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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權利的基本概念

權利能力的基本概念

 

權利能力的基本概念 ?

  一般說來,權利能力是指“成為權利和義務載體的能力”,這是從消極方面來理解權利能力的。Fabricius認為應從積極的方面來理解權利能力概念,即应從行為能力中派生出權利能力。他認為,權利能力應当是指從事法律上有效的行为的能力。然而,用傳達、代理和機關方面的問題來增加權利能力定義的負擔,很难說是一種妥當的做法。以此方式達到的權利能力的相对化,有害而無益。故應當坚持傳統定義。比如,《民法通則》第9條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第10條規定:“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 因此,無論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權利能力。

公共權力的基本概念?

  所謂公共權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關部門掌握並行使的,用以處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的權力。從本源上講,公共權力來源於人民。公共權力的產生是為了維護社会公共秩序,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公共權力的執行過程實際上就是把權力的執行機制應用到经濟、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之中,進而實现一定的經濟、社會目標。   公共權力是一種特殊的權力形式,它是為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滿足社會需求,處理公共事務而產生的。為了充分发揮公共權力的效用,滿足人類社会的需求,而又能限其於合理的範圍內,有必要從法律的角度理解和認識公共權力。畢竟法律是人類經过長期的生活實踐後才最終选擇的行為模式和社會執行规則。從法律的角度來認識公共權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从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的角度認識公共權力注: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在交流時所使用的權力概念多數是指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的公共權力。   

當事人、關係人、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各自的定義是什麼?

  當事人,是指民事訴訟中以自己的名義要求人民法院保護民事權利或者法律關係、受人民法院裁判約束的起訴方和被訴方。 當事人有狹義當事人和广義當事人之分,狹義當事人僅包括原告和被告。從訴讼中直接對抗的當事人結構来講,當事人也只包括原告和被告。   關係人?還是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一般認為是權益受到行政行為侵害的直接當事人。“法律上利害關係”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与行政行為之間存在的一種因果關係,所以,從合法權益、行政行為及其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這三個維度來探讨“法律上利害關係”的構成是較合乎邏輯的研究進路。   權利能力,亦稱法律人格,指的是法律關係主體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或資格   行為能力是指能夠以自己的行為依法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具有行為能力的人必須首先具有權利能力,但具有權利能力的人不一定都有行為能力。

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關係與區別 ?

  區別:權利能力是指法律赋予主體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务的能力,也就是主體享有权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是作為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前提條件。行為能力是能以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承擔義务的能力。它以自己的意思能力為前提,即判斷行為後果的能力。   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的關係:行為能力是能夠以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承擔義務的能力或者資格。權利能力是自然人享有权利、承擔義務的能力或資格。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体現在行為能力強調是以自己的行為來取得權利,承擔义務。

民事權利能力的概念!?

  民事權利能力的概念   是指法律上民事主體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   對於公民的權利能力是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什麼叫一般權利能力和特殊權利能力 ?

  一般權利,指憲法和民法规定的公民的權利,如:勞动者有休息的權利,選舉權。   特殊權利,在民法中有規定部分人,有特殊權利。   因此,你所說的屬於一般權利。   另沒有也不要加能力這個詞。

名詞解釋; 權利能力是什麼?

  權利能力,亦稱法律人格,指的是法律關係主體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或資格。一般說來,權利能力是指“成為權利和義務載体的能力”,這是從消極方面來理解權利能力的。

職能和職權是不是一個意思?

  職能和職權不是一個意思。   職權是指管理職位所固有的釋出命令和希望命令得到執行的一種權力。   職能 是指人、事物、機構所應有的作用。從人的職能角度講,是指把一定職位的人完成其職務的能力;指事物的職能,一般等同於事物的功能;機構的職能一般包括機構所承擔的僑务、職權、作用等內容。   職能指的是一組知識、技能,行為與態度的組合,能夠幫助提升個人的工作成效,進而帶動企業對經濟的影響力與競爭力。

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區別和聯絡?

