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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優秀讀書筆記

現代漢語優秀讀書筆記

現代漢語詞典以規範性、科學性和實用性為主要特點,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受廣大讀者歡迎,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先後榮獲國家圖書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和國家辭書獎。接下來,小編為你帶來相關讀書筆記,希望對你有幫助。

篇一: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研究。

摘 要: 是非問句是現代漢語疑問句中一種至關重要的型別。目前,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優秀的成果,但是還不夠系統和全面。本文以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語法、語義、語用三個方面為主要論題,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對是非問句進行了系統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 是非問句 疑問型別 三個平面

一、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性質特徵和型別

(一)性質特徵

根據學者們對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描述,我們總結出是非問句的性質特徵如下:是非問句的結構基本上和陳述句相同;疑問資訊主要由語調和疑問語氣詞承擔;疑問語氣詞有“啊、吧、嗎”,不能有語氣詞“呢”;疑問焦點是整個句子;回答形式主要是用“是、對、嗯、是的”等表示肯定,用“不、不是、沒有”等表示否定,或者用點頭、搖頭回答。

(二)內部型別

1.“嗎”字是非問句

“嗎”字是非問句一直是疑問句研究的熱點之一。劉月華提出“S嗎”問句的詢問意義型別有三種:問話人預先有傾向性的答案,問話人的目的是為了從對方得到答案;答案對問話人不是很重要,或問話的目的不是求答案,而是另有目的;問話人預先沒有傾向性的答案,問話的目的是為了從對方得到答案。

我們認為“嗎”字是非問句的交際功能主要有三個:

一是表詢問,可稱之為“嗎1”是非問句。例如:

①甲:他上次說要去北京出差,他還去嗎?

乙:去不去。

乙:是的不是。

這類是非問句和和正反問句很相似,其答語一般用謂語動詞的肯定或否定式來回答,一般不用“是的、不是”回答。

二是表求證,可稱之為“嗎2”是非問句。例如:

②甲:他去北京了嗎?

乙:是的不是。

乙:去不去。

這類是非問句的答語一般不用謂語動詞的肯定或否定式來回答,而用“是的、不是”甚至“嗯”來回答。

三是表質疑,可稱之為“嗎3”是非問句。例如:

③甲:我去過北京好幾次了。

乙;你去過北京好幾次?不可能!

這類是非問句也可稱之為“回聲問句”,表達了說話人強烈的質疑態度。

2.“吧”字是非問句

我們認為“吧”字是非問句的交際功能主要有兩個:

一是求證或徵詢對方意見,希望對方同意或支援自己的看法。例如:

①有五里地吧?

②臨走前,我總得有封介紹信吧?

③這個好玩吧?

例①表示求證。例②是徵詢對方的意見。例③即可以表示求證又可以表示徵詢對方的意見。

二是表建議。例如:

①我給您倒杯水吧?

②大哥,快開車吧?

例①表示服務型建議,希望為對方做某事。例②表示祈求型建議,希望對方為自己做某事。

3.其他語氣詞結尾的是非問句

“嗎”、“吧”以外的疑問詞結尾的疑問句主要是“啊”及其變體、“哈”等等。一般認為語氣詞“啊”的主要作用是表達舒緩隨便的語氣(儲誠志,1994;徐晶凝,1998),它可以用於陳述句、祈使句、疑問句和感嘆句的末尾。而用於是非問句時,往往帶有進一步求得證實的語氣。處於是非問句末尾的“啊”一般可以去掉,但全句的語氣就會變得更直接、更強硬一些,發問人確信的語氣更為明顯,疑問程度也因此略微降低。“呀”和“哇”是語氣詞“啊”的語音變體。“啊”和“呀”之間可以自由互換,但也有人認為“呀”的語氣似乎稍微重些(胡明揚,1981);“哇”是“啊”的語音變體,只在一定的語音條件下出現。“啦”則可以看作是時態助詞“了”與語氣詞“啊”疊用產生的連讀現象;同樣“哪(吶)”也可以看成是“呢”和“啊”的連讀;有時“哪”是“啊”的語音變體。“哈”字是非問句是比較特殊的一類。尹世超(1999)曾對其進行研究並指出,“哈”經常用於語氣最為委婉和緩的是非問句句末,全句表示徵求對方的同意,大體相當於“確實是吧”的意思,因此該類是非問句的疑問程度相對更低。

4.無語氣詞結尾的是非問句

劉月華(1988)稱無疑問語氣詞的是非問句為“語調是非問句”。後者又劃分為兩個小類:一類是重複性問句,也有學者稱之為“回聲問”;一類是“接引性問句”。

重複性問句是指重複對方說過的話,主要是重複自己比較感興趣的部分。例如:

①馬青:請問,去扁壺衚衕怎麼走?

