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及其作品介紹
代表作《紅高粱》內容摘要：
1987年《紅高粱》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根據此小說改編並參加編劇的電影《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1986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紅高粱》，為莫言的成名之作。書中創造了莫言的文學王國 “高密東北鄉”，透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 《紅高粱》曾榮獲第4屆全國中篇小說獎，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據此改編的電影《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紅高梁》是莫言的成名作之一，是一部宣揚生命個性、讚美生命的中國新時期小說，它曾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並獲得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轟動中外。小說中所描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印象，散發的中國民族魂，無疑使這部作品具有了與以往“尋根小說”所表達的主題的相異性。小說展現出的一系列獨特意象：“顛轎”、“野合”、“敬酒神”等撼人心魄的情景，那方圓百畝隨風搖曳、舒展活潑且情感熱烈的棵棵高梁;那人跡罕至、充滿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那血紅的太陽、血紅的天空與血紅的高梁……所有這一切，都能給我們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代表作《豐乳肥臀》內容摘要:
1996年《豐乳肥臀》獲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
1997年《豐乳肥臀》奪得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獲得高達十萬元人民幣的獎金。該書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同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
莫言的寫作一直是當代中國的重要象徵之一。他通透的感覺、奇異的想象力、旺盛的.創造精神、汪洋恣意的語言天才，以及他對敘事探索的持久熱情，使他的小說成了當代文學變革旅程中的醒目界碑。他從故鄉的原始經驗出發，抵達的是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隱秘腹地。他筆下的歡樂和苦難，說出的是他對民間中國的基本關懷，對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滄桑;他書寫的事物既素樸，又絢麗;他身上有壓抑不住的狂歡精神，也有進入本土生活的堅定決心。這些品質都見證了他的複雜和廣闊。從幾年前的重要作品《檀香刑》到二OO三年度出版的《四十一炮》和《豐乳肥臀》(增補本)，莫言依舊在尋求變化，依舊在創造獨立而輝煌的生存景象，他的努力，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整體面貌。
《豐乳肥臀》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性”大書，是莫言進行民間史詩性書寫的成功試驗。作家傾情把母親描繪成一位承載苦難的民間女神，或者就是聖母瑪利亞的化身。但命運多舛，她生養的眾多女兒構成的龐大家族與20世紀中國的各種社會政治勢力和民間組織以及癲狂歲月下的官方權力話語發生了枝枝、藕斷絲連的聯絡，並不可抗拒的被裹挾捲入20世紀中國的政治歷史舞臺，而這些形態各異的力量之間的角逐、爭奪和?殺是在自己的家庭展開的，造成了母親獨自承受和消解苦難的現實：兵匪、戰亂、流離顛簸、親人死亡以及對單傳的廢人式兒子的擔心、焦慮，而她在癲狂年代用胃袋偷磨坊食物的行為更是鳥兒吐的深情……母親是一種意象符號，是對他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同時也涵蓋了“作為老百姓的寫作”的莫言對民間苦難及其承受者的愛戴、同情和關懷。
代表作《蛙》內容摘要：
2011年8月，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蛙》是莫言醞釀十餘年、筆耕四載、三易其稿、潛心打造的一部觸及國人靈魂最痛處的長篇力作。
小說由劇作家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四封長信和一部話劇構成，講述了姑姑——一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人生經歷，在用生動感人的細節展示鄉土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時，毫不留情地剖了當代知識分子卑微的靈魂。
與莫言以往小說更注重歷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歷史現實的書寫，主要講述的是鄉村醫生 “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親是八路軍的軍醫，在膠東一帶名氣很大。 “姑姑”繼承衣缽，開始在鄉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孃婆”們在婦女們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個又一個嬰兒。“姑姑”接生的嬰兒遍佈高密東北鄉，可喪生於“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嬰兒也遍佈高密東北鄉。姑姑一面行醫，一面帶領著自己的徒弟們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讓已經生育的男人結紮，讓已經生育的懷孕婦女流產，成了“姑姑”的兩件大事。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鉅而複雜的歷史過程。
《蛙》是一部對中國當代鄉村的現實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徵著什麼呢?那些不斷鳴叫、有著旺盛的殖能力卻又是如此“低賤平常”的生物，承載著莫言的深刻思考。在這些思考的背後，則是對中國現代性命運的深切憂慮和反思——這也是莫言小說的一貫主題。小說的題材有著獨特意義和相當的敏感性。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在中國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為人口是一個國家走向榮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後發展現代國家實現艱難的現代轉型的無奈但必要之舉。生育，是人的基本權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實現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曾經的半工業化的農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上從“人權”角度而來的種種責難與批評，而在此國策的具體執行過程中更是由於文化、傳統、倫理、政治、權力、金錢等各種因素而變得異常複雜。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中，計劃生育一方面被作為中國現代化程序的“進步事業”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則成為90年代以來主旋律鄉土文學突出鄉村基層政治尷尬現狀和困境的點綴性情節。於是，被不理解、不支援的農村群眾攆得到處跑的“鄉鎮幹部”形象，就在幾分黑色幽默的喜劇色彩中，將計劃生育政策與人性的****輕鬆地嫁接為“分享艱難”的主旋律闡釋。莫言的《蛙》顯然不想漫畫化、戲劇性地處理這個題材，也並不是要理論性地探討、評判計劃生育本身的功過是非，而是要把計劃生育處理成一個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來表現其對中國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靈魂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