  論權利能力的本質   李永軍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博士)   編者提按:學術上有兩種境界可以相映成趣:罔顧左右和趨之若鶩。前者謂我思故我在,我在即我思;後者謂他思故我思,他在即我在。顯然,前者是一种個性存在與發展,後者則是一種共性存在與衍生。按照事物发展的規律,只有獨立的個性存在才是事物發展的深層动因。所以,具有個性的學术思想乃至學術方法對於學术的生長是至關重要的。近些年來,由於學術空間的物化與官化,使得對于學術空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其典型的體現就是對學術“話語權”的爭奪。似乎有了“話語權”就有了學術地盘與地位一樣,而事實上這却是一種非常入世與入俗的弄學之術。當不少人為了人格權能否獨立成編而喋喋不休地爭論,更有人不容別人侵犯其話語權這種“人格權”時,“論權利能力的本質”一文卻不動聲色,心平氣和地罔顧左右而言他,其沉着冷靜,不慌不忙,全無邀功請賞之迫切急躁。文章從权利能力的精神實質和制度設計層面闡释了其原理與功能,進而為理解和判斷有關制度,包括人格權制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據。文章不去人云亦云,但以別開生面雲人之雲,金鼓未鳴,劍未出鞘,既已从容班師回朝。只留下有悟性之“話語權”者對於其人格權的無名反思。   一、权利能力的概念   一般認为,權利能力是指一個人作为法律關係主體的能力,也即作為權利享有者和義務承担者的能力(或稱資格)。〔1〕用通俗的話來說,權利能力是一種權利義務的歸属資格。我認為,用“歸屬资格”來解釋法人的權利能力更符合其創設的本意。權利能力的規範目的在於:一个人是否能夠作為民事主體在民法上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务。因此,權利能力是一個人能夠取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前提與基礎,但不是具體的權利或者義務。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權利能力是從一個人能夠享有權利的角度規定的,而不是從其是否能夠主動取得權利的角度去規定的,故有人認為權利能力的規定是消極的,而有意義的應當是從行為能力中派生出權利能力。〔2〕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法布里齊乌斯(Fabri cius)認為:權利能力是指人或者其他被認可為權利主體的社會組織能有效地為法律行為或者能夠由其受託人、代理人或者機構為此行為的能力。〔3〕德國學者赫爾德甚至更激進地認為:私權的本質在於與權利人的願望相結合,所以,這種權利的主體從法律上講與那些其意志毫無意義的人是不同的。这些無行為能力人不是自身权利的主體,而是一種外在的法律力量的客體。〔4〕德國學者拉伦茨反對說:確定某人具有权利主體資格,意味著將通过行使權利所獲得的利益歸属於權利主體。事實上,有些人即使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他們也是由其他人來行使其權利的。重要的是,這種行使權利的行为是為誰的利益而為的。〔5〕因此,以此種方式來表达權利能力的相對化,有害而無益。〔6〕此種見解,颇值得贊同。   我認為,即使堅持權利能力的傳統概念,也很難說這是一種消極的定義方式。這種所謂積極与消極的劃分,是康德與黑格爾哲學影響的體現,仍然是以“理性———主體———意志”圖式來定義民事主体的表達方式,即一個主體只能是具有理性意志的人,并能夠按照理性來支配自己的所有物、通過契約來設定自己的權利義務,並可因過错而被歸責;而不具有理性的東西只能是客體而非主體。於是,就形成了這樣的推理公式:凡民事主體均可以理性來設立權利義務。故從积極意義上來定義權利能力,即主體資格是合乎理性規则的。而按照這樣的邏輯結构,不具有理性的剛剛出生的嬰兒或者有精神障礙的人就會被排斥在主體之外,使其有可能淪為客體。為避免此種結果的發生,立法者創造出了“法定代理人制度”而將代理人的意志與理性歸屬於這些無理性的人,從而使他們有了理性的合法外衣,也就自然地被當作主體而非客體來對待。但問題恰恰是:代理人的意志何以被合乎邏輯地轉移到被代理人身上?這也正是代理制度難以解釋的問題。故人們只能用“擬製”的理性來解釋之。也就是說,這些人是作為例外而為主體的,即他們之所以是主體而非客體,是因為伦理規則而非理性規則,僅仅是以假定的理性來賦予其合理的外衣。我們不能忘記,自然人在民法上的權利能力的規定是對基本法規定的人的地位在私法上的積極呼应。只要在基本法上被承認是人,那麼,他在民法上就當然具有權利能力而成為主體。至于說他是否能夠或者願意親自去取得或者行使權利則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不能反過來否定其主體地位。