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作品師說
《師說》論證了教師的職能，作用和從師而學的必要性，批判了士大夫恥學於師的不良風氣和影響，從而闡明瞭從師而問的道理。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就始終不能解開。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來就比我早，我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出生在我之後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從他，拜他為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小呢?因此，無論高低貴賤，無論年長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要人沒有疑惑也難了!古代的聖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要跟從老師請教(他，焉為代詞);現在的一般人，他們才智不及聖人也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聖人更加聖明，愚人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成為愚人，大概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吧? 愛自己的孩子，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於他自己，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兒童的老師，教他讀書，學習書中的文句的停頓，並不是我所說的傳授道理，解答疑難問題的老師。不知句子停頓要問老師，有疑惑不能解決卻不願問老師;小的方面學習了大的卻丟了。我沒有看到他的明達。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一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們。問他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當做老師，就足以感到恥辱;把官大的人當做老師，就被認為近於諂媚。”哎!求師的風尚難以恢復由此可以知道了!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這些人了，這真是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所以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學問和技藝上各有各的專門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歲，喜歡古文，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沒有被時代的風氣所影響，向我學習。我讚賞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寫《師說》送給他。
拓展閱讀：《師說》賞析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閒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範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於唐德宗統治的後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於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複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並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於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後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後，仕途不通，到洛陽閒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後，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後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後一段，宣告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藉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覆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裡，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於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並不是什麼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於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後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於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於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於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聖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裡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係的存在，最後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係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係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後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佈，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後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後。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複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後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後，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麼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於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