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苦雨齋
1924年，書齋中的周作人信筆寫了《故鄉的野菜》，在他，是“草木蟲魚”系列的先聲，亦暗潛其懷鄉之意(雖文中偏說“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這一篇後來流傳頗廣，許多人都知曉。1992年，汪曾祺作了一同題文章，記述自己家鄉的野菜之情狀(周為浙江紹興人，汪為江蘇高郵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於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齋的影響不在少數，及至晚年，他拿來苦雨齋之同題作文，是一種致敬，抑或未明言的遊戲式的“比賽”，我們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猜測，但從中透出的文脈之綿延與變數，卻是頗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學趣味受廢名、沈從文的浸染，眾所周知矣，而文化趣味或更多來自於周作人、俞平伯一脈。從前後兩篇《故鄉的野菜》中可看出，他們對世態人情、民俗謠曲、野史雜記興味濃厚，多所點染。周作人引浙東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汪曾祺回憶兒時聽到的叫賣聲，“賣枸杞頭來!”又引家鄉歇後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周作人徵引《西湖遊覽志》、《清嘉錄》中關於薺菜花的記載，汪曾祺徵引《以蓴姜法魚糟蟹寄子》中的蓴菜記錄、《野菜譜》中各種野菜的記錄。不過，亦是有相異之處的，周作人信手拈來日本將黃花麥果稱為“御形”，摘出《俳句大辭典》中描寫紫雲英的語句，汪曾祺筆下未出現域外的記載。其中緣由，苦雨齋精通希臘語、日語、英語等多國語，對其文化之熟稔更是到了令人驚異的程度，遊刃有餘自不待言;汪曾祺自己亦遺憾未學通別種語言(他在西南聯大是個散漫的學生)，難引他國文化與本土比較類通。
周作人寫小品文，學術味道極濃，因其本質為思想家、學問家、愛智者(另有一稱謂似可借來，雖是其稱呼他人的：“好事家(Dilettante)”，“他愛藝術品，愛歷史遺物，民間工藝，以及玩具之類，或自然物如木葉貝殼亦無不愛”)，其學識由散文的形式表現而已(後來模仿苦雨齋者眾，得其形或有之，追其神韻難矣哉，即在這根底的大差異);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歷練不及苦雨齋遠甚，但其特出之處在於文字的靈動鮮活，多小說的筆法，畢竟他本是小說家(汪的許多小說、散文的界線模糊，因為他不認為兩種文體必須涇渭分明)，為隨筆這種文體注入了別緻的氣韻。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清淡的(於澀味的追求亦是其文字的要義)，即使寫野菜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無改其氣質，如“日本稱為‘御形’，與薺菜同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而汪曾祺的描寫，如“枸杞頭帶著雨水，女孩子的聲音也帶著雨水。枸杞頭不值什麼錢，也從不用秤約，給幾個錢，她們就能把整籃子倒給你。女孩子也不把這當做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語調溫婉，且極具畫面感，如見聲貌，有敘事記人的特點，這是與苦雨齋的區別。周作人倒是寫過敘事體的《初戀》，大約是其最近似小說的篇什，調子很靜，非靈動，是那種低眉的沉靜，或有熱情，但已被表層的淡然遮掩住了。周作人的性情與藝術氣質是散文式的，他曾談過對小說的看法，“老實說，我是不大愛小說的，或者因為是不懂所以不愛，也未可知。我讀小說大抵是當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說的，隨筆風的小說，我倒頗覺得有意思，其有結構有波瀾的，彷彿是依照著美國板的小說作法而做出來的東西，反有些不耐煩看，似乎是安排下的西洋景來等我們去做呆鳥，看了歡喜得出神。”
汪曾祺寫小說，寫散文，亦有不少文論文字(輯為《晚翠文談》)，於自己的師承及所受影響多有談論。如外國的契訶夫、阿左林(又譯阿索林)，中國古代的歸有光，現代的魯迅、沈從文、廢名，這些說法自然是不錯的，或明或暗的影響我們稍加註意的確可感受到。不過，他極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師承方面似避免談及，只在評論他人的文章裡言及苦雨齋(如給廢名小說選集寫的序《萬壽宮丁丁響》裡，比較詳細地說起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我想，這多半可歸結為時代與政治原因，1949之後的頭三十年，周顯然是一個禁忌，雖上層於其生活及寫作方面網開一面、給予出路，但大家在公共領域是有意避之的(其出版書籍亦須換個署名，如周遐壽、周啟明等)，而八〇年代之後，對周的著作出版及評價雖在逐步“解凍”，但爭議仍紛存在，現實的與心理的阻力還是很大的。汪曾祺可能很早就讀過苦雨齋的書，且年紀及長，文化領域的趣味與之愈加接近，影響想來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自己的文章中極少談及，時代的因素橫亙其間。《萬壽宮丁丁響》寫於1996年，其時的文化環境已算是寬鬆，所以多引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言語，且多做肯定，不知是不是一種委婉的表示(汪曾祺一向主張不因人廢言，比如書法，他很喜歡京的字，認為比蘇東坡、黃山谷的都好)。自然，寫《故鄉的野菜》同題文章，其方式更為直截了當，將在文論中從未提及的師承，以直接的創作展示出來。
論學問，汪曾祺遠不及周作人，當然他也從未想在學問上追前輩。周作人對希臘學、日本文化、兒童研究、婦女研究、性文化研究、民俗研究都有開拓之功，博覽群書(張中行回憶，“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裡，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麼程度，詳說確說，他以外的人做不到”)，專門的學問功底有目共睹，影響不僅在當時，於後世亦延綿不絕;汪曾祺讀書以量而言，不算太多，面上是廣的，乃作家式的讀書，也就是讀雜書(“我主張抓到什麼就讀什麼，讀得下去就一連氣讀一陣，讀不下去就拋在一邊”)，其偏好性明顯，如方誌、遊記，讀書論、畫論，關於節令風物民俗、草木蟲魚的書，還有《夢溪筆談》、《容齋隨筆》，甚至《宋提刑洗冤錄》，都是他的喜好。在讀雜書一點上，兩人是共通的，不過苦雨齋學問更為廣博，其思想亦更為渾厚。如果說苦雨齋是愛智者，從“十字街頭的塔”中慢慢退居書齋，汪曾祺可說是“愛美者”，這個“美”是對自然與人性的審美，有人間世的煙火氣。置諸文章寫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齋之深，但其特出之處是文學趣味的加入，合那些相容幷蓄的學問雜拌兒，倒創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來。比如他寫馬齒莧，除考證莧的分類外，還有這樣的描寫，“馬齒莧開花，花瓣如一小。我們有時捉了一個啞巴知了，——知了是應該會叫的，捉住一個啞巴，多麼掃興!於是摘了兩個馬齒莧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馬齒莧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適，一撒手，這知了就拼命往高處飛，一直飛到看不見”。這是閒筆，而好看亦好看在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