少女:扁壺衚衕?(《王朔?頑主》)   ②阿眉:你就這麼待著吧,你覺得怎麼好就怎麼過吧,我養著你。

我:你養我?豈不是顛倒鴛鴦!(《王朔?空中小姐)))

我們可以按照功能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問話人由於沒聽清楚或者沒聽懂對方所說的話,而透過問句來請求得到進一步的解釋或者確認;一類則含有反詰的意味,反駁對方所說的話,後面往往接著進一步的解釋。

接引性問句一般出現在對話過程之中,由上下文和語境引起,並不重複上文的內容。例如

①這冰箱是你新買的?

②我們之間就不能好好談嗎?

例①是問話者提出情況,請求對方的確認。例②則含有反詰的語氣。表反詰語氣的疑問程度較高,請求確認的疑問語氣低。

可以看出在是非問句內部,句末疑問語氣詞的作用範圍是整個句子,是影響疑問程度的主要因素,進而影響到交際功能。“嗎”字是非問句的疑問程度跨度較大,單純表示詢問,疑問程度比較高。“吧”字是非問句一般期待得到肯定性的答句,疑問程度較低。其他語氣詞結尾的是非問句主要分為“啊”字是非問句和“哈”字是非問句兩大類,主要表示確認或徵求對方的意見,疑問語氣較低。無疑問語氣詞的是非問句形式和表達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不是特別的明顯。

二、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語義分析

(一)疑問程度

趙元任(1979)指出,“嗎”字是非問句對於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少的懷疑,也就是可能性在50%以下。徐傑、張林林(1985)認為,“嗎”字是非問句的疑問程度為80%,屬於具有較高疑問程度的疑問句。邵敬敏先生則認為,“嗎”字是非問句的信為1/4,而疑為3/4。黃國營(1986)根據發問時潛在的程度,把“嗎”字是非問句分為假問句、證實問句和詢問句,從學者們的研究可以看出,“嗎”字是非問句屬於較高疑問程度的疑問句。

“啊”字是非問句一般是信大於疑,說話人心目中已經有了傾向性的認識,只是想透過這類問句表達自己的意圖。“哈”字是非問句的疑問程度很低,說話人主要是委婉的徵求對方的意見。無語氣詞是非問句的疑問程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問話人主要的目的是進行詢問,一般希望得到肯定性的`答案,因此疑問程度比較高。一類是問話人往往已經有了傾向性的答案,發問往往另有目的,如表示反詰的語氣,因此一般不期待對方的答案,疑問語氣較低。

(二)疑問範圍

疑問句是具有疑問句調,表示提問的句子。這就使得問話人在提問的過程中必須向對方提供一個特點的詢問範圍,這一詢問範圍就是“問域”。是非問句的問域的構成總是確定的,包含並且只包含兩個命題選項,其中一個是肯定的,另一個是否定的。而且其命題的解答都包含在該問域中。問域中不同命題選項之間存在著不相容的關係,不可能都是真的,也不可能都是假的。

問域的價值在於向對方提供一個確定的詢問範圍。在這一範圍內總是包含有多方面的資訊,這些資訊的作用並不相同,其中總有某個資訊點處於其它資訊的核心,或者說其它資訊總是圍繞或服務於某個資訊點。這一處於核心的資訊點,就是該疑問句的疑問點。是非問句的疑問點就是整個句子,但是有時候也會集中在某一點,形成一個焦點。這個焦點可以透過強調重音突出出來。而它的答語有兩個型別:一種是簡單的肯定或者否定,用“是不是、對不對、嗯、行”等來回答;一種是從問句中選擇詞或者短語來回答,這種詞或者短語是由疑問點所決定的。

三、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語用分析

(一)預設及其語用價值

預設(presupposition)又譯作“前提”或“先設”,是言語交際各方根據語境可以推理出來的已知常識,因此,預設具有兩個特點:第一,跟語境密切相關。第二,交際各方共知的事情。預設義往往包含在句子當中,無須用特定的語句表達出來,它是一種隱含的意義。

從語義上看,是非問句屬於二值等量疑問句,其預設是相應陳述句命題的正反宣言。例如,“你去過北京嗎?”與其相應的陳述句命題的正反選言,也就是它的預設是:“你去過北京”或者“你沒去過北京”。發話者在發出此詢問既已事先設定:受話者要麼去過北京,要麼沒去過北京,二者必選其一。

