在一起：
《紅樓夢十二曲——虛花悟》“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
李紈所居稻香村（浣葛山莊）“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十七回）。林黛玉居室瀟湘館“這個院子裡頭有沒有個桃杏樹”。六十三回“除了他（黛玉），別人不配做芙蓉”。六十三回探春所得籤“日邊紅杏倚雲栽”；四十回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
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一詩碧桃、紅杏、芙蓉寫文人這是曹雪芹必然所的，而《紅樓夢》把女子與高詩關聯，所以紅樓夢隱寫文人是必然的。
四、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暗示《紅樓夢》隱寫文人
木石前盟之木指柳，木石前盟即石柳之戀。石柳暗喻楊朱，這源於《孔雀東南飛》（見《<孔雀東南飛>主題創作時代作者》一文）。木石之盟表示對自我、人的尊重。金玉良緣：金鎖為財富的象徵，玉模擬秦始皇傳國寶璽，是權力的象徵。金玉之緣象徵對權力與財富的追求。
五、絳紗帳的引用和強調賈寶玉居室懸著紅綃帳。紅綃帳又名扶風帳，本為莊學思想家馬融居室或學堂之帳。
二十六回寫賈寶玉怡紅院內“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
好了歌“紅綃帳裡臥鴛鴦”。
七十八回耒文中“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
七十九回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一讀。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多情，黃土壟中，女兒薄命。’這一聯意思卻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熟濫些”。這裡“‘紅綃帳裡’未免熟濫些”是點睛之筆。說明耒文紅綃帳原型為扶風帳。
《後漢書．馬融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這是絳帳、絳紗帳的出處。後人命名當年馬融講學處為絳帳，即紀念此事。
“未免熟濫些”是指多篇詩、曲引用了絳帳，扶風帳。《孔雀東南飛》“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元代《同窗記.山伯千里期約》樓臺會“繡屏錦縟銷金帳”；元李好古《沙門島張生煮海》“似鴛鴦並宿在銷金帳”。尤其是明湯顯祖《牡丹亭》中多處言及扶風帳、絳紗。
《紅樓夢》借黛玉之口對紅綃帳的強調暗示用的是本意：莊學文人的居室，學堂。因此說明《紅樓夢》隱寫文人。
六、七十八回賈寶玉作《芙蓉女兒誄》和其前的話
七十八回“如今若學那世俗之奠禮，斷然不可；竟也還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汙行潦，蘋蘩蘊藻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則誄文輓詞也須另出己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填寫幾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須灑淚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慼。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於功名二字，尚古之風一洗皆盡，恐不合時宜，於功名有礙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稱讚，何必不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辯》、《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志痛，辭達意盡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於方寸之間哉。”
文中言耒文“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辯》、《枯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實典，或設譬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但《芙蓉女兒誄》文體與所列文目之文沒有關係，因此當為師其內在內容。而所列之文都是寫文人的，因此耒文實際是祭奠文人。因此《紅樓夢》隱寫寫文人。
《芙蓉女兒誄》文體擬寫《滕王閣序並詩》，只不過把七言律詩換做楚辭形式。而《滕王閣序並詩》本是文人感懷。說明《紅樓夢》隱寫寫文人。
