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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語文杜甫《蜀相》賞析

高中語文杜甫《蜀相》賞析

  《蜀相》是杜甫在成都遊武侯祠之後寫的,寫作時間大約是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短短的八句當中,有敘事,有寫景,有議論,有抒情,筆墨淋漓,感情深摯,充分體現了杜詩“沉鬱頓挫”的風格。

  遊成都武侯祠,卻為什麼要題作《蜀相》?寫蜀相的“兩朝開濟”,為什麼要先提到劉備的“三顧茅廬”?

  古人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我們不妨尋蹤覓跡,來探尋一下“詩聖”的心跡。

  為什麼要題作《蜀相》?

  一種解釋是:因為詩的主旨是歌頌諸葛亮的才智和功業,同時惋惜他的壯志未酬(見人教版《教師用書》)。這似乎有些道理。但遊記也可以涉及到有關的人物,遊武侯祠歌頌諸葛亮的才智和功業,也是順理成章,這種解釋當然有些牽強。所以,這其中,應該還有些其他原因。

  大唐自“貞觀之治”,中間經過高宗、武后朝,至玄宗當政迎來了“開元盛世”,人口至“安史之亂”前增至五千餘萬,國力空前強盛。但是,隨著玄宗的老邁,李林甫、楊國忠兩位奸相先後把持朝政,將一個好端端的“開元盛世”葬送了。隨著安祿山起兵,各種矛盾突然如決堤洩洪,奔湧狂突,形勢急轉直下。兵連禍結,哀鴻遍野。杜甫舍妻棄子,親歷了戰亂,其間耳聞目睹了國家的動盪、人民的痛苦,能不憂心如焚嗎?痛定思痛,他對治國賢相倍加思念,渴望能有一位諸葛亮式的人物橫空出世,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救黎民於水火。於是,在成都剛剛安定下來,他就尋來了: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首聯寫專程尋訪武侯祠,這是“起”。開篇一問一答,一個“尋”字,迫不及待之情畢現。而“柏森森”三字,一言祠堂清冷寂寞,一言諸葛亮沒世已久。五百多年過去了,諸葛武侯已經託體山阿,到哪裡去找這能安邦定國的奇才大賢呢?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頷聯直承上文,寫祠堂內的春色,這是“承”。杜甫參謁武侯祠,一不寫殿宇,二不寫塑像,卻寫什麼碧草和黃鸝,雖然一植物一動物,一碧一黃,一靜一動,一視覺一聽覺,對仗極是工穩,但這未免有些偏題——撿芝麻漏西瓜了。前四句,以一半的篇幅,寫老柏,寫碧草,寫黃鸝,是何道理?

  我們不妨臆測一下:

  老柏森森,終歲不凋,成為武侯祠的忠實守望者;碧草無情,年年逐春風而綠;黃鸝無心,日日隱深林而自得其樂。它們寄身在武侯祠,知道武侯何許人也?一個綠得滿階滿院,一個唱得婉轉悠揚。但這些在滿腹心事的少陵野老眼裡,都是些無知無心的東西。只有我杜甫才可以和武侯談一談。“千秋萬代名,寂寞身後事”老杜也是知道的。但武侯祠的荒涼、落寞還是令他驚心。

  諸葛亮不但忠心耿耿,而且多智多謀,未出茅廬已定天下三分,聯吳拒曹,入川建國,之後,把個蜀國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是,只有賢相,就能成就大業嗎?想那諸葛亮,結廬於隆中,躬耕於壟畝,是誰三顧草廬之中,請他出山?諸葛亮當時不過二十餘歲的小青年,白面書生,乳臭未乾,是誰力排眾議,給他施展才能的空間?又是誰,給了他無限信任,使他敢於盡心竭力?歷代歷朝,缺過能臣良將嗎?正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玄宗一朝可謂人才濟濟,但一個李林甫,口蜜腹劍,取得玄宗信任後,弄權使詐,閉塞言路,同時的張九齡、裴耀卿、李適之等皆被他排擠罷相。從而使得玄宗與賢臣阻隔,其後楊氏姐妹,權傾朝野,楊國忠胡作非為,搞得天昏地暗。縱使諸葛亮再世,又能有何作為呢?所以杜甫接下來說: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頸聯推開一層,寫對諸葛武侯評價,這是“轉”。一般認為上句看起來是說劉備,其實是從側面烘托諸葛亮的才智和抱負。(見人教版《教師用書》)。但筆者認為,杜甫的意思是:必先有君王的“三顧頻煩”,後才能有老臣的“兩朝開濟”。這種觀點的背後,流露出一絲委屈和對肅宗的失望。

  想當初,杜甫捨身棄家,追隨肅宗,可謂忠矣。杜甫至鳳翔後,於至德二載(757)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拜為左拾遺。對肅宗感激涕零,立志要庶竭駑鈍,盡忠報國。但不久就因為上疏救房琯,深深地惹惱了肅宗。當年閏八月初一日,杜甫便被放還鄜州省家。此後便被肅宗逐漸冷淡,可謂報國無門矣。而當時的一些賢才,又有多少機會?所以杜甫來到武侯祠,一則以哭,一則以告。諸葛大名垂宇宙,固然與才高智廣有很大關係,但與其他人相比,得遇先主,士能為知己者死,又何其幸也!!

  肅宗對杜甫有知遇之恩,而且君為臣綱,杜甫當然只能喻之於心,而不能宣之於口。但,有些東西是掩飾不住的,特別是在他倍加推崇的武侯祠前。

  肅宗啊,你能體諒一位老臣的拳拳之心嗎?

  直到大曆三年(768),杜甫已五十六歲,還在《江漢》中哀怨地吟道: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真是痴心不改啊!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尾聯收束全詩,寫對諸葛武侯的悼念,這是“合”。

  以諸葛之偉才,得先主託孤之重,後主言聽計從,本可以一統河山,建千秋偉業。無奈天不從人願,諸葛亮正當盛年之時,即在五丈原病逝軍中,苦心經營的興復大業也付之東流。確實讓人痛惜不已。但杜甫此刻的淚滿襟,卻又多了一層含義:大唐多難,賢相何在?縱有賢相,聖主何在?這淚水背後,千言萬語,能向誰訴?這淚水,不灑在武侯祠,又能灑落在何處呢?

  《蜀相》一詩,前四句由思人而謁祠,後四句由謁祠而及人。第五句寫先主,第六句寫諸葛,第七句寫出師未捷,第八句寫淚滿襟。正是因先主三顧,而為蜀相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臺。由蜀相的出師未捷引出杜甫的淚滿襟,環環相扣,思路清晰,正與前四句相呼應。祠長存而人已逝,怎不令人唏噓?而此時淚滿襟的杜甫,卻有千言萬語,永遠無法對人說出。長安十年“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悲辛;肅宗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上疏救房琯時的滿腔忠誠;肅宗“荃不察餘之衷情兮”的冷酷決絕;朝廷的危機四伏和自己的報國無門……都化作汩汩的淚,灑啊,灑啊。

  國難當頭,人心動搖,亂世“思”英雄,亂世“思”良相。杜甫對國家的憂患,對時局的牽掛,是那麼深切。而由於自己的親身感受,他痛切地認識到:只有良相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那個以皇帝為中心的高度集權的體制下,良相離開了明君的信任、支援,毫無作為。這正是“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呼告,正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杜甫在武侯祠的哭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