在言語交際中,作為共知資訊的預設是理解對方話語的先決條件。恰當地選擇言語預設,巧妙地發問,能達到特定的言語交際意圖。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曾經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有人問梅內德漠:“你是否停止打你的父親了?”這是一個是非問句。人們想使梅內德漠陷入困境,不管他回答“是”還是“不是”,在這裡都是危險的。如果說“是”,那就意味著他曾經打過他父親;如果回答“不是”,那就意味著他還在打他父親。這使梅內德漠陷入兩難的局面。這實際上是利用虛假預設,巧設語言陷阱。形式邏輯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複雜問句,它隱含了一個虛假預設:你打過你父親。梅內德漠識破了這一陷阱,回答道:“我從來沒有打過他。”否定了對方的虛假預設,沒有上當。

(二)言語行為型別

言語行為理論是由奧斯汀(J.L.Austin)開創,塞爾(J.Searle)修正、完善,從行為角度闡釋人類言語交際的一種重要理論。言語行為是指用言語來實施語用意圖的行為。

現代漢語疑問句的言語行為種類很多,我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是非問句的言語行為。一是直接言語行為型別,表示“詢問”,例如:“你要去北京?”、“這事你知道吧?”。二是間接語用行為型別,賽爾(1979)給間接言語行為下的定義是:“間接語言行為是透過實施另一種施事行為的方式來間接地實施某一施事行為。”是非問句的間接言語行為主要有以下兩類:   (1)請求例如:

①你能為我做這件事嗎?

②借個火行嗎?

以上例句都是透過“詢問”來請求。發話人的真正意圖不是請求。例①中發話者顯然不是詢問受話者“能”或“不能”,其真正意圖是請求受話人為自己做這件事情。

(2)應酬例如:

①吃過飯啦?

②上班去?

以詢問的方式來實施應酬言語行為的句子,大多為日常生活中用來問候的套話。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是非問句不僅可以用來實施“詢問”這一直接、單一言語行為,而且可以廣泛地用來實施間接的、複合型的言語行為。

四、小結

本文從語法、語義、語用三方面對現代漢語是非問句進行立體研究。在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總結了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性質特徵和分類標準。以語氣詞為分類標準,提出了是非問句的四種內部型別,主要是“嗎”字是非問句、“吧”字是非問句、以其他語氣詞結尾的是非問句和無結尾語氣詞的是非問句。從語義的角度,分析了現代漢語是非問句的疑問程度和疑問範圍。從語用的角度,總結了是非問句的言語行為型別。是非問句是語言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一種型別,本文的研究還不夠全面深刻,希望是非問句在將來能得到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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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婷婷.現代漢語“嗎”問句的資訊結構與功能型別[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5,(3):85-89.

篇二:現代漢語詩歌與現代漢語詩學

1993年,我在寫作自己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時,是把“現代詩歌符號美學”當作一種普遍性詩學來看待的,亦如我所理解的克羅齊的詩學或者俄國形式主義詩學、新批評詩學。但在該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已經感受到其中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正是由於語言。在此期間,我讀到葉維廉先生的《中國詩學》,葉先生談到文言作為詩的媒介的特性和白話在表達上的限制及新的可能性,講到中國古代詩歌是一種“以物觀物”、“目擊道存”的藝術方式,類似於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在談到白話新詩時,葉先生引用了余光中《鐘乳石》的兩行詩句,認為由於運用了“依然”、“但”等分析性文字,將整個蒙太奇的呈現效果和詩的直接性毀掉。我認為葉先生此處的評價似乎並不是很恰當,進一步說,現代漢語的特點勢必要影響到現代漢語詩歌的審美風貌。葉先生這裡的意見反映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葉先生說:“白話和文言既有如此大的差距,現代中國詩人在他們的掙扎中,能夠保有多少中國舊詩的表達形態和風貌呢?”這似乎是把文言舊詩當作了理想的詩體,而用現代漢語所寫出的白話新詩,無論如何也創造不出文言舊詩的境界;但另一方面,為什麼要把文言舊詩當作理想的詩體以及為什麼要把“中國舊詩的表達形態和風貌”作為現代漢語詩歌追求的目標呢?這又涉及到現代漢語詩歌的主體性和合法性問題。為此,我把自己的感受整理成一篇題為《現代漢語與現代新詩——試論現代漢語詩歌審美符號的特殊性》的文章,並將其作為《現代詩歌符號美學》一書的附錄,試圖從中清理出一些頭緒出來,這就是我自己的普遍詩學的終結和具體詩學的開始。

