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法律教育自我反省
導語：隨著法律教育的普及，作為新時代青年，更應該好好學習法律知識，並市場自我反思。接下來，就跟隨小編一起來看一篇法律教育反思論文吧！
一、大資料、大挑戰與法學教育思維轉換
現代社會已經步入了一個以大資料為特徵的充斥著普世計算與資訊爆炸的資訊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大資料已經將立體的現代社會置換為一個多元的資料社會。“資料化意味著我們把一切都透明化，甚至包括很多我們以前認為和資訊根本搭不上邊的事情”。譹訛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所生活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數據社會。最重要的是，大資料不僅對當下的社會生活造成衝擊，同時也在重新整理和改變著人們對事物的理解方式。在傳統研究正規化中，已經習慣將科學研究建立在隨機取樣、高精確度和因果關係的基石之上。隨著大資料的到來，這樣的思維正規化被質疑為資訊匱乏的無奈之舉。“分析與事物相關的所有資料，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資料樣本”“接受資料的紛繁複雜，而不再追求精確性”“不再探求難以捉摸的因果關係，轉而關注事物的相關關係”。譺訛隨著這些核心性變革所帶來的效應擴張，法學教育也迎來了新的挑戰。在政策層面，2014年4月，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第一期政法領導幹部專題培訓班講話中明確提及大資料在法律領域的運用問題；2015年9月《國務院關於印發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公佈。在實踐層面，隨著大資料在網際網路政法輿情分析、法治國情量化分析、法律資料庫分析、裁判文書網際網路化等領域的推廣運用，可以說，法律大資料時代已經悄然來臨。就法律教育而言，法律大資料的來臨勢必引發法學教育的連鎖性變革。大資料的核心是資料，大資料的思維是一種資料化的思維。以案例和判決書的網際網路化為例，藉助於科學的資料量化、嚴謹的資料治理、富有洞見的資料分析，資料化思維已經在法律實務界與學術界引起反應。面對大資料所引發的一系列變化，有學者認為，“大資料時代必然驅使法學走向計算法學”。譻訛誠然，理性地來看，大資料並非盡善盡美，確切地說，大資料更像是一把雙刃劍，有犀利的挑戰也蘊含著無窮機遇。雖然法律大資料格局還沒有得到普適的界定，但對於當下的法學教育來說，高瞻遠矚地進行思維正規化轉換，將網際網路思維和資料化思維貫徹到法學教育之中，是應對這一轉型挑戰的當務之急。
二、大資料格局下的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再思考
2013年，圍繞著法律人是否具有獨特思維這個問題，朱蘇力教授和孫少俠教授展開了一場辯論。拋開爭議本身，這場辯論之所以會在法學界引發激烈的參與討論，其背後折射出新時代新形勢下法律人才培養的目標如何定位的問題。伴隨著大資料所開啟的時代轉型，法律人才培養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更是成為了法學界所必須直面解決的問題。儘管我國法學教育基本是繼受西方而來的，但是伴隨著高校的擴招，中國的法學教育作為後起之秀，其發展可謂突飛猛進。從最初的“五院四系”，到各大院校競相創辦自己的法學院，法學教育可謂遍地開花。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高校設立法學院的約有700所，30年增長了100多倍。然而在這種繁榮表象背後，法律教育始終處於一個較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法科生就業率持續走低，法律專業就業步履維艱；另一方面是社會對合格法律人才的迫切需求，社會呼籲高校培育更多可以獨當一面的專業型法律人才。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既往那種注重學理灌輸和註釋體系的法教義學教育模式已經陷入了一種被動。一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法律知識的教條僵化認知、與司法現實的脫節以及處理法律實務能力的欠缺等種種詬病迫切要求實現對傳統法學教育的改造轉型”。