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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清朝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略述清朝督撫權力演變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略述清朝督撫權力演變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在清朝,中央與地方可以认為是以皇帝為核心的皇室,八旗,京都部院是中央,地方則是外省的督撫,駐防将軍之類。也可以分為內朝与外朝。乾隆時期,進士秦蕙田說:“設官分職,內外相維,體統相制。”①清代的督撫制度承繼明朝,至乾隆朝正式確立完整的地方管理形態。   清朝入關後至清帝退位,清朝中央與地方權力博弈的兩種情況:其一,清政府自立國後到鴉片戰爭爆发開啟國門,這一時期,清政府是集權的,甚至是極權。其是重用漢人還是滿人,完全是取決於其政權需要的,是一種主動的讓出極小一部分的權利。例如道光時期梅曾亮在《上方尚书》中曾說:“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鸡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之頭目,大小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凜凜,殿陛若咫尺,其等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书吏一紙若子孫,非從中復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伦比。”②   其二,19世紀中葉,由於社會矛盾,階級矛盾的尖銳和西方入侵的影響,導致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大爆發,起義席卷大半個中國,時間持續呈现前所未有的長,使清朝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原有的軍事力量――八旗和綠營已腐朽不堪,無力承擔維護封建統治的重任。為了平定威脅政權的農民起義,清廷不得不授予各省在籍官員以编練軍隊和籌餉的大權。從而使中央的部分軍權、行政权、財政權用人權轉移至地方,從滿人移向漢人,形成了漢人地方督撫領導的區域性集政治、經濟、司法、軍事於一體的格局。這其中權利由中央轉移至地方,是一种被動的讓權,以穩定統治。如《清史稿》稱:“時督、撫權宜行事,用人不拘資格,隨時舉措,固不能以大计舉例繩其後也。”③   毋庸置疑,清廷的讓權是不得已而為之,誰都不會輕易地主動地放下手中的權利,除非已到非常時期,實屬无奈。然而,清廷的這一無奈之舉,正是加速清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各個地方勢力的離心傾向已經不可改變,也反映出皇權已不再威嚴。隨著地方督撫權力的上升,凡遇到中大的事情,如中央的政策性問題以及軍國大事,清政府都要援引疆臣的意見,以至於发展為朝廷將重大決策交由地方督撫復奏的成規。如在对待“海防”與“塞防”問题上,也可以認為是湘系與淮系之爭。“海防與塞防並重”的國防思想也讓左宗棠成為民族英雄。   然而,作為統治者的清朝政府,是絕對不會就這樣將權力拱手於人。必然還要再起反擊。即進入清朝中央與地方博弈的第二階段。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試圖再次確立中央高度集权的軍事統治體制,比如:在軍事方面,化勇為兵,將勇營體制匯入中央集權的軍事系統中,同時為了控制各省勇營人數,於1878年下旨命各省淘汰勇營的十分之一。在財政方面,清廷通过攤派,指定協餉京餉等措施,去約束地方財政權利,仍能一定程度地控制地方財政權。在任免人事方面,清廷通過控制各省督撫的任免权及調署權,可隨時對督撫的職務予以罷免或調任。   但是即使是這些措施也无法換回著已經註定要被分化權利的局面。其一,中國海關權利的喪失。中央財政的基礎來源之一被阻断。從《南京條約》開始,中國的自主關稅權被受到制约,直至英國人赫德擔任海关總稅務司時,中國的關稅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控制了。即使未有地方的分權,清政府也不可能有完整的財政自主權力。   其二,洋務运動的興起。19世紀60年代以後興起的洋務運動從创辦軍事工業開始。