沒有主體地位權利能力將變得毫無意義,而行為能力卻是主體是否具有理性的體現。因此,必須區分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這不僅具有規範意義,也具有伦理說明意義。   二、自然人權利能力的特徵   (一)平等性行為能力是理性的體現,而不平等恰恰是人被理性衡量的結果。與行為能力不同,權利能力不分年龄、性別、職業、精神狀況等因素而一律平等。這是憲法上的平等原則在私法上的具體化,也是民法赖以生存的市民社會的本質特徵。人的權利能力的平等是近代私法的重要進步之一,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成果之一。就如有的學者所言:人的權利能力平等在今日被認為理所當然,然而,在當時應該說是西欧歷史中劃時代的重要事件。〔7〕   當然,也有學者對權利能力的平等是否有意義以及具有何種意义提出了質疑:如果一個人不能行使權利,並就權利的客體實現自己的意願,這樣的人就不應當享有權利。〔8〕拉伦茨對此表示反對:給兒童和精神病人以權利能力的意義首先在於由此能夠享有權利与承擔義務;此外,他們實际上也由此具有了人本身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即受尊重的權利以及生命、健康等不受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受實體法的處分,並可以通过代理人替代其取得權利及履行義務。〔9〕但是,拉伦茨同時也提出疑問:如果权利所有人無行為能力,即所有者在法律上不能行使權利,這個權利的“所有”究竟是指什麼?〔10〕因此,他主張:這些人在法律上当然還是享有人的權利,並被認可在具有不完全或者受限制的法律行為能力的同時,具有狹義上的權利能力。〔11〕拉伦茨的所謂“狹義上的權利能力”也是從權利能力與行为能力聯絡的角度來講的,即雖然未成年人可以享有權利能力,但畢竟是通過其代理人行使具體權利,而代理人行使的具體權利範圍要比權利能力人本人行使的权利範圍小。但是,拉伦茨的這種提法是否合適還有商榷的餘地。   與上述德國學者的研究進路多少有些相似,我國學者更多從具体權利義務的享有角度來衡量與質疑權利能力的平等性。有人指出:自然人的權利能力範圍實際上有大有小,如結婚權利能力並非人皆有之。有學者更將權利能力分为一般權利能力與特別權利能力。〔12〕有學者對此批評道:對權利能力作“一般”与“特別”之分,表面看來周到精致,然恰巧不能反映權利能力最重要的本質即權利能力對於人的法律地位之集中表現。質言之,權利能力作為享有權利的資格,其所指僅為享有法律允許享有的一切權利(权利之總和)的資格,正是在此意義上,權利能力與法律人格被視為等同。而享有某種特定的具體權利的資格之有無,則與人格之有無毫无關係。實質上,即便是“享有總和之權利的資格”,与直接表達和體現人之尊嚴、平等及自由的“人格”,仍有角度和價值理念上的不同。但是,鑑於權利能力之概念使用上的習慣,我們無必要另設概念來表達主體享有具體權利的資格。〔13〕   而有的學者正確地指出:對於平等原則應從其法律伦理價值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機械地理解。〔14〕这種思路對於自然人的權利能力非常適用,但難以說明法人的權利能力,因為法人的權利能力是技術產物而非伦理的產物。   應該說,上述學者對權利能力平等原则之不同視角的闡述頗有道理,但我更願意從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權利能力的平等原則。首先,權利能力平等是一種抽象的平等而非具体平等,是一種資格或者說是一種取得權利的可能性的平等,而非具體權利的平等。也就是說,是一種起點平等而非結果平等。由於人的能力不同,因此即使作為平等的起點相同,在具體取得的權利方面肯定是不平等的,就如賽跑的人雖然起點相同而結果不同一樣,這種不平等恰恰才是平等的。上述学者所認為的權利能力有大有小的觀點,恰恰就是混淆了作為取得權利資格的平等与具體取得的權利的平等性之間的差異。其次,實踐中许多對人之行為範圍的限制,是基於某種價值判斷或者国家政策對自然人行為的限制而非對其“權利能力”的限制,也即由於考慮到某種行為的特殊性或者資源有限性,往往要附加一些條件,上述學者举出的所謂“結婚能力”就是著例。人人都有結婚的可能性,但必須達到一定的條件才能變為現實性,如沒有法律禁止結婚的疾病、達到一定年齡等。這應視為對具体行為設定的條件,而非對其權利能力的限制,否則就难以解釋下列矛盾: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而終於死亡,一個人在出生時沒有結婚这種權利能力而以後卻具有了,在死亡前由於變為無行为能力又失去這種權利能力。這顯然是荒謬的。另外,从《法國民法典》第144条、148條及156條的规定看,一個未成年人結婚(法國法規定年滿18週歲为成年,但15週歲可以結婚)要徵得監護人同意,由此可见,結婚等這種具體條件是决定於一個國家的基本政策的,但不能據此認為是對權利能力的限制或者是特殊權利能力。