譼訛為了打破這一困境，國內法學院紛紛引入美國的診所式法律教育，特別是在福特基金的資助下，絕大多數高校均開啟法律診所教育。根據美國學界的觀點，法律診所教育模式，又稱為診所式法律教育，通常是指“在法律人或法學教師監督下，在學生從事實際辦案的過程中，培訓學生處理人際關係的技能及職業倫理觀念的一種法律教學方法”。譽訛診所式法律教育之所以會在美國法學院興起，一個根本的因素就是，傳統的蘇格拉底式教學和案例式教學模式在後來實踐中遭遇了批評與質疑。在法律現實主義者看來，僅僅依據法院判例來傳授法律知識，過度誇大了理論灌輸的教育意義，缺乏對社會實踐的體驗與理解，特別是缺乏對法律職業素質的教育，在弗蘭克等學者看來，這其實就是一種被簡化了的法學教育。在這一方面，極其注重實踐的醫學院教學模式給法學教育帶來了啟發和靈感。醫學院透過臨床實習教學，藉助一種體驗性的教學方式培養出了合格的醫學人才，邊做邊學的模式為法學教育的變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在弗蘭克、布萊威等學者的不懈努力下，法律診所教育逐步在法學教育中普及。藉助於診所式法律教育，美國的法學院教育實現了從單純法律知識灌輸向實踐技能綜合培養的轉化。可以說，這種面向實踐突出技術色彩的診所式法律教育，其實體現了一種從學理傳授型法學教育到職業養成型的教育模式。鑑於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教育方式可以彌補我國過度注重理論灌輸的培養模式，因此各大法學院紛紛將其引入法學教育之中。不過，診所式法律教育得以風行的背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背後往往都蘊含著這樣的一種價值觀：法律人應該擁有一種專業的與眾不同的法律思維，即所謂的像法律人一樣思考。換而言之，法律人應該擁有一種包含著“複雜的概念體系、價值體系、邏輯推理方式，也蘊涵了一系列涉及權利、義務和責任的分配體系”的“法律人的思維方式”。譾訛有基於此，法學院確信，“即便確實傳授法律規則和實踐職業技巧，但最重要的使命是透過訓練讓學生掌握法律論證、法律決策和法律推理的技藝—像法律人那樣思考”譿訛。為何要像法律人一樣思考呢？答案是基於這樣的一種內在邏輯確信：法律是一門真正的科學，法律思維的過程乃是理性邏輯推論的過程。為了確保法律的確定性、穩定性，法律獲取和實現的過程必須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科學運作。徒法不足以自行，這種科學理性結果的實現最終需依賴於法律人專業思維的保障。像法律人一樣思考是對法律明確性的堅守，體現了一種專業的科學理性。然而，隨著人類社會民主化的不斷推進以及人類價值觀逐步分化和多元化，特別是大資料時代的到來，面對複雜多變的資料世界和瞬息多變的資訊融合，這種過度強調專業學科界限，堅守特殊思維模式，一味強調縱向思維的傳統法學教育理念，就很容易形成一種畫地為牢的格局。大資料已經在悄然地改變人們的世界和思維。面對大資料在法律領域所引發的一系列變革，特別當法律運作被轉化為資料的時候，面對網際網路、雲計算以及龐大的資料，如果法律人在這個時代轉型中，不能以資料化的思考來探討問題，拒絕與時俱進，僅僅執拗於象法律人一樣思考，那麼培養的法律人才就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險。當然，筆者並不反對像法律人一樣思考的法學教育模式，相反，這恰恰是法律人所必須按堅守的。但是，法律人應該有一個更為寬廣的心態和視野。面對瞬息萬變的大資料時代的到來，當資料逐步改變世界時，需要對一味堅持有限量化、固守因果關係、對相關性關注不足的做法予以反思。當整個世界都已被資料描繪和量化的時候，當文字表現為資料，當行為模式表現為資料，當方位變現為資料，當人與人的溝通變現為資料，當法律逐漸步入資料化的時候，一貫標榜實踐性特色的診所式法律教育就不能僅僅滿足於教導像法律人一樣思考了。除此之外，還應該與時俱進地培養法律人擁有像資料人一樣思考的思維模式，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不斷提升自身資料化決策的能力，在大資料的時代，更好地服務社會需求。
三、法律大資料格局下培養卓越法律人才的建議