1864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写信給奕:“中國欲自強,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④奕於是上書同治皇帝提出了著名的“治国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⑤的論斷。倡導自強,向西方学習,建立機器製造企業,发展軍事。其中首當創立企业的要數地方督撫,如1865升任兩江總督在上海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在金陵創辦机器局;閩浙總督左宗棠於1866年在福州創辦船政局等等。另外隨著大批軍用企業的創辦,地方督撫逐漸认識到資本的重要性,遂提出“求富”的口号,並創辦了一系列的民用企業: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轮船招商局,天津的開平礦务局,電報總局;張之洞設立的漢陽鐵廠等等。洋務運动在軍事和經濟上給地方督抚擴大了自主權。   其三,隨著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的爆發,清朝以十幾万的陸軍去抵抗日本大船堅炮利,只有失敗告終,北洋海軍也被摧毀。清政府被迫签訂了《馬關條約》,這給原本勢力已經懸殊的傾聽中央與地方督撫的關係變得更加突出。甲午戰爭後期即1895年清廷授予榮祿為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其推薦袁世凱編練新軍。企圖編練中央控制下的新軍以代替地方兵勇,重建中央軍事支柱。然而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使得清政府的設想破滅了。《馬關條約》的簽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更讓民眾反感,已經越發的要推翻這個腐朽的王朝。 随著甲午戰敗,籤條約,要賠鉅款的局面。一批進步的維新人士紛紛上書言變法,要求地方自治的呼聲也風起云湧。雖然慈禧太后以強硬態度使得變法破產,但要求變法、地方自治的改革之聲已經深入民心。   随著庚子國變、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清政府已如驚弓之鸟,箭在弦上。雖然還維持着統治與被統治、服從與被服從的傳統中央集權的局面。但是再這一階段的博弈之中,明顯可以看出清朝政府中央已經處於下風,地方分權並未得到遏制,反而加強了。   但是清政府還在做最後的掙扎。從1901年至1912年清帝的退位,清廷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博弈顯得更加紊乱,而且這種博弈也顯得劇烈與緊張起來。1901年6月21日清室發向十一國宣戰的御旨,两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张之洞、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鸿章和閩浙總督許應、四川总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并未執行清廷宣戰的諭令,反而扣押了這道諭旨。他們稱皇室詔令是义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乱命”,如兩廣總督李鴻章致電稱:“此乱命也,粵不奉詔。”⑥各督撫在東南各省公然違抗清政府支援義和團的命令,並联系在上海的盛宣懷與各參战國簽訂互保協議,稱東南互保。於是在清末出現了清朝中央政府對外宣戰,而地方督撫卻與個參戰帝國勾結互保的奇怪局面。不得不說清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已經下降到一個很低的層次。   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避難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義頒佈上諭,命督撫以上大臣就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财政等問題詳細議奏。可以明顯地看出,1901年變法的核心在於剝奪地方督撫的軍事、財政等大權,重新恢復以往強盛中央集權的統治。遲到的“新政”開始了。清廷下詔在京內外官吏兩个月內提出全面維新的意見,並設立“督辦政務處”來筹辦新政。兩江、湖廣總督,劉坤一與張之洞等提出的意見被稱之為《江楚會奏三折》成了新政的主要藍本。這無疑又是地方督抚的意見影響中央政策之大的又一力證。籌措軍餉,訓练新軍,“新軍”的編練是“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軍權一般被認为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清政府編練“新軍”意在裁汰舊绿營兵,以制約各省地方練勇的膨胀,重新掌握軍權。