因此,將這種具體权利義務取得或者享有中的限制條件作為衡量權利能力这種取得權利義務的資格是否平等的做法,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15〕另外,对於自然人來說,權利能力是憲法地位在私法上的體現,而實體法是無法處分這種地位的,故無限制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權利能力平等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则是不可動搖的,否則就會借助於所謂實質正義而消滅作為抽象意義上的平等。   (二)自然性   在今天,權利能力因出生的事實而当然取得,不需登記;因死亡的事實而當然消滅,不存在象物權、債權那樣的轉讓与繼承問題,其與人的自然生命同步而不得被剝奪,因此是一種自然權利。   權利能力不得被剝奪是沒有爭议的,但是,權利能力能否被限制?對此有不同觀點。台灣學者王澤鑑認為,權利能力為人之尊嚴的表現,法律雖得加以限制(如礦業權等),但須有正當理由。〔16〕也有人認為,權利能力不受剝奪與限制。〔17〕我同意第二種觀點,因為:(1)如果將權利能力理解為主體地位的標誌,那麼,權利能力就是不可限制的。主體地位如何限制?實際生活中對某人不能取得某種权利的限制,是對其行為的限制而非權利能力的限制。象王澤鑑教授列舉的礦業權问題,我認為不是一個權利能力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對稀缺資源的分配問題,如果以此為例來說明權利能力的限制,那麼將導致不可理解的結果:有些權利只能由法人取得而不能由自然人取得,如電信經營權、建築資質、銀行經營權等,這是否意味著法人的主體地位高於個人?另外,對外國自然人權利的限制問題,在許多國家的民法上都存在,更不能用来作為說明限制自然人權利能力的證據,這恰恰是民法属地法的特徵。(2)在《德國民法典》、《法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這些常常被许多國家用來作為民法立法蓝本的法典中都沒有提到權利能力可以被限制的問題,而德國著名的民法著作中也没有討論這一問題(如卡爾·拉伦茨的《德國民法總論》、迪特爾·梅迪庫斯的《德國民法總論》等),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認為權利能力不得被限制是一個當然的、不需要討論的問題呢?雖然這樣就作出結論說“是”顯得有些武斷,但我還是願意說出这樣一個肯定性的結論。(3)如果權利能力被允許按照實體法限制,一方面將動摇權利能力的憲法基礎,而实體法也不能處分權利能力的憲法基礎;另一方面,民法對權利能力的任意限制會影響權利能力的伦理價值———平等與自由。   (三)不可轉讓性與不可放棄性   權利能力的不可轉讓與不可放棄是基於两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基于法律的伦理性及人文關懷,因為權利能力是一個自然人為主體而非客體的標誌,因此,它与人須臾不可分離。基於此种對人的關懷,法律不允許转讓與拋棄。德國學者拉伦茨指出,不存在有效地放弃權利能力的法律規定。〔18〕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6條也明確規定:權利能力不得拋棄。其二是不存在轉讓的市場,因為權利能力對一個人來說,一個足矣,多餘的沒有意義。   (四)抽象性   權利能力是一個抽象而非具體的東西,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才有偉大的說明意義。在具體生活中,權利能力的真正意義往往被行為能力的具體差異所淡化。   三、權利能力的本质   權利能力是自然法上的概念還是實證法上的概念?是公法上的概念還是私法上的概念?是伦理的體現還是技術的產物?對此,學理上有諸多不同论述,但都缺乏系統的考察。我認為,要認清權利能力的這種本質属性,必須考察權利能力這一概念的產生背景。   通说認為,“權利能力”這一概念是由奧地利民法典首先创造並使用的,〔19〕而在此之前,並無權利能力這一概念,僅有“人格”的稱谓,那麼,“人格”與“權利能力”是否同一涵義?   根據現有的文獻及學者的论述,“人格”這一概念首先是羅馬人在劃分人的身份时使用的概念。在詞源上,“人格”一詞來自拉丁文的“persona”,是指演員演出時扮演的各種角色。〔20〕根據我國著名羅马法學者周?教授的考證,在羅馬法上有關人的三個用语中,“homo”是指生物意義上的人;“caupt”是指權利義務主體,“persona”是指權利义務主體的各種身份。〔21〕一個人必須同時具有自由人、家父與市民三種身份,才能擁有“caupt”,即在市民名冊中擁有一章的資格,才能是羅馬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否則就被視為奴隸或者從屬者或者外邦人。