《紅樓夢》又名《風月寶鑑》，風月在《西遊記》為清風明月。《紅樓夢》開頭擬寫《西遊記》，則對清風明月連稱瞭然於胸。所以說《紅樓夢》寫明清之際文人。
（楊軍康 原題：紅樓夢說 一 《紅樓夢》隱寫文人的鐵證）
耗資百萬揭秘《金瓶梅》作者
山東學者王夕河用了24年的時間，耗資近百萬元，深入考證《金瓶梅》中的方言文字，在新近出版的學術著作《<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中，將《金瓶梅》中的語言與山東方言進行了一一對照，從而將《金瓶梅》的方言界定在山東諸城一帶，並大膽推論出《金瓶梅》的作者為諸城人丁惟寧，為金瓶梅山東說增加了新的佐證。
5月12日，“王夕河《<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學術研討會”在山東省諸城一中召開。此次研討會主辦單位為山東省《金瓶梅》文化研究會和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學會。中國《金瓶梅》研究會副會長王平、理事杜貴晨、楊國玉等國內知名專家學者與會。《<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的作者王夕河在會上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表示，《金瓶梅》的故事發生在山東，而諸城又是其抄本的流傳地，因此《金瓶梅》的根基在山東，《金瓶梅》研究中的一系列未解之謎，也只有在山東才能找到答案。他從《金瓶梅》的版本、方言文字和作者三個方面進行了闡釋。
“詞話本是最接近作者文字原貌的最早版本”
《金瓶梅》的版本主要有兩個系統，一個是詞話本，一個是崇禎本，崇禎本系統中也包括張竹坡本等眾多版本。透過對詞話本和崇禎本文字的細緻對比，他以事實論證了詞話本是最接近作者文字原貌的最早版本。“詞話本的文字是原始的、真實可靠的，它儲存了作者最擅長使用的一系列古文字和山東方言，並且這些古文字和山東方音借字對錶現人物的性格特徵和突出主題都是非常重要的。”
“《金瓶梅》說的方言就在山東諸城一帶”
關於《金瓶梅》中的方言用字，他在《<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一書中對這些方言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對它的方言讀音和方言含義進行了詳細考證，從而將《金瓶梅》的方言界定在山東諸城一帶。書中有大量例子明顯地顯示出了諸城一帶的方言特點，如諸城人說“做飯”為“奏飯”，說“做什麼東西”為“奏什麼東西”，“做”字在《金瓶梅》中就用“走”這個方音借字來代替。再如書中常用的“谷都嘴”、“剌扒著腿”、“股嫩腿”、“缺著腿”、“幹營生”、“戳摸路兒”、“揚長而去”、“哄反著”、“狗搜著”、“霸攔”、“琽歌”、“浪擺”、“待死”等等，這些都是典型的諸城一帶方言。
“蘭陵笑笑生就是丁惟寧”
對《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的真實身份，王夕河從借音字的角度，查證“蘭陵”實是“蓮廬”(山東五蓮山)的借音字，而“蘭陵笑笑生”也就是“蓮廬修修身”或“蓮廬一書生”的意思，推論出丁惟寧1587年罷官後隱居九仙山、五蓮山寫就《金瓶梅》一書。
大約在2000年前後，學者張清吉就提出蘭陵笑笑生的真實身份，是明代的山東人丁惟寧。這一說法，對於金學學界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不少學者對此採取的是支援態度。
為求證這一推論，王夕河從《金瓶梅》中借音字和山東方言的通篇運用，書中人物與丁惟寧的關係，當朝人物與丁惟寧的關係，《金瓶梅》手稿擁有者與丁惟寧的關係，以及《金瓶梅》手稿出現及流傳地和時間與丁惟寧的關係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考證，得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諸城人丁惟寧的結論。
巧合的是，距丁惟寧隱居地不遠也有一“蘭陵峪”，丁氏後人對丁惟寧在此著書的情況口口相傳，流傳至今，這也是丁惟寧在九仙山、五蓮山著書的旁證之一。
梁任公的稿酬
事有“不足為外人道”者，亦有不可為外人道者。“不足為外人道”者，或因事情瑣屑，不足掛齒，或因“道”了“外人”不解，總之是不值。“不可為外人道”者則事涉保密，關乎隱私，要不就是私下的約定或交易。稿酬這東西似乎是沒什麼機密可言的，但也像別的事一樣，總有特事特辦的時候，這時候不能講公開透明。
《梁啟超年譜長編》裡有不少任公與商務印書館元老張元濟之間的書信往還，頗有些關乎稿酬的議價，有意思的是，有一信中張叮囑任公，對給高稿酬不可聲張：“前訂撰文之約，即自本月為始。弟等之意，仍以按月致送為宜，文興濃時，可以多做，反是則減少(千字二十元乞勿為人道及，播揚於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難應付)。”可知此前二人談好了稿酬標準，也就是每千字二十大洋。這在當時絕對是稿酬的最高標準。事在20世紀二十年代初，其時胡適、魯迅等都是最具號召力的作者，報章雜誌對他們都給予頭等的待遇，也不過千字五至六元(20世紀三十年代《申報自由談》給魯迅的是千字六元，《作家》某次以千字十元用稿，已屬特例)，青年作家作者每千字稿酬只有一兩元。難怪張要求對稿酬一事秘而不宣。