同時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撫改建各省兵制,並宣佈在中央建立“练兵處”以使各省“軍制、操法、器械歸於一致”。1904年清政府決定改建整个兵制,並把新軍建成36镇,歸練兵處控制。每鎮官兵12500人,總數有45萬人,組成常備軍,由朝廷統一調動。⑦清政府的這种集中央軍權的行為使得個地方督撫強烈反對。首先在编練“新軍”的經費上。籌饷是練兵的前提,清政府籌饷的物件變主要是富裕的東南各省。通過筹餉,一方面可以打破地方督撫對財源的壟斷,恢復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另一方面,以豐富的財源可以重建中央政府集權的軍事支柱。然而情況並不是清政府想像的那麼美好,早已對地方控制很深的地方督撫對於清政府的如意算盤也瞭如指掌。他們或聯合或公開發表言论行動抵制中央的籌餉政策。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曾公開宣布地方收支“遽難和平託出,必須稍留餘地”。⑧其次在於“劃一營制”問題上。地方督撫當然不願意由自己掌握的兵權輕易地給別人,所以在對待這一問題上,除了袁世凱,他們大多選擇的是“沉默不語”。在新政中,清朝政府還設定了財政处,商部來主導全國財政,控制地方財政。設立巡警部,統一管理全國的警政。設立學部,統掌教育事務。所有的一切舉動,無不表示著清廷想削弱甚至要收回地方督撫的權利,然而一切也不盡人意。   1906年8月12日,袁世凱奏陳立憲預備。各地積极響應,以著名實業家張謇为最。各項相繼設立諮議局,討論立憲之事宜。9月1日,清政府下詔“預備仿行宪政”。第二日,清政府成立整體改革委員會――編定官制局。這是清末官制改革的開始,同時這也是清廷內部一次權力大博弈,因為這次官制改革的结果是曾任兩廣總督的岑春煊被罷免官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被迫辭去八项差事,湖廣總督張之洞被调至京師,實則明升暗降。反而滿族貴族勢力大增,“虽然清政府不能削弱督撫等高官的地方權力,卻成功地增加了中央政府中滿族官員的權力。在只任命一位大臣领導政府的每個部之後,在13個高階官員(即軍機大臣和各部大臣)之中,有7个滿人、5個漢人和一個蒙古旗人。這個蒙古旗人當然是蒙古族,但他是屬於滿人阵營的。因此中央政府改革的結果是在最高階官員中滿人與漢人的比例為八比五。而與以前滿人與漢人人數相等的安排相比,清政府在取消種族區別待遇的公平原則下,巧妙地將對中央政府的控制進一步置於滿人的手裡。”⑨清政府的這種做法使得漢族地方官員心裡極度不满。這種情況在1908―1911年更為嚴重,光緒和慈禧太后先後辭世,三歲的溥儀在他父親醇親王攝政辅佐下登基,袁世凱被迫以足疾為由到河南隱退,幾個月之後張之洞也隨之死去。两位晚清最有權勢的地方大臣相繼遠離甚至永遠離開朝野,主政的醇親王以為可以大張旗鼓的從事改革了。於是皇族內閣應運而生,似乎中央集權又開始了,然而保路運動的開始,以及1911年10月10日,地方起义――武昌首義爆發了,面对澎湃的革命軍起義,以醇亲王為首的清室手足無措起来,北洋軍閥完全不受中央的控制,節節失敗。於是皇室不得不啟用在河南“養病”的袁世凱,袁雖為隱退,但暗中控制著他一手建立的北洋新軍。袁也不是個容易对付的主,出山可以,得掌有軍權並保證有足夠的軍餉,無奈大勢已去的清政府必须答應。   清政府不得不在國家危亡的時刻答應袁的要求,解散皇族內閣,任命其為內閣總理大臣,鎮壓武昌起義。其實袁也並不是真心要將革命軍打敗,他一面以武力壓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暗中與革命党人談判。革命党人也認為袁世凱是能領導中國的政治領袖。如黃興給袁的信中寫到“明公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华盛頓之資格,出而建難破伦、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龙,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載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蒼王霖雨,群仰明公。千載一時,祈勿坐失。”⑩袁似乎已成了清室的代言人,然而不要忘了,袁是地方督撫的代表。革命党節節敗退,武漢三鎮已被袁世凱北洋軍攻下兩鎮。為了結束南北對立,1月25日,袁世凱及各北洋將領通电支援共和。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條件,清朝對中國的統治宣告終止。

