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說與中外文學的關係
老舍在英國期間，他開始創作生涯，並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國文學的影響。
一、老舍小說與中國古典文學
老舍讀過像《儒林外史》這樣的中國古典小說，但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風格和語言並未引起他的興趣，因此，他創作小說的時候，對中國傳統小說的藝術經驗並不看重，也很少借鑑。
可以說，老舍的小說與中國古代小說的關係不是很密切。
但是，他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尤其自小深受滿族生活習慣的影響，有意無意的還是在作品中流露出他的民族歸屬意識。例如，名作《四世同堂》中的小文即具有典型的滿族的特質，他是“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降生在一座有花園亭榭的大宅子中的。”“假若他早生三二十年，他一定會承襲上一等侯爵，而坐著八人大轎去見皇上。”“不幸，他生在民國建國的第一天。”“他極聰明，除了因與書籍不十分接近而識字不多外對什麼遊戲玩耍他都一看就成了專家。在八歲的時候，他已會唱好幾出整本的老生戲，而且腔調韻味極像譚叫天的。十歲時他已經會彈琵琶，拉胡琴――胡琴拉得特別的好。”小文的身世經歷和多才多藝都很像當時的滿族人。
受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老舍有意識的隱瞞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仔細觀察完全可以發現他的筆下其實有不少“隱性滿族人”――人物雖未明言族屬，但我們從其籍貫、言行、氣質等多個角度都能發現他們具有極其典型的滿族人特徵。《離婚》中，丁二爺就很像滿族人，在張大嫂眼裡他是“廢物”，當時滿族人失去政權以後不能自食其力，被稱為“廢物”;其次，他酷愛“遛鳥”，這在滿族人中十分流行。
還有他小說中的“京味”，也是北京文化影響的結果。
總體上說，老舍受到的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較少，他主要受載外國文學的影響較多。
二、老舍小說與外國文學
老舍在英國期間，閱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其中對老舍產生深刻影響的主要有：但丁、契訶夫、狄更斯以及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總結起來，老舍主要在以下四方面接受外國文學的影響：
(一)取材的特點
老舍的小說主要描寫現實生活中的“小人物”，透過對小人物的刻畫。達到批判現實世界的目的。這與老舍青睞契訶夫，傾心於狄更斯是分不開的。
狄更斯嘲笑現實社會中的各種人，他的小說給讀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形態各異、生動逼真的人物。老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是遵循了狄更斯的“大變形”原則：外表醜陋、言行滑稽、心靈卑鄙。
狄更斯這樣描寫《匹克威克外傳》中的瘦紳士：“機靈的小黑眼睛不斷地在好事的小鼻子兩邊溜著，像是跟鼻子在玩著永久的。捉迷藏’的遊戲。”老舍有意摹仿，在《老張的哲學》中，這樣描寫老張的相貌：“紅紅的一張臉，微點著幾粒黑痣，按《麻衣相法》主多才多藝。兩道眉毛連成一氣黑叢叢遮著兩個小豬眼睛。一隻短而粗的鼻子，鼻孔微微向上掀著，好似柳條上倒掛的名蟬。一張薄嘴，下嘴唇向上翻著，以便包著年久失修漸形垂落的大門牙，因此不留神看，最容易錯認成一個夾餡燒餅。”這樣的描寫在老舍多部小說中均有體現，可見老舍深受狄更斯的影響。
另一位對老舍產生深刻影響的擅長寫形形色色小人物契科夫。老舍不喜歡莎士比亞筆下的王公貴族，傾向於描寫普通的“小人物”，在他們身上，我們分明可以看到契訶夫的影響。如《離婚》中老張、老李，在這兩人身上，我們能體味到契訶夫所描寫的小市民的庸人氣。
(二)溫和的人生態度
老舍深受母親的影響，養成了溫和的人生態度，他有兩條做人的道理：一是大難中挺身而出;一是寧願自己吃虧，也不叫別人為難。這樣的人生態度必然影響其小說創作。他沒有魯迅深刻，不像郭沫若那樣激烈，也不像茅盾具有鮮明而強烈的社會使命感，也迥異於巴金的熱情，他批判他的人物，但“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這也與其所受的狄更斯等人的人道主義的`溫情態度有關。
