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詩經》學和歐陽修研究開拓新局面
《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陳戰峰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79.00元
在宋代《詩經》學史上，歐陽修《詩本義》地位僅次於朱熹《詩集傳》，對宋代及後世《詩經》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南宋學者樓鑰（1137～1213）曾論“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世之惑”，並認為“其後王文公（王安石）、蘇文定公（蘇轍）、伊川程先生（程頤）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參見清代朱尊彝《經義考》卷104）。《詩經》學發展至宋代，舊說不彰，新意日增，以己意論經者，歐陽修《詩本義》無疑堪為肇端。
由於歐陽修本人以文學名世、《詩本義》自身體例、《三經新義》與《詩集傳》廣泛流播等原因，至今《詩本義》研究仍顯不夠充分和系統。據筆者寓目所及，就近三十餘年研究情況看，海內外雖然出現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車行健《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兩本專著及個別專門論文，在某種程度上深化了對《詩本義》的研究，但是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依然寥若晨星。
西北大學陳戰峰博士長期從事宋代《詩經》學研究。早年著有《宋代〈詩經〉學與理學——關於〈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完稿於2005年）及諸篇宋代《詩經》學論文，今又出版了《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這一力作。此外，在梳理宋明版本的基礎上整理校箋《詩本義》。僅就兩本專著完稿時間而論，其跨度恰好十年。因此，《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後稱陳著）無疑是“十年磨一劍”的生輝之作，代表該研究領域的新水平，值得學界重視。通覽陳著，啟發良多。
一、方法：思想史與學術史、效果史相結合
在現代學術研究體系中，一般而言，思想史與學術史、效果史各具特點，關注問題也往往不同，但又存在著相互融合的視域。如著名思想史家張豈之先生所論，“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的學術史的內容，同樣在學術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的素材”（張豈之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序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頁），以融通或參照學術史、效果史作為研究方法和原則，有助於推進和深化思想史研究。作為思想史著述，陳著廣泛採用了該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結合，注重在《詩經》學史中揭示《詩本義》的思想特色和學術特點；另一方面，注重在《詩本義》闡釋史中揭示因不同歷史境遇而形成的理解效果和詮釋方法。
就前者而言，如作者所論“從漢宋《詩經》學轉變視角中確立評價《詩本義》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其價值不僅表現在繼承、整理、評判已有漢唐《詩經》學研究成果上，而且表現為為新的經解開闢道路，在解經的本末觀念和載道（道論）基礎上，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解經方法”（271頁）。事實上，陳著的揭示是十分充分的，無論是考察歐陽修經學觀念及其同調，“詩本末”觀念與王肅、王通的學術思想因緣；還是考察《詩本義》和三家《詩》的`學術淵源等，都無不試圖將思想考察融入學術史的脈絡中，在這種意義上，陳著是一部有機的“思想學術”著述。