晚清督撫專權對清廷的影響?

  督撫專權對清廷的影響:   督撫權力的擴張,使中央與地方關係失去平衡,督抚在中央決策中所起的作用加大。光緒七年(1881)二月,給事中張觀準上奏说:“近年以來,疆臣建議,每每立見施行”,而中央通過檔案交給督撫酌議時,督撫則“以窒礙難行,空言搪塞”一些中央官員甚至認为“今日之督撫,即前代之藩鎮,責任固不可不專,事权亦不可過重”,擔心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圖通過整頓來收回督撫的權力。但是,這種奪取權力的鬥争不但沒有削弱督撫的勢力,反而更加鞏固了督撫在戰时獲得的權力,使督撫成為名副其實的“軍閥”。   1.地方財政被督撫控制,户部排程不靈,相當一部分的地方收入不上繳國庫,致使中央財政拮据。督撫把持地方經濟,十九世紀中後期进行的“洋務運動”就是一个明證。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各地先後創办了大約20個製造槍炮、弹藥和船艦的現代軍用企業,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南制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枪炮廠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還創辦了40個現代民用工礦企業,其中較重要的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务局、電報總局和上海機器织佈局等。此外,洋務派還修築了津沽鐵路、關東鐵路、鐵路等共計477公里,架設了溝通全國主要省份的電線數十條,基本上形成了全國的電訊網。企业是由國家出錢辦理的,但是收益多數落入個人手中。   2.中央政令不暢,中央決策無法執行。戊戌維新之時,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要求各地變法維新,但是得不到督撫們的響應。劉坤一说:“時事之變換,議論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懂,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而其責成各督撫者,可辦办之,否則靜候參處。”這说明督撫對於中央的決策根本無心執行,中央政令無法完成。   3.督撫左右中央事務。如在光緒九年(1883),越南同法國簽訂了《順化條約》,確認了法国對越南的“保護權”,中法局勢十分緊張。此時,張之洞說:“情勢已彰,徒遣密使偵探無益,徒在法京辯论亦無益,惟有遣使帶兵,赴越保護,助越之勢,沮法之氣,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條約,相機操縱,进退綽然……此古人所謂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說也。”而當時的情景是越南作為中国的朝貢國,中國並不干涉越南的內政和外交,越南有自己的軍隊,而“法之图越已數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與力爭,其何能及!”況且“越王老悖無後,無可久存之理。河內以南斷非我力所能圖存。”當時,越南大部已經被法國佔領,中國僅控制越北地區,中國根本無力同法國爭奪越南,而張之洞極力要求同法國進行戰爭。此後,中法戰爭爆發不久,他被任命為兩廣總督,直接參與战爭的籌劃和部署,可見他的建議對中央決策有著何等重要的作用。   4.“內輕外重”局面的正式形成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爆發,清廷被迫宣戰。五月二十五日宣戰詔書下達後,時任兩廣总督的李鴻章不但不奉詔行事,反而致電盛宣懷:“二五矯詔,粵斷不奉。”盛宣怀時任鐵路督辦,他致電李鸿章、張之洞、劉坤一說道:“各省集義團禦侮,必同歸於盡。欲全東南以保宗社,東南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国之心。”在盛宣懷的主持下,由上海道臺餘聯沅加上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委派的代表,共同組成了代表團在上海同以美國總領事古納為首的各国領事進行會商。雙方在五月三十日簽定《東南保護約款》九款和《保護上海內外城廂章程》十款,其中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内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认切實保護。”對於這個章程,直隸總督李鴻章、四川总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暌、陝西巡撫端方、山東巡撫袁世凱紛紛表示贊同。這些督撫私自和外國協商保護外国在華利益的行為迫使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西狩”。公然同中央的詔書相抵抗,表明地方督撫的離心力已經完全形成了,晚清“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完全形成。   辛亥革命得以迅速全國响應與督撫專權有無關係?   答案:總之,由於督撫手握重權,成為名副其實的“軍閥”,可謂是“國中之国”,使中央排程不靈。所以,當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傳来之時,各地督撫為了自己的利益,紛紛宣佈脫離清王朝,使得清王朝迅速瓦解。   八旗和綠營在戰場的無能導致督撫專權?   答案:這只是眾多原因上的一點。