不僅報章雜誌的稿費，梁出書的版稅也是他人難望項背的。他的版稅是百分之四十，即以書價為準，售出一本書，四成的收入歸他。須知20世紀三十年代抽版稅很高的魯迅，通常所得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倘都按任公的標準，出版商縱使不是無利可圖，所得也甚微了。
但是怎麼可能“人人援例要求”呢？世上有幾個梁任公？梁任公的招牌是早早就創下的，當年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筆鋒常帶感情”的報章體風行天下，筆鋒所向，當者披靡，以對讀者的號召力而論，無人能出其右。新文化運動之後，梁的影響已不能與先前相比，胡適、魯迅等是更領風騷的人物，不過他餘威仍在。而且他是長一輩的人，合當受到更高的禮遇，小字輩誰會與他攀比？至於同輩的人，或聲望不及，或不能如他一般仍著述不輟且樂於活躍在報章雜誌上(比如章太炎)。
事實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縱使梁啟超自己緘口不言，一點不外傳也是不可能的。商務等敢於給梁開出超高的價碼，恐怕還是因為不可能有什麼人要求援任公之例的緣故。餘斌
《紅樓夢》
《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鉅著，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時代的悲劇、文化的悲劇、人生的悲劇融為一爐，顯示出小說內容的博大精深和主題思想的多元意蘊。具體說來，《紅樓夢》的悲劇意識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愛情悲劇和婚姻悲劇。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及他和薛寶釵的婚姻悲劇，是《紅樓夢》的情節主線，也是作品的靈魂，以至作者稱小說為“悲金悼玉的《紅樓夢》”。寶黛愛情是一種經過長期共同生活的相互瞭解，建立在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礎上的新型愛情，正包含了強烈的反對封建禮教和習俗，追求個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民主性精華，因此木石前盟的悲劇是雙重的悲劇，是腐朽的傳統禮法所不能容許的愛情的悲劇和專橫的封建勢力所不能容許的叛逆者的悲劇。相比而言，金玉良緣更合乎賈府的家族利益，更合乎封建家長改造寶玉的意願，“德言工容”俱佳的寶釵理所當然地成為寶二奶奶的理想人選，象徵著知己知心的木石前盟被象徵著富貴結合的金玉良緣所取代。但寶玉的懸崖撒手，使得寶釵在得到有名分而無實質的婚姻之後不久就變為棄婦，她同樣不是勝利者卻反而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殉葬品，無疑也是一場悲劇。
二、女子悲劇。作者在書中虛構了一個與汙濁現實有所疏離的大觀園，它實際上是與“鬚眉濁物”相對立的眾女兒的精神樂園與理想世界，但發生繡春囊事件之後，大觀園也迅速走向毀滅。生活於此的女兒們儘管出身地位各有差異，性格品德和思想意識也不一致，但她們都充溢著青春之美和生命之光。作品形象地展示出這些“異樣女子”在各自不同的遭際中被摧殘、被扭曲、被蹂躪、被吞噬的悲劇命運，以及殊途同歸於“薄命司”的苦難歷程，無論貴者賤者強者弱者叛逆者衛道者，她們處於封建末世的男權社會，都無力把握自己的命運，最後都無可挽回地一起走向“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終極歸宿。大觀園的女兒悲劇是青春、美、愛和一切有價值的生命被毀滅的悲劇，這表明這個社會的腐爛和不合理已經到了被整體否定的程度了。
三、家族悲劇和社會悲劇。《紅樓夢》以賈府的衰落過程作為一條重要的副線，貫穿起史、王、薛等各大家族的沒落，描繪了上至皇宮、下至鄉村的廣闊歷史畫面，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從而客觀上顯示了封建社會必然走向沒落的歷史趨勢。榮寧二府功名奕世、赫赫揚揚歷經百年，卻由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走向“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之衰，表演了一出“樹倒猢猻散”的家族悲劇。小說揭示出這一家族必然崩潰的深刻原因：物質生活上窮奢極侈，導致坐吃山空；精神生活上腐化墮落，導致後繼無人；家族內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再加上安富尊榮者多，運籌謀劃者少，即使沒有抄家之類的外來衝擊，它也難以維持下去。賈府的由盛而衰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義，實際上就是它所寄生的封建社會的縮影，因此《紅樓夢》又是一出巨大的社會悲劇。生於康乾盛世的曹雪芹，能透過表面的繁榮，看到封建末世不可逆轉的衰亡之勢，反映了他對時代脈搏的深切感受。
