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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讀書筆記1500

《論語》讀書筆記1500

《論語》讀書筆記1500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於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物件,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於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瞭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讚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啟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顏淵聽老師講學後“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讚顏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啟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於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於“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進行研究並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麼,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麼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論語》讀書筆記1500

《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書。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透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物件,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甚施與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鑑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倖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倖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麼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讚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述而》)即:志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裡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