就後者而言，則是在學術史、思想史融會的基礎上進行效果史研究。學術史、思想史面對的是歷史層面的敘述和重構，而效果史則深入揭示思想的核心和特質，這無疑符合伽達默爾所闡發的歷史或傳統不僅存在於過去，也是現時實現的效果歷史。作者試圖透過引入效果歷史觀強調理解及其主體始終存在於歷史程序中，重視《詩本義》在接受視域中的融合及其蘊涵的多維闡釋，嘗試撰寫了“《詩本義》效果史”一章，既有助於揭示兩宋及其後《詩本義》接受史狀況，又透過接受效果給予《詩本義》更為準確的價值定位。陳著始終將《詩本義》的接受史、效果史置於漢宋學術、今古文之爭等學術嬗變的過程中，尤其是闡述《詩本義》“獨特的解經觀念與載道論，承接中唐《春秋》新學‘本諸人情’‘橫斷禮義’的思想，將唐宋新經學思潮和古文復興運動融為一個整體，在生機勃勃的動態發展中呈現了《詩經》學合邏輯與合曆史的辯證統一”（270頁）。因此，陳著也是一部“思想效果”著述，展現了《詩本義》在歷史文化長河中發展的精彩畫卷。
二、考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注重考證是陳著另一個鮮明特徵。
陳戰峰博士長期從事歷史學、文獻學等方面研究，嫻熟樸學考證之法。如果說採取思想史與學術史、效果史相結合的方法傾向於宏觀佈局，那麼細緻的考證則傾向於微觀探察。概言之，其考證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即文獻方面的探賾索隱和思想方面的鉤深致遠。
首先，文獻方面的探賾索隱。這也是該書最為突出特徵之一，其詳密精審之處俯拾即是。諸如，關於《詩本義》定稿時間考，儘管學界已有嘉祐四年（己亥，1059）、熙寧三年（庚戌，1070）等歧說，且沿訛踵謬，彌失其真。作者一本於原始文獻的考辨，認為嘉祐四年說缺少“準確的依據，大多還只是一種猜測”（50頁），並認為學界“根據歐陽修《與顏直講（原注：長道）》，判斷《詩本義》最終定稿不晚於書信寫作時間，即熙寧三年（1070）”，“這是判斷《詩本義》成於熙寧四年的重要依據”（51頁）。在全面考察諸說及其成因的基礎上，作者提出“《詩本義》形成應是一個不斷修改完善的過程”（52頁）。陳著在博考的基礎上作出了精審判斷，認為熙寧四年（辛亥，1071）為《詩本義》最後成書時間。關於《詩本義》版本的考證，作者詳細梳理了學界已有的宋版和明版兩大系統，存疑糾誤，真知灼見也頻頻出現，如認為收錄張瓘跋的十六卷《毛詩本義》的明版系統“或經過明人的改易，但與宋版的瓜葛明顯，或可至晚溯源至南宋王應麟所見本子”（4頁）。
其次，思想方面的鉤深致遠。這方面是文獻考證的延伸。典型之處頗多，諸如考察《詩本義》與三家《詩》關係，在揭示歐陽修學履中受三家《詩》影響的基礎上，以《二南》詩解為例考察《詩本義》與三家《詩》、毛《詩》詩義的關係，旁引曲證，呈現歐陽修解《詩》的“己意”；再如考察《詩本義》與歐陽修目疾足病關係，立足於文獻，鉤稽歐陽修生平事蹟，輔以詩文，條分縷析，揭示其“屢屢主張要通其大旨（道），不能僅僅泥於文字，這些都對《詩本義》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64頁）。可見，作者在敘述中重視考證，不僅僅是為了歷時地呈現文字的真實性，更在於將歐陽修思想發展軌跡及其特點有效地呈現出來，讀起來令人信服，所發己說，亦度越前賢。
三、創新：綜括前賢，求其真義學術創新是學術成果的生命與價值所在。
作者深耕於宋代《詩經》學研究，不僅宏觀上對宋代《詩經》學研究現狀瞭然於胸，也對微觀的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現狀如數家珍。如其所論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較集中於《詩本義》的版本、“本義與可能”、解《詩》方法等諸多方面，而“比較薄弱的環節”是《詩本義》的歷時形成過程、與歐陽修詩文集的互證研究、與漢唐學術淵源、與《七經小傳》的關係、與三家《詩》的關係、影響或效果史研究、與《呂氏家塾讀詩記》的關係，等等。總體上看，這些概括乃是基於對《詩本義》研究的全面把握與深刻認識。因此，陳著能綜括前賢和本人以往的研究，擇善而從，擇闕而補，豁然自得，屢創新義，發前人所未發。據筆者寓目所及，作者關於《詩本義》與《呂氏家塾讀詩記》之關係的系統研究，這在目前學術界當屬首次。作者注重思想與文獻的結合，創造性地撰寫了多達九十餘頁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引“歐陽氏曰”與〈詩本義〉比較詳表》（見附錄三），詳細辨析文字之間的關係。正是在這種嚴謹厚實的文獻梳理辨析的基礎上，層層剝落，步步推進，跳出以往研究的窠臼，其論據客觀翔實，敘述清晰精煉，立論公允合理。再如對《詩本義》“本義”形成考察，揭示出“‘本義’應該以動態的形式不斷生成，‘本義’並不是固定僵化的”，“‘本義’的探尋最終還只是思想文化重構與創新的過程，經典研究的目的與宗旨是返本開新，而不僅僅是作為歷史的考古與回溯，這是彰顯經典闡釋文化生成魅力的關鍵”（82頁）。這一闡發不僅是作者對“本義”的創新理解，也是作者對經典闡釋方法的獨特心得。
綜觀陳著，無疑堪為當前歐陽修《詩本義》研究中推陳出新、創穫頗豐、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力作，為《詩經》學和歐陽修研究開拓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