四、人生悲劇。賈寶玉是《紅樓夢》中的核心人物，最引人注目之處是他突出的叛逆性格，以及他身上透露出來的追求民主和個性解放的反封建意識和人道主義思想。他生長在功名富貴之家，卻極為鄙視功名富貴。他生活在科舉是正途出身的時代，卻極端鄙棄科舉制度。他處在封建倫理觀念鞏固等級制度森嚴的環境裡，卻痛斥八股文為“餌名釣祿”的工具，譏諷“文死諫，武死戰”的所謂忠臣，也不過是沽名釣譽之輩。因此，在正統者和衛道者眼中，他自然是不折不扣的“似傻如狂”的“混世魔王”。他身為大觀園裡的“金鳳凰”，從小在女兒國中長大，他不但對眾女兒不加以輕視和玩弄，反而格外同情和尊重，以至於為她們“愛博而心勞”。其“水泥骨肉論”更是對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的公開挑戰，是對封建禮教的一個有力衝擊，這種態度實際上反映了他對現實社會的否定。他雖然與封建秩序格格不入，但又對周圍環境無可奈何，他雖然滿懷希望尋求新的出路，但又無路可走，所以他的人生備感痛苦、困惑。當他目睹了發生在身邊的一幕幕醜劇和悲劇後，對人生和塵世有了更多的獨特感悟，產生了濃厚的失落感和幻滅情緒，出家就成為他唯一的歸宿，正如魯迅所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說不盡的《紅樓夢》 不表英雄話常人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永恆話題。西方有“說不盡的莎士比亞”的說法，據說原是歌德的話。在中國，《紅樓夢》也是說不盡的，已經說了二百多年，今後還要說下去。中國古典小說有所謂“四大名著”，實際上這4部著作的成書過程以及在型別和內涵上，均存在很大差異，價值也不相等，應該辨明。準確地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是經幾個朝代、許許多多人的集體創作，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只是最後完成者。《紅樓夢》則完全不同，它一無依傍，完全是平地起高樓，是曹雪芹一個人的、獨出心裁的天才創作。魯迅先生說過：“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據我思考，《紅樓夢》至少有如下3個方面的大突破。
第一，由追求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到描繪真實生活情態的突破。《三國演義》大到“赤壁鏖兵”，寫得大開大合；小到“蔣幹盜書”，寫得綿密入微。《水滸傳》大到“三打祝家莊”，寫得機關迭出；小到“宋江殺惜”，寫得曲折有致。《西遊記》寫妖魔鬼怪，磨難百出，吸引著任何年齡的讀者。人們讀這些小說，無不被其故事情節所吸引，為“欲知後事如何”而廢寢忘食。
在《紅樓夢》裡，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這裡沒有什麼曲折離奇的情節，大如“秦可卿出喪”、“賈元妃省親”之類，小如“良宵花解語”、“靜日玉生香”之類，生活是什麼樣就寫成什麼樣，恰如作者說的“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完全以生活的本然情趣取勝。
第二，由彰顯社會倫理教化，到展示人的天然性情的突破。中國傳統文化從其形成伊始，就是倫理政治型文化，因此道德教化無所不在。以《三國演義》來說，劉備的“仁”，關羽的“義”，趙雲的“勇”，孔明的“智”等等，都在為社會樹立“典型”；甚至曹操的“奸詐”，周瑜的“褊狹”，劉禪的“懦弱”等，也都有“反面教員”的意味。
《紅樓夢》則正如空空道人所說，“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這些異樣女子即是大觀園群芳，她們或貴或賤，或剛或柔，或傲或謙，或敏或訥，都稟性善良，天真爛漫，整日簪花鬥草，吟詩作賦，對即將到來的家族敗落的厄運毫無覺察，保持著人的生活的“原生態”。
第三，由演繹型別化模式，到塑造個性化典型的突破。《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敘述的是英雄傳奇故事，著意刻畫的是橫空出世的傳奇英雄。如關羽是忠義的化身，不能有任何錯誤和缺陷，“漢封侯，宋封王，清封大帝”，是和“文聖”孔子並列的“武聖”，無比崇高。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借東風”之類的情節已經使他成為呼風喚雨的神人，讀者對他須仰視才可見。武松、魯達都是除暴安良的非同小可的英雄，幾乎完美無缺，和普通人有距離，因而可敬而不可親。美猴王上天入地，除妖滅怪，威風凜凜一路殺往西天，當然更是英雄。