我確信,我們需要和所能把握的,只有具體的詩歌和具體的詩學,並不存在抽象的什麼“現代詩學”,沒有哪一種有意義的詩歌樣式或詩學理論不依存於一種具體的語言。我們過去經常說到的不涉及具體語言或只是表面涉及到語言的“現代詩歌”或者“現代詩學”,其實都只是存在於想象之中,正如“純詩”一樣是一種永遠不可企及的理想。真正構成我們的詩的現實生活的,恐怕還是那種被稱為“現代漢語詩歌”的詩、而對於現代漢語詩歌的種種言說,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現代漢語詩學”。我們所期待的其實就是現代漢語詩歌和現代漢語詩學。最關鍵的是,我們一定要意識到,語言之於詩,並不是一種可以隨意替換的外套,或者如過去人們常說的一種形式。實際上,每一種具體語言都從根本上成就了一種具體的詩歌和一種具體的詩學,包括它的世界觀、審美視域和詩體樣式,而且只能成就這樣一種而不是多種甚至是普遍的詩和詩學。

現代漢語詩歌的提法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被叫做“白話詩”或“新詩”,也有的稱作“白話新詩”或“自由體詩”,再以後則被叫做“現代新詩”。每一種提法都包含了相應的理解視域。但這些說法之間存在著某種發展變化的趨勢,那就是,人們越來越傾向於用現代漢語詩歌來命名過去所說的白話詩或新詩。  “新詩”提法也起於胡適。1919年他的《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對新詩的發生從文學進化角度進行了有力的辯護,對早期新詩人的創作、新詩的音節、新詩的方法等作了較為全面的闡說,該文被朱現代漢語詩歌較早的一個較模糊的提法是“漢詩”,最早由1980年代中期一批’民刊詩人提出,所指的實際上就是現代漢語詩歌。

但這一提法出現在文化尋根背景之下,多少表現出一種漢語言文化的自覺。而其中可能包含的詩歌美學前景和問題,則遠遠沒有得到展示。因此,真正對所謂新詩的命名進行一番學術梳理並將其改稱為現代漢語詩歌的,其實是王光明先生。1997年7月,由福建師範大學和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的“現代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風景秀美的武夷山召開,這次會議的基礎,實際上是王光明先生主持的國家“九五”規劃重點專案“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王光明在會議的主題發言中,明確提出用“現代漢語詩歌”的概念對所謂“新詩”進行重新命名,並且認為:“現在和未來中國詩歌的寫作,不能不認真面對遠非完美、穩定的現代漢語這一語言形態,猶如我們已無法迴避陌生的全球性經濟、文化的背景,無法迴避在此背景中文化融合與文化失真的矛盾一樣。

重要的工作是從現代漢語出發又不斷回到現代漢語和解構與建構雙重互動的詩歌實踐中去,顧及外在形式與內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尋找最接近現代漢語特質的形式和表現策略,讓詩歌的創作規則及手段在詩歌文類(它可能是多種的)意義上穩定下來,建立起詩人與讀者共同的橋樑。這樣,我們就來到了現代漢詩面前:作為一種詩歌形態的命名,它意味著正視中國人現代經驗與現代漢語互相吸收、互相糾纏、互相生成的詩歌語境,同時隱含著偏正‘新詩’沉積的願望。”王光明在充滿激情的發言中還特別指出:“這不是一個具體的詩歌文類的概念,或許它仍然是一個過渡性、臨時性、權宜性的概念,但這個概念有利於我們面對經驗與語言的真實,以詩的自覺和語言的自覺,走向成熟詩歌文類的建設。”我的印象是,到了應該說現代漢語詩歌的時候了。

重要的不只是命名,而是在這命名過程中對中國現代新詩的理解所發生的變化。在我看來,一旦我們真正理解了其中所發生的有關詩歌的語言和文化的自覺,就很難再不加分析地談論所謂中國詩歌或者現代詩歌。而有關這一話題的研究,則還遠遠沒有展開。  上述研究無疑已經展開了現代漢語詩學研究新的廣闊空間,併為現代漢語詩學的深入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從整體上講,現代漢語詩學研究才剛剛開始,還很不成熟。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我看來有兩點:

其一,是關於具體的詩歌和具體的詩學還遠未形成新的共識。人們仍然持有普遍性詩歌和普遍性詩學的幻想,對語言之於詩歌的關係的決定性和特殊性還沒有給予足夠重視,所謂現代詩學以及中國詩學的追求仍然是一個具有廣泛吸引力的話題。

其二,是對於現代漢語作為現代漢語詩歌的媒介及其相關詩學問題也還沒有形成廣泛共識。

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意見仍是俞平伯在1919年就提出的“中國現行白話不是做詩的絕對適宜的工具”,前述葉維廉先生對余光中詩的批評就隱含了對文言詩的肯定和對白話詩的不滿,新近的代表則是鄭敏先生對現代漢語的批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對現代漢語詩歌和現代漢語詩學的懷疑。應該看到,現代漢語和現代漢語詩歌的誕生還只有一百年,有關的藝術實踐和理論探討遠沒有得到充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