從秦國到清朝的中央制度和地方制度 ?

  1、基本制度——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1)萌芽於戰國   內容:①理論上,戰国時期,韓非子提出建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君主专制國家。②實踐上,戰國时期,秦國商鞅變法,規定废分封,行縣制,實行中央集權制度。   (2)建立於秦朝   內容:确立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縣制,頒佈秦律。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焚書坑儒,加強思想控制。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特点:把專制主義的決策方式和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有機地結合起來。   (3)鞏固於西漢   內容:實行刺史制度,頒佈“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王國問題。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特點:重新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直接統治;將儒家思想改造為適應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需要的指導思想。   (4)完善於隋唐   內容:實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機構形成完整嚴密的体系,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創立和完善科舉制,扩大了官吏的來源。調整和健全了府兵制。   特点:①用分權的辦法來加強君權;②官員選拔規範化、制度化。   (5)加强於北宋   內容:集中軍權——解除朝中大將和地方節度使的兵權,設三衙统領禁軍並與樞密院互相牽制。集中行政權——設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政、軍、財權;派文官做知州,與通判互相牽制。集中財權——在各路設轉运使,管理地方財政。集中司法權——中央派文官擔任地方司法人員。通過以上措施,皇帝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軍事、行政、財政和司法等大權,剷除了封建藩鎮割據的基礎。   特點:強干弱枝;在中央分權的基礎上地方分權。   (6)發展於元朝   內容:在中央,健全了中央官制,設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軍事和監察事務;設宣政院,統領宗教事務和管轄西藏地區。在地方,實行行省制度。    特點:地方行政體系有了重大發展;建立了中央政府对邊疆地區的直接管理制度。   (7)強化於明清   內容:明初廢丞相,權分六部,地方實行三司分權,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分離統兵權和調兵权,制定《大明律》,設廠卫特務機構。實行八股取士。清朝沿用明朝制度,增設军機處,大興文字獄,強化专制主義中央集權。    特點: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发展到頂峰。   (8)結束於1912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2、中央行政制度   (1)三公九卿制:它是秦始皇創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权制度中的中央行政制度,由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職組成,其中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御史大夫兼理監察事務,太尉負責管理军事。   (2)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是隋文帝綜合漢魏以來的官制而創立的一種新的中央行政制度。三省為尚書省、中書省、门下省,是中央最高政府機构。中書省負責草擬和頒發皇帝詔令;門下省負責稽核政令;尚書省負責執行國家重要政令,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六部即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是尚書省的下設機構。三省六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彼此相互監督和牽制,使封建官僚機構形成一個嚴密完整的體系,有力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統治力量。相權一分為三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元、明、清各朝官制均在此基礎上稍加變化,實質情況變化不大     ★古代宰相(丞相)制度的變革:秦在中央設三公九卿制,丞相為首,協助皇帝處理政事;西漢漢武帝改革官制,實行內外朝制度,削弱相權;東漢光武帝擴大尚書檯權力;隋唐設三省六部制,把相權一分為三,互相牽制,體現了皇權的加強;北宋在宰相下增設參政知事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設樞密使分割軍權,設三司使分割財權,把宰相職权一分為三,便於皇帝總攬大權;元朝設中書省,......餘下全文>>

清朝的督撫制度是什麼?