相反，讀《紅樓夢》時，我們就像回到現實世界。養尊處優的史老太君自然高貴，但寬容和善，喜歡劉姥姥，和這個農村窮老太婆很談得來，並不相距十萬八千里。王熙鳳這個桀驁不馴、有權有勢、令榮寧二府下人望而生畏的年輕貴婦，我們似乎也不陌生，彷彿在哪裡見過。釵、黛、湘等貴族小姐自然有身份，但個個性情鮮明，在讀者眼中仍是常人。至於像焦大那樣喝大酒、吹大牛，以當奴才驕人的下等人，在生活中隨便都可找出來，令人可喜的是曹雪芹把著墨不多的他都寫得那麼活靈活現。正如魯迅所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的“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評價，是對《紅樓夢》為中國小說創作開創之新局面的準確肯定。
《紅樓夢》敘述的是中國社會的真故事，刻畫的是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物。鳳姐、寶釵一流的人物，在我們日常生活裡是可以遇見的，但趙雲、武松一類的典型在普通生活中到哪裡去找？
《紅樓夢》的最動人之處就在於這些日常人物的遭際和命運。作曲家王立平在為87版《紅樓夢》電視連續劇譜寫完《葬花詞》的曲子後，感慨深沉地說：“一首《葬花詞》就是一首《天問》。”我忝列這一版電視劇的編劇之一，當即接上說：“豈止是《葬花詞》，整個一部《紅樓夢》都是《天問》，是一部關於人的命運的《天問》！”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回裡空空道人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塊大石上，從頭到尾讀完《石頭記》，發現“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竊以為這裡大有深意。空空道人和石頭對話時又提出：“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耶？若雲無朝代年紀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緻，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
作者有意隱去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因為書中蘊含的主旨和審美物件，即“事體情理”，無代無之，無地無之，超越時間，也超越空間，是永恆的存在。這個主旨不容易領會到，所以作者才有“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的喟嘆。《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是不會有這樣的擔心的。《三國演義》開頭有“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的感慨，同類的感喟在歷代詠史詩中並不少見，詞雖然精彩，但不算新鮮。
曹雪芹的擔心並不多餘，現在還有某些所謂“揭秘”式的《紅樓》研究，不但要限定其時空，還有把它限定在某些人或某些事上，那實在是對《紅樓夢》藝術生命的扼殺。
《一人一個紅樓夢》：把重心放回《紅樓夢》
在新版電視劇《紅樓夢》因劇情、演員等問題成為爭論焦點時，大型人物系列紀錄片《一人一個紅樓夢》卻以自己獨特的視角、深刻的思考和寬廣的外延讓很多人重新把關注的重心放回到《紅樓夢》這部作品本身上。
《紅樓夢》是一部經典文學名著， 古今中外幾代人熟讀它、熱愛它。《紅樓夢》成為一種文化，它的根基隨著時間的流逝一直在民間慢慢延伸。《一人一個紅樓夢》把目光對準了這些散落在民間的紅樓痴夢人，是一次從民間視角對“紅樓”文化的解讀，而不再是紅學家們眼中的紅樓夢。“一人一個紅樓夢”，相同的一部作品，卻因不同的人讀出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已經播出的這部電視系列片中，幾位不同行業、不同年齡的“紅樓迷”展示出的不同的人生觀，令人詫異。
本身就是一個傳奇的、年紀最大的“黛玉”陳愛蓮，一直夢想給曹雪芹西山故事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曹雪芹紀念館館長李明新，在婚禮上裝扮成黛玉模樣的紅樓學者曹立波，著名學者、大觀園的籌建人黃宗漢，來自韓國從未想過能與《紅樓夢》發生聯絡的造型師李嘉子，擔任了20年大觀園導遊的馬雪麗……《紅樓夢》豐富了他們的人生，也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但它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於內容的豐富，而在於它對人的命運、人生意義的描述。一本書能夠如此吸引人、改變人，讓如此多的人不惜放棄生活中的很多東西終其一生關注它，這正是《紅樓夢》能夠成為經典的原因。
這部60集的大型人物系列片講述了60個“紅樓”痴夢人對《紅樓夢》的熱愛、他們與《紅樓夢》之間的傳奇故事、他們與《紅樓夢》的不解情緣。這60位主人公來自社會的各個領域，他們的特殊經歷把這部系列片構築成一個立體的透視“紅樓文化”在華人世界所產生深刻影響的舞臺，從而展現出當代人對《紅樓夢》這一曠世鉅著的摯愛與珍惜，同時也帶動更多觀眾對經典文化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