狄更斯本著人道主義原則進行創作，作品體現了對下層人民的關懷和同情，但是常常一方面揭露社會的矛盾，另一方面又進行調和，以“善”與“惡”的道德說教來解決階級鬥爭的矛盾。如《尼古拉斯・尼克貝爾》和《奧列佛・退斯特》，就是如此。小說前半寫統治者與流浪兒的矛盾，結尾卻讓這本難調和的矛盾，在所謂有正義感的紳士的幫助下解決了，甚至，法庭、警察也站在了流浪兒一邊，於是，來了一個大團圓。
老舍同樣堅持了這一創作傾向。他一方面在小說中無畏地直面社會的病態，另一方面又常常將不可調和的矛盾，特別是對立的上層人與下層人的矛盾，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矛盾，納入“善”與“惡”的抽象的道德範疇之中;他一方面真實地揭示了舊制度必然滅亡的事實，一方面又開出改良的藥方。
在《老張的哲學》中，被賣身的姑娘李靜和被捆綁的青年王爾德最後被德高望重的孫守備救下，從而解決了矛盾;《四世同堂》中的惡棍、漢奸大赤包等的滅亡，也不是人民力量作用的結果，而是應驗了“惡有惡報”的無形的道德戒律，最後被他們投靠的主子日本人處決。
這些都是外國小說家的人生態度影響老舍及其小說的證據。
(三)批判的傾向性
老舍從但丁、契訶夫、狄更斯的作品中，獲得了一個信念：批判。但丁、契訶夫、狄更斯的作品都猛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歐洲中世紀資本主義的黑暗。老舍也一脈相承，在自己的小說中嶄露了批判的鋒芒。
老舍批判的物件是封建主義，批判的方式是透過對市民心態的諷刺來實現對封建主義的批判，《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日》揭示的是在東西方文明的相互撞擊下，國民性弱點的嚴重性與複雜性;《貓城記》表面寫貓人的醜惡行徑，其實是對民族劣根性的揭露;《二馬》的創作動機更明確，旨在“比較中英兩國國民性的不同”，老馬所代表的老一輩中國人，其特點就是“出窩老”、“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老舍在這些作品中，對市民心態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揭露，達到了批判的目的。
(四)諷刺、幽默的風格
老舍在現代文學史上以其幽默的筆調，批判諷刺的主題而著稱。他的這種風格的形成。與其受到的英國文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學有必然的聯絡，尤其是他的早期小說創作，更是受益頗深。老舍始終認為幽默是一種心態，“一種一視同仁的好笑的心態”，一種並不只笑別人，也能發現自己的缺點從而笑自己的心態，基於此才能做到“和顏悅色、心寬氣朗”。
首先，影響老舍小說諷刺、幽默風格的是古希臘的喜劇，尤其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劇。老舍讀古希臘的喜劇，“看到了那最活潑而又最悲鬱的希臘人的理智與感情的衝突，和文藝形式與內容的調諧”。老舍此後的創作，多有阿里斯托芬的影子，正如他自己所說“像阿比累(即阿里斯托芬)那樣要笑就笑個痛快，要說什麼就說什麼”。
之後，老舍讀了契科夫和狄更斯的小說，這些作品，大大地強化了老舍作品現實主義的力度和老舍的藝術趣味：注目下層人生，笑就笑個痛快。
將《老張的哲學》與《匹克威克外傳》進行簡單地比較，就不難發現，首先，兩者人物均很滑稽，老張卑瑣、可惡的德行、心態與《匹克威克外傳》中的匹克威克一脈相承，都具有既可意會，又可言說的滑稽味;其次，語言十分幽默，“為笑而笑”。正如老舍所說的“在談笑中。道出深刻的道理，叫幽默的語言發出智慧與真理的火花來。”
當然，老舍先生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不僅侷限於這些，老舍接受外國文學的基本路向是：從“單一”地接受某一位外國作家的影響，走向綜合地汲取眾多外國作家，包括威爾斯、康拉德、福樓拜等現實主義作家作品的營養。
總之，老舍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師，自覺並且直接的接受了外國文學的影響，而且他的小說也融合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因此獲得了具有鮮明的民族色彩的審美。