  督撫即總督、巡撫。清朝督撫分為地方、專務兩種。   總督,官名,清代的最高地方官員,別稱制員、制台、制府,轄一省或兩三省军民要政。為正二品官,如尚書衔者為一品。凡文職道府以下,武職副將以下都由其奏請升調免黜 ,並有对外交涉之權,定製八總督即直隸總督、兩江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四川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   直隸總督一人,轄分河北省及內蒙古一部分地區,駐保定,清末輪驻保定、天津,以駐天津時多。   兩江總督一人,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駐江寧(今南京)。   閩浙总督一人,轄福建、浙江、台灣三省,駐福州。   湖广總督一人,轄湖北、湖南两省,駐武昌,又稱兩湖總督。   陝甘總督一人,轄陕西、甘肅 、新疆三省,驻蘭州。   四川總督一人,駐成都。   兩廣總督一人,轄廣東、廣西及南海渚岛,駐廣州。   雲貴總督一人,轄雲南、貴州兩省,驻昆明。   專務總督有漕运、河道等名目。漕運總督是沿明制而設,開漕淮安府,管山东等八省漕政。河道總督,初設一人,綜理黃河、淮河、永定河的堤防疏浚工程。後設三人,江南稱南河,由漕運總督兼領;直隶稱北河,由直隸總督兼領;山東、河南稱東河,設專任,稱河東河道總督。   巡撫職權與總督略同,惟地位低於總督。清制,除四川、直隸不設巡抚外,每省一員。巡撫是實际上的省級最高長官,無總督的身份,更是獨當一面。   清代在省一級雖然確定了以總督和巡撫為軍政首長的制度,可是中央朝廷對督抚們在工作活動中的控制極严。一切較為重大的政務都必須奏報皇帝,等候批示。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皇帝通過批示(雍正以後經過軍機處),對各省地方政務,能夠做到具體安排和指示。如果督撫們偶有越軌行為和不順意之處,立予法辦。所以清代督撫們雖被授予一省甚至兩三省的軍政權力,但並沒有發生有能力恃勢自重、對抗朝廷的情况,加以初期對於山西、陝西、東北各地區的督撫專用满員,駐防各省的八旗軍隊又全由滿員擔任都統、將軍等官,因此清代省一級地方行政制度曾有過約200年的相對穩定時期。

督撫道臺在清朝各是什麼職位?

  根據清代的官階制度:   道員(道臺)是省與府之間的地方长官。清初的道員官階不定,乾隆十八年(1753年),道員一律定為正四品(在[附件]中的“正四品”裡面有“各省守巡道員”就是您提問的“道臺”,道有“守道”與“巡道”之分);還有一些專職道,是主管一省某一方面事务的,如糧儲道、鹽法道、兵備道、河工道等。   順便說一下:清代的地方機構分“省、道、府、縣”四級。省的最高官員為總督和巡撫;總督为正二品,巡撫為從二品。知府最初為正四品,後改為从四品。知縣為正七品(“七品芝麻官”)。

清朝軍機處起草的意旨不經過內閣經驛馬傳遞直達地方督撫做法是?

  你說的可能是“廷寄上諭”:因奏請而降旨,事屬機密,由軍機大臣直接密寄具奏人。廷寄需封入信函,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根據事情的緩急,或馬上飛遞,即日行300裡,或400里,或500裡,或600里加急,一律由軍機章京在封函上註明。封口及年月日处,加蓋“辦理軍機處”銀印。如遇特別機密緊要的密諭件,則由軍機大臣自行繕寫封固,上寫“軍機大臣密寄”。這一套廷寄制度,減少了很多中間環節,大大加快了辦事速度。

清朝的督撫布按相當於現在的政府那幾個部門 ?

  現在沒有相當於總督的官职,巡撫相當於省委書記省长,布政使相當於的副省長和民政廳長,按察使相當於公檢法司的綜合體。

試論述如何改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係 ?

