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文化精神
柳宗元的《愚溪詩序》寫於柳被貶永州時期。此前，柳曾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運動的骨幹分子，做了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但宦官與貴族的勾結、鎮壓，使他的偉大抱負成為幻夢。革新運動只維繫了146天，柳被貶蠻荒之地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風景雄奇的永州山林在柳看來卻如囚籠，作者困於永州猶處牢獄（見《囚山賦》）。在人生重挫中的柳宗元是如何的心態，又如何用文章表現出呢？高中語文第三冊《愚溪詩序》是柳為其《八愚詩》寫的序（詩已亡佚），從中可窺一斑。
《愚溪詩序》通篇飽含濃烈的憤激不平，而此等憤慨並非一瀉千里，直抒胸臆，而是託物興辭，諷喻寄託，正話反說。“善鑑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的愚溪，在世人眼中卻百般不是（“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無以利世”），處荒郊野外，無人駐足，無人欣賞，與柳之遭遇何其相似。柳與溪同病相憐，感嘆溪之“莫利於世”“適類於予”，“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在自貶自嘲中，滿紙滲透出辛酸與憤慨。
這種以託物興辭方式曲折表達情感的還可以舉出很多，且大多發生在士大夫不得志受壓抑、排擠時，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中形成一種文化傳統。如屈原《離騷》用比興手法、香草美人為喻；辛棄疾寫詞大量用典和比興手法等，已是眾所周知；曹植在其兄曹丕稱帝后，倍受猜忌壓迫，常用比興寄託抒寫受壓抑的憤激不平，如他的《野田黃雀行》以黃雀陷羅網的無助比喻自己及親友的遭遇；阮籍《詠懷詩》往往以求仙訪道、香草美人為喻，隱晦含蓄，如“其二”寫“嘉樹”有盛有衰，“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暗含亂世將臨；賈島《劍客》一詩借劍客寶刀“霜刃未曾試”抒寫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悲哀；駱賓王《詠蟬》借蟬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寫環境的壓力與自己的不得意，呼喊出“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出現這種文化精神、文化傳統，也許與詩文的'含蓄美不無關聯，但其中也蘊含了複雜的歷史、文化原因：其一.封建專制。中國封建社會一向實行思想專制，只有少數幾個時期思想相對開放、自由，君主獨裁和政治高壓束縛著文人的寫情表意，而正直的知識分子難免受多種打擊，他們的不平之鳴便不可能噴薄而出、一吐為快，現實處境使他們深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詩經·小雅》），在這種狀況下，透過諷喻、寄託來隱晦曲折地表達胸中不平與痛苦，就不失為一種明智。其二.儒家溫和、克己的文化傳統。封建社會溫柔敦厚、溫良恭儉讓的文化意識、處世方式已深入士大夫之心，他們喜好“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喜歡“中庸”。在人生重創下，他們內心是波濤洶湧，筆端流淌的卻偏偏是從容“寧靜”的一池碧水，需讀者結合作者的身世經歷、一貫的思想等去細細品出個中滋味。
加之中國傳統文化素來不主張個體個性的張揚，而提倡剋制忍讓。其三.對未來的幻想。士大夫們深受儒家濟世安民思想的影響，內心都渴望能一展其才，建成功業，此時雖落難受打擊，但又存幻想，寄希望於君王有朝一日的寬容或悔悟，寄希望於將來的奇蹟，為文也就要為自己留些後路，不可把話說絕了，不可鋒芒太露。直抒胸臆與曲折致意是兩種表達風格、表情方法，我們不必非使之較個高低，由於諸多的歷史、文化原因，我國封建社會士大夫失意困窘之時喜好以物寄託、委婉曲折地表達思想情感，流傳的名篇很多，成為我國的一種文化精神、文化傳統，影響著後世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