雖然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引入的時間較短，但其發展卻是非常迅速的`。自2000年以北京大學為首的七所高校率先開啟法律診所教育課程以來，至2013年就有159所高校成為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的單位會員，目前這一數目仍在增長。診所式法律教育已經成為我國提升法律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突破口。2011年，為改變法學教育的同質化與大眾化，平衡人才培養與供給需求，國家因地制宜地推出了卓越法律人才培養計劃。卓越法律人才計劃明確提出以培養複合型與應用型的法律職業人才為目標，強化實踐能力培訓，這對發展和改進診所式法律教育明顯是個利好。然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於診所式法律教育在辦案銜接以及運作經費方面存在一系列的短板，再加上各大院校的法律診所教育模式基本上是相似的，創造性的匱乏導致了近幾年來法律診所教育已經步入了一個瓶頸時期。不過，當下大資料格局的到來可以說為診所式法律教育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所謂機遇與挑戰並存，當大資料正在逐步改變人們的生活乃至思維時，法律大資料作為大資料的子集也同樣在法律領域引發變革並帶來新機遇。特別是大資料將關注重心從因果關係到相關關係的思維轉換，可以說將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改進。傳統的像法律人一樣思考，其實是一種個案的論題式的思維，它所側重的是對具體問題的妥當解決，其重心在於具體個案的效果，相對而言，對於系統性和相關性卻不怎麼重視。雖然在微觀層面來看，具體語境下個案的合理解決有助於正義的實現，但從宏觀層面來看，特別是從法律確定性、可預測性和統一性來看，象法律人一樣思考的個案思維在推進法律的確定性方面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彰顯。特別是隨著現代社會民主化的不斷推進，伴隨人類社會的開放融合以及引發的文化宗教衝突，以多元文化多元價值為特色的地球村亟需一種具有高度可預測性的法律運作，唯有如此人們才可能更好地安排交往行為，形成和諧秩序。而在這一點上，大資料正好可以憑藉其獨特優勢大顯身手。大資料的核心是預測，從資料的收集、量化到分析發掘，大資料運作最終的意義就是預測。大資料之所以被喻為新時代的石油，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其預測功能。正是大資料將其注意力從因果關係轉向相關關係的發現使用，藉助其龐大資料樣本，而非有限的隨機樣本，從而使其預測功能在掌握大體方向上擁有更好的洞察力。大資料所擁有的這一系列優勢，為處於瓶頸期的診所式法律教育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和機遇。既往診所式法律教育往往注重對個案的實踐體驗，強調因果關係，基本上是一種就事論事的個案解決。但是如果把大資料思維引入到診所式法律教育中來，那麼就將為法律教育開啟一片新的廣闊天地，特別是當大資料逐漸成為一種資源，一種富有潛力的財富之後。在大資料時代，資料競爭必將帶來法律服務和運作格局的變化，因此，培養學生們的大資料思維和資料競爭意識就是診所式法律教育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概而言之，立足於資料化思維，日常教育中，可以培訓學生藉助於資料量化分析，從諸多個案中尋找規律，透過對這些規律的總結梳理，一些案件的趨勢就可以顯現出來。例如某段時間某個地區民間借貸案件的糾紛規律、法院判決實踐所顯示出的司法方向，都可以予以獲取。與既往過度注重解決問題不同，在藉助於資料發出的聲音基礎上，可以根據資料分析提煉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從而提前佈局風險掌控，以預防糾紛。這對於卓越法律人才在非訴業務方面的技能培養來說，無疑是一個積極的方向。誠然，大資料並非盡善盡美，大資料自身也存在著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例如資料的獲取、資料產權的界定以及個人隱私的保護等等，但是，不能因噎廢食。恰恰相反，應該緊緊擁抱大資料，將大資料思維引入到診所式法律教育之中來，以此展開新的教學探索。當然，這對於今後的診所式法律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