〔22〕   這種考證結論大致是可信的,因为它基本上鍥合了拉丁文“persona”所指稱的“各種演員角色“的原義。另外,我們從英國學者的論述中也可以反證其可信性。英國學者尼古拉斯指出,在罗馬法中,人的地位涉及三方面要素:自由權、市民權與家庭權。人的地位的變化可以根據這三項要素加以分析。羅馬法上的人格還可以減等:最大的人格減等是喪失上述三種權利,即淪為奴隸;中人格減等是喪失市民權與家庭權;最小人格減等是喪失有關家庭的權利。〔23〕“caupt”用來指稱人格。   但是,羅馬法上的人格屢屢被用作製造不平等、把奴隸、外邦人排除在法律主體範围之外的工具,〔24〕以人格標記出法律舞臺上的存在、標記出各種不同的角色与功能,並依據身份將這種角色與功能分配給現實中的人,同時,通過此種角色與功能將現實中的人與活著的物相區分。〔25〕也就是说,自羅馬法開始,就將一项項象徵身份與地位的Caupt(人格)加在個別人而非所有人頭上,以顯示其特殊性,人格平等即法律地位的平等也就無法實現。直到1794年的《普魯士一般邦法》還規定了嚴格的等级地位而非平等人格,規定了貴族、市民與農民之不同的人格,有些東西僅僅貴族能夠獲得和擁有而其他人不得擁有,有些東西市民可以拥有而農民不能擁有。〔26〕在這種情況下,人格的意義就顯得特別突出。   资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用平等替代了等級制,從而使人人平等成為現實,因此,人格的平等就作為一種當然的事實被接受,其意義與價值也就被逐漸忘卻了。就如学者所分析的:經過資產階级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倡導天賦人權、人人平等,根本不需要製作任何表示某種身份或者地位的面具配發給每一個生而自由的人。因此,在《法國民法典》以及早期的各国民法理論中,不存在“人格”的概念。在法國的《人权宣言》裡,人權的主體是人和市民,而非具有所謂“人格”的人。原因就是,當近代各國以其憲法、法律宣称人人平等之後,毫無必要運用一種徒增繁瑣的法律技術再將“人格”賦予每一个人。置言之,作為身份區分工具的“法律人格”在人人平等的社會中,應當毫無使用價值。這正是迄今為止没有一個近代或者現代國家的憲法或者民法將“人格”明文賦予其國民的根本原因。〔27〕到此處為止,我们沒有看到“權利能力”的概念,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權利能力的功能被“人格”(即主體地位)所涵蓋,羅馬法與法國民法典的一個最大的相同點是:法律上的主體都是個人而非團體,羅馬法上沒有團體人格,就如學者所言:在現代法中,一群人可以構成區別於並且平行於其成員個人的法人,但對於罗馬法學家來說,這樣一種群體只不過是一定數量的並且處於一定關係中的個人。只有自然人才擁有權利,法律上的人也必然是自然人。〔28〕而法國民法典上也无團體人格,即只有個人的法律地位而無團體的法律地位。   如果羅馬法與法國民法典這種僅僅承認自然人为主體的狀況持續下去而無团體人格出現的話,大概也就不會有發明“權利能力”这一概念的必要性。恰恰是因為法人等團体的出現,並想在私法上為团體謀求取得權利並承擔義务的地位,就不能依賴基本法,而必須有一個不同於基本法上所規定的人卻又有在私法上擁有權利義務歸屬資格的概念出現。因為,憲法上的主體人格無論如何都不能包含團體。如果翻開包括我國憲法在內的各個主要國家的憲法,其中僅僅規定自然人的主體地位而無法人的主體地位,故團體要獲得私法上的地位就不能依靠憲法的規定,而只能夠在私法上解決。因此,必須构造出一個僅僅在私法上享有如同自然人那樣能夠取得财產權利並承擔財產性義務的主體性資格。正是基於這样的目的,人們創造了“權利能力”這一概念。對此,有學者分析說,《德國民法典》在創制團體人格時,以“權利能力”這一僅具“私法上的主體資格”的含義的概念替代了“人格”的表達,可以同時適用於自然人與法人,從技術上解決了自然人與法人在同一民事主體制度(即所謂“人法”)框架下的共存,滿足了《德國民法典》形式結構的需要。〔29〕   下面我們将要討論的問題是:權利能力源自自然法還是實證法?德国學者梅迪庫斯指出:承認每一個自然人都享有權利能力,是否淵源於同樣也凌駕于《基本法》之上的某種自然法?這是一個法律淵源學说或者法哲學上的問題。〔30〕如果將羅馬法上的人格同德國民法典上的權利能力在相同部分的含義限度內对比的話,羅馬法上的人格显然不是一個自然法上的概念而是一個實證法上的概念,而其規定恰恰是違反自然法的。但是,當人格發展到法國民法典而實現了人格平等時,人格就被認為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法上的概念。《奥地利民法典》第16條規定:“任何人生來就因理性而獲得明確的天賦的權利,故得作為人格而被對待。”学者據此認為,人格是自然法上的權利,能夠取得的權利意指實定法上的權利,所以,此處所承認的法律人格是建立在自然法上與生俱來的權利基礎之上的。