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楚文化志》法律制度
春秋時，楚設司敗職掌刑獄，戰國以後，司敗改稱廷理。
楚國最重要的根本大法是“國典”。《國語·楚語上》記：“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這就是所謂“國之典”。憲令是國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戰國時，屈原被懷王委以重任，“造為憲令”。
楚人將各類法律條文編輯成書，命名為《雞次之典》，吳人入郢，將楚國法律簡策破壞殆盡，幸得蒙谷深入大宮，揹負雞次之典從水逃出。楚昭王復國後，蒙谷獻出《雞次之典》，使楚國在“五官失法”的情況下又回覆到了百姓大治的局面。楚人有種類繁多的法律文書作為執法的依據。如楚文王時制定有《僕區之法》，這是一部關於懲治窩藏罪的刑律。《僕區之法》規定：“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楚莊王時，有關王宮禁衛的法規稱為“茅門之法”， 茅門楚王宮宮門之一。《茅門之法》規定：“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雨留]者，廷理斬其輛，戮其御。”此外，還有入宅之法，即沒收罪人的房屋等財產。如《戰國策·楚策一》所記郢人請宅卜罪事，即屬此例。相坐之法，即一人得罪，刑及妻、子等親屬。楚國有專門關於楚王遺體保護的法令，規定：“麗兵於王屍者罪”，以兵器傷楚王屍體者，誅殺無赦，且刑及三族。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因吳起變法而受損的楚國貴族乘機發難，在射殺吳起時兵器並中楚悼王屍體而犯下重罪，因此依法夷宗而死者，竟達70餘家。
楚國所使用的刑罰，計有滅族、烹、車裂(或稱支解、轅、磔)、斬、宮、刖、劓、墨、笞、鞭、貫耳、梏、囚、放、沒為官奴等。如此眾多的酷刑，讓當時人也為之驚歎。楚康王時，蔡大夫聲子至楚，與令尹子木會談，言及晉楚兩國政事與人才優劣，聲子指出：“楚多淫刑，故諸大夫獲罪懼誅常逃死於四方，成為別國謀主，轉而侵害楚國。”這也是楚國政治中之最大弊端之一。後代史家論及楚國政治都指出楚國刑罰苛嚴，不僅一般臣民動輒觸禁受刑，甚至令尹等重臣，“少自憤事，旋即誅死”(《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論》)。
滅族即一人有罪，盡誅親族。春秋時，楚令尹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後，“盡滅其族”。又曾發生楚子殺鬥成然，而“滅其族”的事情”。
烹即將刑犯煮之於鑊。《史記·伍子晉列傳》有“烹石乞”的記載。這是一種酷刑，所見不多。
肢解之刑，是極刑之尤極者，通常為車裂，吳起變法打敗後，有記載說吳起是車裂而死。肢解也稱為“磔”刑，如《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荊南產金，凡私採者，“得而輒辜磔於市”
楚國已有完整的司法訴訟程式。司法部門受理案件後，要在規定的時期內審理案件。在此期限內，司法官員必須將所接受的告訴予以審理，否則就是瀆職，告訴人於期內享有督促司法官員審理告訴的權力。司法官員如果審理不當或判決有誤，被告人也可在此期間提出申訴。包山楚簡的“受期”簡，就是執法人員因瀆職而受到控告的記錄。
審理案件時，司法官員要“聽獄”，即聽取爭訟雙方的`申述。包山楚簡131、 136簡記雲：“執事人詛陰人宣相。苛冒、舒遜、舒腥、舒慶之獄於陰之正，思聽之。”繼而記述舒氏父於與宣、苛二人雙方的言辭，為聽獄的實錄。
司法官員要聽取能對案件提供證據的非當事證人的陳詞。按楚法規定：“同社、同裡、同官不可證，匿至從父兄弟不可證。”包山楚137號簡記“執事人為之盟證、凡二百人十一人。”可見證人之多。
結案時，要按律定罪，即依據事實和法律規定，對案件作出合理的判決稱為“斷獄”。《周禮·地官·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包山楚簡131一139簡記有舒慶殺人一案，因遲遲未斷而驚動楚王，以至左尹以王命告湯公命“為之斷”。
楚國有多種多樣的律令，楚國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一般能奉公守法，秉公執法，楚莊王、令尹於文、孫叔敖、石渚等是其佼佼者。
楚莊王時，太子違犯茅門之法，廷理依法處理，太子哭著要莊王誅廷理。莊王說：“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對廷理不僅不予加罪，反而益爵二級，太子則請罪認錯。此事被傳為美談。
子文為令尹時，廷理因犯法者為子文族人而釋之，子文指責廷理說：廷理之職為“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身在“上位”的子文，為“士民”作出表率，受到了國人的愛戴。
《說苑·至公》記，虞丘子薦孫叔敖為令尹後，虞丘子家人幹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對楚王說：“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委，可謂公平。”孫叔敖和虞丘子都以國法為重，不徇私狂法，因而受到後人的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