  1、建立夥伴型政府間縱向關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打破“職責同構”的政府管理體制,建立合理的政府間权力結構,將奠定中國政府间縱向關係調整的框架性基础。建立夥伴型政府間縱向关系,必須建立相應的權力结構框架,即要在實現政府間縱向分權的基礎上,強調中央政府的“再集權”,促進政府間合作与互相依存關係的形成,完善在政府間縱向權力監督保障體制。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首先應看到,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要受到監督和制約。中央與地方的職權劃分,歸根到底是由中央與地方的經濟政治利益關係決定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歸根結底還是兩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利益均衡是中央與地方關系動態平衡的實質性內容。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一個有權威的、能對社會發展程序實施有效領導的中央政府,是社會變革時期能以较小代價贏得快速平穩發展的重要保證。但是,中央所集之权只能是依法應屬於中央的那部分權力,而不應是所有的國家權力;中央不應侵犯依法應屬於地方的那部分權力。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依法規範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許可權”,以保證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统一,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強行政活力。从政治學的角度看,權力是基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所形成的政治權力主體對政治权力客體的一種制約能力。中央與地方之間權力行使的相對平衡是中央與地方之間权限劃分所應達到的直接目标。當然,這裡說的權力行使上的相對平衡,並不是說中央與地方在權力的種類和数量上必須相同,而是說與它們各自的職責相對應的權力平衡。2、提供製度化的政策安排經濟關係和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制度化的必要前提,而制度化,則是經济關係合理化,目的是達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制度化安排的過程中,必須要保證中央的權威,在此基础上,通過中央權威為中央与地方關係提供秩序安排,这是中央與地方關係制度化政策安排的兩個方面。首先是權威保證,我國市場化改革是在地方分權化的經濟環境中進行的。如果沒有中央权威,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地方主義的封鎖,也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改革的深入,市場作用的擴大,使得原有的利益關係和利益格局的調整幅度越來越大,程度也越來越深,特別是不同地區、行業、經濟形式发展上的不平衡,造成差距扩大、收入懸殊問題,面對经濟和社會轉型導致社會的资本結構重組,必須依靠國家的權威。如果沒有中央的权威,不斷強化地方的利益就可能損害國家經濟的統一性。同時,通過權威來激勵社會各種力量參與政治,又是使發展中國家順利進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由此,制度化過程中必須有中央的權威。其次是秩序供給,國家必須在現代化的快速變革的过程中,提供社會有序發展的秩序結構。3、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監控機制實行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體制並不是让地方不受制約。中國是一个單一制國家,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國家,因此中央政府負有對地方政府實施管理和監督的重要責任,實際上在實行分權制後,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是处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內容。要變直接的行政干預為間接的法律監督、則政監督、司法監督和行政監督相結合的方式;要變事前行政審批為主為事后合法性監督、效率監督為主的監督手段,以保證地方政府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自由行使權力,同時要建立和完善監督程式。

古代總督和巡撫有什麼區別 ?

  1、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是督撫制。當時全國划分為23個省,每個省設一名巡撫,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長官。總督權力比巡抚大得多,但與巡撫之間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總督和巡撫都是對上直接聽命於皇帝。不同的是總督可以管數省,側重軍事,巡撫只管一省,側重民政。   2、清全國設八大總督,分別為直隶、兩江、閩浙、兩湖、陝甘、四川、兩廣、雲貴總督。這就不難看出浙江事實上是歸閩浙總督管的。李沛誠所著《中國曆代改革者》一书中專門介紹兩江總督管轄的是:江蘇、安徽、江西三省。   3、總督和巡撫合稱“督撫”,都是從明朝开始設定的。那時,政府派大臣處置地方軍政事務,有两種頭銜,全稱分別是“總督某地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饷兼巡撫事”和“巡撫某地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前者就是總督,後者就是巡撫,都屬於臨時性質事罢還朝。   4、清朝時,正式以督撫為地方最高長官。總督管轄一省或二三省,冶理轄區內的軍民要政。巡撫是省級地方長官,總攬一省的軍事、吏治、刑獄等事。鴉片戰爭前,清朝全國有8總督16巡撫。8總督為:直隸、陝西、甘肃、浙江、湖南、湖北、廣东、廣西、雲南、貴州、福建、江西。東北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的督撫一直到公元1906年才設定。直隶、四川兩省只設總督,不设巡撫。甘肅巡撫於1754年撤去,由陝甘總督兼任。公元1884年,建新疆省,開始設甘肅新疆巡撫,驻烏魯木齊。公元1885年,臺灣建省,改福建巡撫为臺灣巡撫,駐臺北,福建巡撫由閩浙總督兼任。其餘各省則督撫並置。總督的官品高於巡撫。

從秦朝到清朝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

  總體上趨勢中央權力增強,地方權力削弱,但是這個趋勢是波動的,比如唐朝安史之乱就是由地方勢力擴大,藩镇割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