〔31〕《法國民法典》沒有規定人格,而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稱: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安全和反抗壓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動搖的權利。由此可見,自法國資產阶級革命後,人格被認為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之上的。我認為,在今天強調人的主体地位的非實證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確立了人的主体地位的神聖性,是人類認识論的巨大進步。自然人的主體地位的基礎是自然法,任何實證法僅僅能夠確認(或者說是體現)這種主體地位,而不能處分自然人主體地位的基礎,以防止國家利用實證法來剝奪人的主體地位,從而製造人的不平等狀态。   及至《德國民法典》創造了“權利能力”的概念,從而將團體也納入到法律主體中之後,權利能力屬于實證法(私法上)的概念当屬無疑。所以,德國學者拉伦茨指出:人之成為人以及与此相適應而生的權利能力是由實證法規定的。〔32〕溫德沙伊德認為:人是因为並只有通過法律授予方具有權利能力。對於所有人的权利能力不存在一個先於法律的、準人類學的論證,權利能力基於實證法。〔33〕而弗盧梅則認為:權利能力是一個先於法律制度所規定的、以自然法為基礎的概念,試圖通過自然法的基礎避免成文法的改變。〔34〕羅爾夫·克尼佩爾對弗盧梅的觀點很不以為然:依據天主教的法律只有被洗禮者才是完整的人;在法西斯時代只有人民同志才享有權利能力;年輕的蘇維埃民法典只賦予那些在法律上權利沒有受到限制的所有公民以權利能力,這表明規定權利能力並非那麼理所當然。市民权利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自然的或者自古就有的,其在歐洲大約不到一百年前僅通過规範方才成立。〔35〕我认為,羅爾夫·克尼佩爾對弗盧梅的反駁缺乏說服力,他混淆了兩個不同的概念:权利能力的規範規定與權利能力的基礎。自然人具有主体地位,該主體地位源於自然法,因此,任何國家都應该在私法上體現這種地位。而有些國家法律沒有體現這种主體地位恰恰是反自然法的,恰恰是應當批判和糾正的。不能把一種錯誤的做法作為證據來使用,就比如說,法律對殺人者處以重罰,而有人殺人後沒有被發現從而未受到刑罰,就能據此認为殺人合法嗎?這種論證方式顯然是錯誤的。我覺得,拉伦茨的話中有一部分,即“人之為人是由實證法規定的”這一論斷是不能接受的,是反人文主義的體現。而他所說的“權利能力源於實證法”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法人之權利能力也包括其中。但不要忘記的是:自然人的權利能力雖然可以說源於實證法,其基礎卻是自然法,即實证法必須賦予自然人權利能力。弗盧梅的話大概就是作这種提醒。   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權利能力是伦理性的產物還是技術性的产物?如果讓我們回到《德国民法典》之前的時代,即权利能力前時代(人格涵蓋权利能力功能的時代),說人格具有伦理性,大概是沒有爭議的。日本學者星野英一分析說:persona一詞具有哲學和神學上的意義,其來源於斯多噶學派,是為顯示具備理性的獨立實體即人而被使用的。在基督教神學上它是作為顯示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靈中的每一位的共同詞語使用的。persona一詞被用於天使也被用於人。這種觀念通用於中世紀,時至近代,在繼承這一傳統的同時,確立了伦理上自由的主體具有承擔责任的能力。因此,人們認为,persona的思想是人文主義的表現。〔36〕奧地利民法典的起草者蔡勒認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決定自己的目的,並具有自發地予以實現的能力時,才被稱為人格。薩維尼堅定地說:所有權利皆因理性的内在於個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法主體這種根源的同一性以如下的定式表现出來:每個人都是權利能力者。〔37〕薩維尼以法人的法律人格並非源於其本质,而堅持擬製理論。他雖然使用了“權利能力”一詞,但他堅持的恰恰是自然人的權利能力源於其自身的本质(理性與伦理性),而法人卻無此特征。   當德國民法典適用了“權利能力”一詞涵蓋了自然人與法人作為同等主體时,權利能力一詞還有伦理性嗎?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與學者都堅稱:權利能力具有伦理性。《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說明書認為:不論現实中的人的個性與意志,承认其權利能力是理性和伦理的一個戒律。〔38〕拉伦茨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能力,因為他在本質上是一个伦理意義上的人。〔39〕从這些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們所說的“權利能力”的伦理性都是在“民法確認了每個自然人都具有平等的人格”這一意義上來強調其伦理性的,都沒有把法人的权利能力考慮進去,是在自然人法律人格這一德國民法典前的意義上適用的。但是,一般籠統地說涵蓋法人主体性的權利能力具有伦理性,實難苟同。有學者正確地分析道:德國民法典在創設團體人格的同時,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人格”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伦理屬性,以“權利能力”这一僅僅具有私法主體資格含義的概念替換了人格的表达,使權利能力明確地“從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來”,可以同時適用於自然人與法人。〔40〕法人法律人格是一種法律技術機制,是一种模式,一種方式,籍此開展各種法律關係,以達到某一集體目的。〔41〕我贊同這種分析,即對於自然人与法人通用的權利能力是一个技術性的表達而無伦理性。   四、權利能力的功能   有人試圖對權利能力的具體功能進行界定,并指出了權利能力的四項功能:(1)享有和行使各種政治權利的能力;(2)進入法律承認並保護的權利能力;(3)取得並享有財產权的能力;(4)請求人格、自由、生命和身體的法律保護的權利。〔42〕這種对權利能力的界定顯然將權利能力看作是主體(而非僅仅是民事主體)。   對權利能力的具體功能的界定涉及邏輯可能性與價值必要性。首先,對權利能力的具體功能的界定在邏輯上是否可能?因為權利能力是一种抽象的、含義廣闊的、開放性的框架,因此從邏輯上说,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窮盡,就比如我們熟悉的所有權的權能一樣,所有權是權利主體以自己的意志對物進行全面支配的權利,而我們將它具體化為“佔有、使用、收益與處分”四項權能,是否已經是“全面支配”?這是有疑問的。故從邏輯上說,不可能用列舉的方式將這种主體地位的具體功能窮盡。其次,從價值上說,權利能力既然是一種可以取得權利承擔義務的資格,那麼任何民事權利都可以取得,也没有必要對其進行具體化。相反,如果將其具體化,就有可能限制了主體的權利能力。   五、法人的權利能力   (一)法人權利能力產生的必要性及理論依據   法人作为民事主體的產生遠遠晚於自然人,由於交易或者特殊使命的需要,法律需要給一個非人以人的私法地位,於是,團體人格產生的必要性由此發端。但是,法人不同於自然人,其無憲法或者自然法的主體地位,其不可能順理成章地象自然人那样獲得私法地位,故必須為其尋找理論依據

智慧財產權的基本概念是什麼?

  一、概念:智慧財產權是指人們就其智力勞動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通常是国家賦予創造者對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時期內享有的專有权或獨佔權(exclusive right)。它主要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标權。   智慧財產權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無形財產權,他的客體是智力成果或者知識产品,是一種無形財產或者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是創造性的智力劳動所創造的勞動成果。它与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一样,都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都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有些重大專利、馳名商標或作品的價值也遠遠高於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   二、特徵:   ⑴智慧財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   ⑵知識产權具備專有性的特點。   ⑶智慧財產權具備時間性的特點。   ⑷智慧財產權具備地域性的特點。   ⑸大部分智慧財產權的獲得需要法定的程式,比如,商標权的獲得需要經過登記註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